“人民医生为人民”是我行医的宗旨
胡其桐口述　王连杰整理

　　我原籍浙江江山，1923年生人，1947年毕业于山西医学院，至今40多年来，一直从事内科临床治疗工作。任过主治医师、主任医师、科主任、副院长等职，还在农村接受过八年的“劳动改造”。

“为人民”是我们的宗旨

　　我任职的第一家医院是北京市第三医院，在该院任住院医、总住院医5年。1952年，奉卫生部之命，调人刚刚建成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1959年苏方撕毁合同，撒走专家后，改名为“北京友谊医院”），任胸内科主治医师。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一家医院，不仅规模宏大，设备先进，而且管理也很正规，堪称全国一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办好这家医院十分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为医院题了词，对办好医院作了明确指示。全院有苏联专家200多人，中国医护人员400多人，我是从全国选调的8名年轻骨干之一。中方院长是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同志。她早年毕业于东南医科大学，后又留学苏联，参加过延安整风，常年跟随中央领导机关转战南北；解放后当过哈尔滨市医院院长。她对领导意图了解得很清楚，对人民群众感情很深。医院开业时，她郑重提出：我们的医院是为人民开办的医院，我们医生是人民的医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健康，“人民医生为人民”是我们的宗旨。在实际工作中，不仅狠抓医院的医疗质量，还担起了医院附近一大片居民的保健工作，如按时注射防疫针、小儿肺结核的检查和预防口腔病的检查和治疗、妇科的防癌检查和治疗等等。不久，又在郊区的良乡建立了几十张简易病床，专门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并无偿为该县培训了一批年轻医务人员。这些做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因此，医院曾多次被评为红旗单位，院长朱仲丽被评为先进，还当选为人大代表。
　　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我牢记“人民医生为人民”这一宗旨，光想为群众多做点贡献。当时，针对全国结核病发病率高、流行面广，对人民健康危害大的情况，于1956年志愿到新建的、隶属于本院领导的北京大型结核病医院，专攻结核病学，从事基础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先后在协和医院细菌学教授谢少文、王风莲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了结核菌抗原、抗体的研究。利用结核菌的液体和固体培养，进行中药黄连素、白芨等对结核菌的抑菌和杀菌作用的试验，为中药治疗结核病提供了科学依据，遂写成专论向全国介绍。同时，根据红血球凝集试验方法，利用结核性胸水、腹水2000例作为已知抗体，测定结核性脑膜炎病人脑脊髓液存在的抗原，达到更早期诊断结核性脑膜炎的目的。这项研究成果，当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又写成《肺结核各类型的临床诊断》的论文，一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
　　这期间，还担任过卫生部主办的全国各省市内科主治医师进修班的讲课和临床实习指导。在担任这期进修班讲课的十余名专家教授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主治医师。
　　正当我勇猛精进的时候，政治运动就来了。

人民群众可亲可爱

　　1957年，我被错划成右派，“文革”期间被抄家，我也于1969年被下放到河北平乡县北李庄进行“劳动改造”。
　　进村前，县里领导向我们训话：只许好好劳动，不得乱说乱动。当时是秋末，乡亲们正“人畜齐上，突击种麦”。我的任务就是和社员们一起拉耠子，一天到晚，累得头懵眼黑。自己不会傲饭，就在社员家里吃，乡亲们看我可怜，总是拣最好的让我吃。天冷了，一位大娘给我做了一件新花棉袄，又借给我过冬棉被。第二年，爱人和4岁的儿子也来到乡下，乡亲们给吃给穿，还借给纺花车教她纺线、织布。不久，我父亲患脑血栓，瘫疾在床，家里无人照料，也接到乡下，乡亲们轮流帮着服侍。父亲病故，五个弟、妹全来，赶上下雨，天冷路滑，乡亲们又拿来棉衣、雨衣、雨伞、胶鞋等。大伙和我们商量着顺利办完了丧事，不仅没吃我一顿饭，还替我招待了外来的弟、妹们。乡亲们诚恳相侍，热情相帮，深深感动了我这个外来人。
　　一天，我到王庆彬大爷家吃饭，又是做得我最爱吃的玉米窝头、小米粥，还妙了菜。他却端着两只胳膊在呻吟。我忙问何故，大爷说，四肢一用力，关节就痛得厉害，公社医院、县医院，还有省、地来的医疗队，都治不好，已有半年不能干活了……我听着他的述说，看着他那痛苦的神态，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正是这些父老乡亲们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又节衣缩食，完成粮棉征购任务，才保证了我们城里人有商品粮可吃，有供应棉可用吗？如今，作为一名医生，我怎能眼看着他们有病，不去管呢！我本能地检查了一下说：“你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大爷“啊”了一声，惊奇地说“你是医生？能治好我的病？”我说：“除根有困难，不过能让你不再痛。”“干活也不痛？”“对！”于是，让他买了一大瓶纯“阿斯匹林”片，发觉要痛时就一次服4片。大爷用药后，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这是我进村后第一次违犯“规定”偷着给群众看病，可经他一暴露，村里人很快都知道我是医生了，纷纷找我治病。尽管专政机关卡得很严，最终还是顶不住群众的强烈要求、准许我在专人“监督”下为群众治病。那时治病的手段不能再简单了，只有一个听诊器，还是借的。全凭眼看、口问、用手敲摸，不过一般效果都还不错。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见我并无“越规”行为，“监督”也不太紧了，而且还背着上级让我参加了“合作医疗”小组，专门为群众治病。
　　一次，任县一位患者来就诊，他说：“好长时间了，光心慌，不知咋回事。”我一看他面部消瘦，两眼突出，便让他两脚并立站直，两臂向前平伸，掌心向下伸展。发现他手指颐抖不止，即请他坐下。他问这是什么病，我说：“这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简称甲亢。”遂开了几种药让他常吃。那人接过处方一看，不禁连连恭手：“怪不得都请你看病，我算服了。从去年到现在，我一连跑了几个月，县、地、省，又到北京好多家医院，经过生化、扫描、吸碘率等多项检查，才确诊为甲亢，谁知你一不用仪器，二不用化脸．这么一看，就给确诊了，而且开的药与北京大医院开的完全一样，真是神医啊！”其实．这有什么神秘呢？他身体消瘦，两眼“突出”，两手伸展手指就颤抖，这些“甲亢”的特征一看就很明显。还有一些病，已到了中后期，其表现特征早就十分突出了，当然一看就能确诊。一般的病，单凭“望、闻、摸、击”，也能断出个八九不离十。这都是从前所学理论和多年实践经验中积累的结果，只不过经人一传播，一渲染就神了。说什么：“老胡看病可准哩。”“他的眼能看到身体里面去。”“他手上有试病石，一摸就知道啥病。”等等。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不仅附近村庄，连任县、南和、广宗、巨鹿等邻县的一些人也慕名找我看病。还有一些人，已经病危，还硬要找我看看：“还有救没有？”“还能活多长时间？”“……”。
　　人们还发现我治病有些与当地医生不同，说我“怪”。一是用的药“怪”，往往当地买不到，为此我经常写信让北京、上海的亲友代买寄回。二是用药量“怪”，有时小得可怜，有时大的惊人。其实，这样做决非故弄玄虚，乱出怪招．因为一种病往往有几种方法和药物可治，我总是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用疗效最好、又最经济的一种。
　　一次，豆庄一位患者双手捂着肚子，满头大汗淋漓来就诊，呻吟着说：“我肚子痛好几天了，吃啥药也不见效。快给我想想法儿吧！”。他儿子也说：“啥药管事用啥药，花多少钱都不要紧。”我边听，边检查，最后说：“你这是胆道蛔虫闹的，没有特效药，回去打半斤醋喝下去，试试吧。”父子俩似信非信，我说：“先试试，不好再来。”第二天，他儿子来了，高兴地说：“我爸爸喝醋后，果然好了，你这法真神。”其实这个方法是不久前才从当地一位老中医那里学来的。
　　本村王俊学的女儿患败血症，生命垂危，急需抢救，我处方每次注射青霉素800万单位。负责注射的赤脚医生觉得玄乎，他想，县医院最大用量也不过80万单位，……竟自作主张，只用了五分之一。次日我一看，病情继续恶化，查明原因后，竟忘记了自己还在被“改造”，当场大发脾气，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我说：“这样做，完全是根据抢救需耍而定的，决不是胡来。”立即按我开的药量作了注、输，结果第二天病情稳定，三日后转危为安。当然也有些疑难病，自己无法确诊，就推荐到地市或省医院，甚至陪同到北京请专家教授治疗。
　　我在这个贫困的小村一直“改造”了八年。这期间治愈了不少病人，也向当地老中医和老百姓学了不少偏方验方，进一步丰富了我的临床经验，更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不称我“胡医生”或“胡大夫”，都亲切地叫我“老胡”。

一辈子不离开人民群众

　　“文革”这场人间灾难终于过去，但“落实政策”还未开始。1978年秋，新建的邢台矿务局总医院正准备开诊，党委书记兼院长孙学武同志找到村里对我说：“我院决定请你当内科主任，爱人安排工作，孩子进城上学，你的右派问题，文革中的问题，由组织上给你落实……”当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经孙院长再三说明，我被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1978年11月17日，我结束了“劳动改造”的生涯，当上了邢台矿务局总医院的内科主任。1983年又任副院长。以后还晋升为副主任医，被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兼）、九三学社邢台市主委。
　　职务晋升，权力增大，待遇提高，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好事，我却觉得这是压力、负担。因为治病是医生的天职。如今行政事务性工作，加上开会、考察、参观、接待等等，缠得我常常一连几天进不了病房，看不了门诊，见不到病人。尤其农村患者，百十里路跑来了，却找不到医生，多有怨声，为此我也深感苦恼。于是经过多次申请，终于辞去了副院长职务，为乡亲们治病的机会又多起来。
　　说来也巧，1979年初，我刚到医院任职不久．北京原单位来人为我“文革”中的问题平反，补发工资，补偿抄家损失；接着又给我纠正错划右派，让我回京，恢复工作。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人们议论纷纷：受苦8年，蒙冤20多年，这回可有了出头之日，我心里更不平静。思前想后，反复琢磨了好几天，我家已在北京生活了三代，自己生长在北京，又在北京工作多年，那里不仅有自己的房产，还有两个弟弟，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北京工工作……。可又想，我的工作是现单位领导冒着风险为我安排的，我还未作出贡献就趁机回京，岂不冷了他们的心？再说，我在平乡农村生活了8年，与那里的父老乡亲建立了深厚感情，他们听说给我落实政策，纷纷找来说：“老胡你不能走啊！”说心里话，我也真舍不得离开他们……。于是毅然决定留在邢台。
　　1987年末，我要退休了，不少人登门找我联合办医院或聘我当坐堂医生，都是条件优越，待遇丰厚．却全被我谢绝了。既不回京，又不应聘，想干啥呢？仍回我的第二故乡－－平乡北李庄开办“康复门诊”，继续为乡亲们治病。
　　这次开门诊与十年前的“合作医疗”不同，是星期日门诊，一周只有一天。这就要讲一个“信”字，必须千方百计保证每个星期天开诊，不能让患者白跑路。所以，从开诊那天起，每个星期天一早，我就乘长途汽车，到北李庄为乡亲们治病。有一次出差北京，直到星期六下午才把事办完，我想，明天还得看门诊，不能失信于民。于是便乘夜车返邢，到达时已是星期天的清晨了。我没顾上回家，也没去吃饭，就直接登上东去的长途汽车，按时赶到了北李庄。
　　每个星期天，前来就诊者都很多，常常从早8点一直到下午一、两点，甚至三、四点，才能看完。我都坚持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才去吃饭，这是我的习惯，也是传统。病人还饿着肚子等着，自己那能丢下病人去吃饭呢！有的病症，当时无法确诊，便约他们到邢台去作进一步检查治疗。
　　回首这40多年来，感触颇多。与群众接触时间越长，越觉得人民群众勤劳勇敢，正直无私，可亲、可爱、可敬；接触越广，越深知他们还有困难，尤其是缺医少药，需要我们帮助解决；实践越多，越理解“人民医生为人民”这一宗旨的伟大、正确．我决心一辈子不离开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