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王及其一家的杂技生涯
王茂林口述　靳　文整理

　　你问百鸟王吗？那是我的家父。他的真名叫王盛和，他一生从事杂技艺术，走南闯北，练就一身硬功夫，褚如钻地圈、翻跟斗、骑高车、变魔术，样样都行。要说他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口技，学起百灵鸟来，那才叫绝哩，其清脆婉转简直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艺名名－－百鸟王。
　　若问他的技艺是跟谁学的，这就难一下子说清了，因为他自小聪明好学，到处拜师访友，不管是谁，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登他就登门求教，所以他的师傅多得数不清。不过，他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祖父王东清。
　　我家原籍是杂技之乡－－河北吴桥县郭家庵村。过去，这一带地皮薄，单靠农业顾不住生活，农闲季节，村里人多外出习武卖艺，玩杂技挣钱糊口。听我父亲说，我祖父王东请是个在业余京剧团唱武生的演员。后来因政局混乱，剧团解散，祖父决定靠他在舞台上练就的武艺功底，改行搞杂技。祖父的脾气很倔，他认定的目标就一条道儿走到黑，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为带领全家老小练好杂技，他一股脑地把家中的几亩地全卖了，用换来的钱买米粮，每天关起门来教全家人练功，一练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除出门购买粮菜外，参加练功的人谁都不准迈出门槛。功夫不负苦心人，三年过去，无论是我的父亲、母亲，还是年纪尚小的姐姐，都练成一套过硬的杂技本领。
　　1909年，当地干杂技生意的大财主孙富有，招兵买马，组班下南洋演杂技。报名的人很多，我祖父和父亲被选中了。从此，便搭班下了南洋。先后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巡回演出。我父亲王盛和那会儿正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又有一身高超的杂技功夫，所以很快便成了这个班子中的佼佼者。他翻跟斗速度极快，翻起来像小旋风似的，一气能翻30多个，“串前坡”（向前翻眼斗）能一连翻七、人个，扎头旋子，一口气能旋40多个，打十几个圈子。他表演关公劈刀中的马童时，功夫更是不凡，屡得观众喝彩。
　　在南洋闯荡了三年时间，功夫又有长进，只可异从南洋回国后，在武汉演出时，因跳大板翻跟斗不小心，把腰摔伤。从此之后，再不敢出远门演出了，只好常年呆在家乡撂地摊，逢集过会就和本乡的其他人临时搭班子。
　　因为在家乡难于糊口，父亲的腰伤痊愈后，便带着全家人去闯关东，在东北的沈阳、长春一带一混又是十多年。那年头，关内人去那里逃难谋生的很多。我父在关东每日带着全家老小撂地摊卖艺，挣儿个钱买米糊口。在这期间，他先后结识了杂技同行张增才、张寿臣、梅松柏、肖天一等杂技高手。他们都是常在东北闯荡的老艺人，每人都有一两手绝活儿。我父亲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学到了不少新本领。有位从南京来的老艺人（其名字不详）口技极好。我父亲就和他的好友张增才（河北肃宁人）一起拜这位老艺人为师。他俩学口技各得真传。张增才学的是画眉鸟鸣，婉转动听，酷似画眉。我父亲学的是百灵鸟唱。
　　有一天，他们在沈阳市小河沿上撂地摊表演鸟鸣口技，过往行人闻声赶来观看，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这时，有个富翁手擎鸟笼子也前来凑热闹。他笼里的百灵鸟听到鸟鸣口技，仿佛来了情绪，也鸣叫起来。这富翁见自己的百灵鸟鸣唱，得意地将笼子举得高高的想用他的鸟鸣压下我父的口技，于是双方便展开竞赛。笼子里的百灵鸟单独鸣叫时倒也宏亮清脆，可当它与我父亲的口技对鸣时就相形见绌了。只要我父的口技一响，就将百灵鸟的叫声盖住，后来，这百灵鸟索性再不叫了。
　　老富翁见自己心爱的百灵被赛哑巴了，羞得提着笼子走开。可第二天，他又找上门来，硬说我父亲的口技使他的百灵鸟炸了笼，再不鸣叫了，让我父赔偿他的损失。无奈，我父只好托人说情，赔了他一些钱，才算罢休。打这以后，我父的口技出了名，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有画眉张（因为人们都以为张增才是东业人），南有百鸟王（指我父王盛和）”。
　　因为家父的口技演得好，当时还灌了很多片子（唱片录音）。因此父亲的名声也越来越大。那时除了打地摊演杂技外，他还经常被当地剧团聘请去扮演武生。
　　我父聪明好学，成了文武双全的多面手。然而，在旧社会，艺人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技艺再高，也要受有权有势人的气。所以在那个年代，艺人的处境十分艰难，只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过光景，稍有不慎就可能遭来横祸。一天，父亲见了从关内国统区来东北逃难的老乡，便帮助他们找住处，找活干，热情接待。这本是人之常情，谁知却被汉奸告了密，硬说我父私通八路，甚至还怀疑他是关内派来的密探。夜里，我们一家人刚刚睡下，几个日本兵端着大枪闯进家门，二话不说就将我父亲抓走，在日军宪兵队一关就是40多天。每天不是严刑拷打，就是往鼻子眼儿里灌辣椒水，逼他承认私通八路。当时在内蒙参加抗日工作的堂兄王连成正好来东北办事，住在我家。但是，我父任凭敌人使尽千般手段，始终一口咬定与八路没任何联系。敌人见从我父口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口供，只好把人放出来。
　　父亲被放出不久，我母亲因常年劳碌，积劳成疾而去世。母亲去世时，我才5岁。我和姐姐王成莲每日仍跟父亲在长春、沈阳等市街头卖艺。后来，经人介绍，父亲又给我们娶了个继毋。继母原籍河北清河人，也是逃难来东北的。她待我们姐弟俩很好，每天我们去街头卖艺，她就在家缝补衣服、做饭，当我们的后勤。一年后，她给我俩生了个小弟弟，取名王文林。一家五口人相依为命，勉强能够糊口。
　　由于日军占领着东北，世道很乱，在东北实在生活不下去了，1942年，我们一家老小又回到关里．当我们千里迢迢返回家乡吴桥县郭家庵时，家中已经无房无地，没处安身了。没办法，只好暂借别人的房子住下来。在吴桥住了大约半年，继母提出搬到清河县葛仙庄我姥姥家住，那里有几间床房子。于是我们全家老小便随继母搬到葛仙庄。当时，正巧赶上土改（土地改革），我父积极参加到斗土主分田地的群众运动中去，并充分发挥他的杂技特长，常在群众大会上演节目，宣传士改。当时，领导土地改革的八路军干部田芝增见我父也是穷苦人出身，就向他讲革命道理，并介绍他加入了农会。从此我父在葛仙庄分了田地和房屋，正式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解放后，我父仍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及他的几个徒弟走乡串村，撂地摊演杂技。大约在1954年，清河县有关部门将本县分散在各地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让我父王盛和挑头，成立了专业杂技队。不久又改名杂技团，让我顶名当团长，我父当参谋，这时，全团演员发展到30多名。后来，又添置了马匹、道具，成为力量雄厚，阵容相当可观的马戏团。马戏团建成后，不仅在各县乡镇搭棚演出，而且还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演出，颇受广大观众次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艺人也在劫难逃。1968年春天，我们清河马戏团从外地演出归来，途经褡裢镇，便应邀在这里演上几场，正演得带劲，忽然接到县里的催返电话，我们只好草草收场，迅速返回清河县。回县后，夺了权的造反派头头立即命令将马戏团“砍掉”，把人员解散。我父王盛和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相子，关进牛棚．成了批斗对象。
　　造反派砸了我们的家，将家中存放的各种道具全部抄走，当他们搜出魔术枪时如获全宝，硬说这是我父梦想变天的罪证，并十分频繁地将我父拉出去审讯、批斗。
　　直到1970年落实党的政策，才为我父平了反，恢复了名誉，1974年我父患癌症去世。
　　要说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随父亲学艺和演出的情形，也是很艰苦的。我们都是在六、七岁时就跟随父亲练功夫、跑场子的。我从小练的是车技、气功、魔术、口技等；我姐王成莲练的是蹬技、杂耍儿；我弟王文林练的是跟斗、车技、扛杆儿。我父脾气大、性子急，对我们姐弟几个要求很严，每日不是外出表演就是关在家里练功夫、学文化，谁也不许出门去玩。正因为管得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杂技功夫。
　　1937年我出生在东北沈阳，7岁随父学艺。我刚开始是练软功、顶功、腿功。每天一旱晨和晚上都要苦练很长时何。为练臂力，两手撑地倒立，一立就是半个多小时，推桩子要连续椎四、五十次，稍一偷懒就得挨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胳膊练肿了也不准休息。就这样，一连下了二年的苦功，终于把胳膊、腿和腰劲练出来了。有了基本功，父亲又让我跟师兄高大宝学车技，一学又是三年．学会了骑单车、玩双车，耍高车及高台定车，并且玩得十分娴熟。后来，父亲又让我练气功，练油锤贯顶。将一块大石头放在头顶上，让别人抡起大铁锤猛砸，一直把石头砸个粉碎。这一功夫练成后，父亲又让我练习掌断钢钎、腹部击石、气托碌碡（即将二、三百斤的石碌碡放在腹部，然后在碌碡上站人。费运丹田之气能托起几百斤重的碌碡），后来又气托楼板，并在预制楼板上站20个成年人，一托就是一、二分钟。
　　在练这些硬功夫的同时，父亲还教我魔术、口技、山东快书等技艺。由于我不怕吃苦，勤奋练功，很快掌握了各种技艺。不仅能变许多套古彩戏法，还能用山东快书说全部《武松》，并能登台唱戏扮演武生角色。因为功底厚实，技艺全面，解放初期我就小有名气了，在清河杂技团当团长后，又带着大家走南闯北，边干边学边练边演，着实兴旺了一阵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遭到了厄运。1968年清河县杂技团被解散，我便到生产队干农活，有时也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村里或县里排演一些文艺节目，实际上成了县里的业余文艺宣传员。
　　1971年章村煤矿文艺宜传队到清河县招聘演员，有人向矿上来的干部推荐我，说：“王茂林能演会唱，又会打鼓拉弦，还能当导演排戏，是个难得的人才，让他到矿上搞文艺宣传队准行。”
　　招工的同志找我谈话，我表示愿到矿上去。因为我想，到矿上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和招工的同志谈定，谁知县里的领导说啥也不放我去。章村矿来招工的同志用人心切，曾往返三次与县领导进行交涉，终于得到县领导的应允。于是我便被调到煤矿干了一年。

　　1972年，邢台成立京剧团杂技队，织上又把我从矿上调入市杂技队。1974年，市京剧团和杂技队分开，杂技队改为独立的邢台市杂技团，侯继全同志为业务组组长，我任副组长。全团40多名演员，表演车技、椅子顶、狮子舞、口技、魔术，古彩戏法、蹬技、扛杆、爬杆等20余个节目。1978年又买了4匹马，将杂技团改为马戏团，1983年马戏团分为一、二两个队，分头演出，我带着第二队巡回演出。成年走乡串镇，逢集赶会，演出十分频繁。

　　1985年我们受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邀请，在内蒙四子王旗那达收大会（这是全国性的物资交流大会）期间，在那里连续演出半个月，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我家四代人从事杂技事业，可以说是杂技世家。我的儿子王辉11岁开始跟我学艺，先后练习顶功、跟斗、马术、车技等技艺，表演精湛，功底深厚。现在儿媳范春香，跟斗、马术，杂耍等样样精通。我的女儿王红英，自幼练功，椅子顶、马术、车技等，样样都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