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家父李乃午献身卫生事业片断
李　东　川
　

　　我父李乃午是新中国成立后，邢台市第一医院技术院长。父亲自16岁从医之后，在祖国的卫生事业上辛勤耕耘了五十多个春秋，于1988年去世。在50余年的行医生涯中，曾以精湛的技术、极端负责的精神，拯救了数千计危难病人的生命。他呕心沥血、蝉精竭虑、鞠躬尽瘁为邢台市医院的创建和发展，为邢台市卫生事业的进步和提高做出了贡献。

少年志阔——他要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915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父亲出生在河北巨鹿县闫家桥村一家农舍。祖上世代为农，至祖父时，家道中衰，常以糠莱半年粮度日。祖父李新德除耕种十几亩薄地外，还要趁农闲季节替人赶大车，藉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父亲自幼聪颖好学，细奋刻苦，祖父母便勒紧腰带，供其读书。至十岁县立完小学毕业后，家乡一带闹瘟疫，一些亲友被疾病夺去生命，父亲目睹这一切，立志要当一名医生为乡民解难。这时正巧基督教会举办医护学校，便迫不及待地去报考。

倍经艰辛——他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医师

　　旧社会投师学医谈何容易？当时，教会医院规定，凡到此学医者，须进行两年以上的文化补习，待学习成绩合格方可入医护学校，此外，还要履行教会的洗礼。于是在1931年春天，父亲经本村基督教牧师杨俊杰先生保举，正式进入顺德府宏道书院学习。
　　民国时期，世面十分棍乱，战祸不断，盗匪四起。起初，祖父母对父亲外出求学坚决反对，除担心安全外，他们还俗守着“父母在不远游”古训，认为父亲背井离乡是大逆不道，谁知父亲意决志坚，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孤身一人偷偷出走。那时候，巨鹿到邢台的交通很不便，往返一次十分艰辛。穷人家都是徒步往返，一半路程都是在泥水中淌行，倘若再遇土匪打劫，更是苦不堪言。 倍经艰辛的父亲，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在宏道书院两年学习中，十分刻苦，听课作业没有丝毫的厌倦和怠慢。两年后，他以全班第1名的优异成绩正式考人福音医院医护学校就读。
　　邢台福音医院．是庚子年后，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一家西医综合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结核病科。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医学博士安伯林、张子桌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在洋人医院里做事，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医护学校学制四年，四年中院方只免费提供饭食，而衣宿自理。有一年，我大爷路过邢台见父亲寒冬腊月仍穿着单衣单鞋，十分疼怜，临走前．将白己身穿的一件破棉袄和几块洋钱留下，才使我父免受冻饿之苦。我父艰苦学习四年之后，毕业留院做了帮医。从此开始有了收入，但薪水低微，不足以养家糊口。洋大夫一般不通中国话，和他们在一块工作须用英语对答，如稍有不周便遭喝斥。另外，洋人对技术也是十分保守的，中国人只有做下手，诸如：打针、换药、扫地、拖地板、值夜班、出外诊都有中国人包揽。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以顽强的学习精神，抓住一切机会虚心学习医术。他在福音医院学习工作十余年，受益非浅，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地学习了西医内科、外科等医术，为以后的从医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鞠躬尽瘁——他默默地为人民奉献

　　邢台市医院成立于1956年，由邢台市卫生院及同仁、健康、庞赞襄、庄集、杰三五个诊所（其中同仁、健康为联合诊所，其余为私人诊所）合并而来。当时，我父任同仁诊所所长，市医院成立后，出任技术院长。
　　五十年代初，父亲刚刚进入不惑之年，这一时期父亲精力体力最为旺盛时期，医疗技术日臻成熟，他满怀翻身做主人后的喜悦之情，踌躇满志地投人到紧张的工作中来，把一技之长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卫生事业。
　　市医院初建时，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一时很难应付患者的需要。父亲便身体力行，同大家投人勤俭办院的活动中去，亲自带领大家改造房舍，修复设备，并带头捐献医疗器械，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没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使医院床位由初建时的12张，迅速扩大到50张，此事河北日报曾在头版专门予以报道。以后，父亲亲自主持引进了我市第一台X光机，第一部救护车，医院也三移，规模逐步扩大。
　　父亲主持医院的业务工作，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作风严谨一丝不荀。他常对大家讲“医院、医院，一脚医院、一脚法院，医务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粗心。”平时，他最讨厌那种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人，反对利用“听诊器”、“手术刀”，拉关系走后门，凡遇到有损医风医德的事，他都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六十年代初期，我市一些工矿企业和农村常常发生工伤事故和食物中毒事件，每遇到这种情况，父亲都是亲自带队出诊，坚持在现场指挥抢救。1963年我市发洪水，市郊东南方一带传染病流行严重，父亲则不顾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眩，亲自带领医护人员走街串乡为群众治病服务，受到市政府的通报表彰。1966年，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强烈地震。半夜时，父亲接到上级指示，立即组队赶赴“震中”抗震救灾。我们老家巨鹿县闫家桥距震中仅有十几里，家中亲人安危如何，时刻牵挂在父亲心头，然而紧张的抢救工作，神圣的职责，使其一步没离开现场，为此中央慰问团对邢台市卫生队给予很高评价。
　　1957年，党和政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我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亲自主办中西医知识讲座，为广大医护人员讲授西医内科、儿科知识，并且带头学习中医技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如今，经父亲亲手培训的医护人员遍及我市各大小医院，成为推动我市医疗卫生事业的中坚力量。
　　“文革”以前，父亲虽然担负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不忘一个普通医生的职责，千方百计抓时间为人民群众诊病治病．他积累了几十年临床经脸，在内科、儿科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特别在诊治多发病、常见病及疑难大症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治愈率较高。因此，他在人民群众中颇负盛名，前来拢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常常是在医院里围满了人，在家里又等着一批。对来者，他从不以地位尊微而另眼相待，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出诊。

公仆心——他为后人留下闪光的丰采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给予父亲很高的地位和荣誉，他先后当选为我市历届人大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委员、常委和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以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革”前，父亲负责历年的征兵全检工作，经其手选送的解放军战士成千上万，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十几年中，未发生一起退兵事故，多次受到省市兵役局的表彰。在验兵过程中，有些身体不合格的人都想打通体检的关节，走我父的后门。对于登门求情者，父亲那是用一句话回答：“够条件的就走，不够条件的想走也走不了。” 1975年，我六弟想当兵走，请父亲出面，找熟人通融通融，但父亲拒绝了。他说：“那有当兵走后门的道理，你够条件就走，走不了就是不够条件，个人瞎跑个啥！”事后有些好心的同志埋怨我父说：”你亲手送走那么多兵轮到送自己的孩子，做什么难，提前打个招呼不就成了。”父亲笑着说：“正因为我送的兵多了，我才知道什么条件才能走，什么条件不能走。”
　　1982年后，父亲患脑血栓后遗症瘫痪在床，每逢过年过节，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到家里探望他。这时有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劝告父亲要趁机向领导提点要求，改善改善生活条件，但父亲没这样傲，他觉得自己对党对人民做的事大少、太少了，个人没权利向组织伸手要待遇。
　　“文革”期间，父亲象其它知识分子一样，遭受到令人发指的非人折磨，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忠诚。1968年秋天，父亲从“牛棚”里出来，我们一家人看到其遍体鳞伤的样子，都经不住泪如雨注。但父亲强打精神，告诉我们全家：“共产党向来对我恩重如山，我们不能因此事而产生对党不信的思想。”
　　“文革”后期，父亲背着行政降五级的处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那个法制被践踏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医院的造反派从政治上找不到父亲的毛病，便以一个本来不是事故的事故为借口，将父亲处理，企图将其一棍子打死。消息一经传出，社会舆论哗然，许多与父亲素昧平生的同志气愤不过，纷纷找造反派评理。原市委副书记张文波同志听说后，拍案而起，他说：“这那是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历来主张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文教卫生系统对李乃午同志处理是不公平的。”尽管当时张文波同志处境也十分困难，但他坚持找到文教卫生系统支左的头头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张文波和其它一些老同志的干预下，原来对我父亲的处分很快被撤销。
　　1988年3月27日凌晨，父亲的心脏停正了跳动。我市许多党政干部、工人、农民成群结队的来向父亲遗体告别。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默默奉献的一生，他的风采永远驻人间，万古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