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区报春花
－－忆沙河县抗日联合剧团
赵　路　李书兰
　

　　1945年4月－1950年3月，在沙河县活跃着一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抗日宣传队伍。这就是我们沙河县抗日联合剧团。当时，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搞好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参加土改运动，联合剧团成年累月跋山涉水，顶风冒雪，忍饥挨饿，走乡串户，哪里有人烟，哪里就有我们的足迹。由于我们这个剧团与群众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同仇敌忾，被群众和杭日政府誉为“太行山区的报春花”。

幼芽破土

　　1944年，正当春风解冻，万物复苏，杨柳吐翠，荒山披绿的时节，座落在太行深山区的沙河县马峪村抗日高小的学生们，正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练习《打东洋》等抗日歌曲。歌声此起彼落，响彻整个校园。这时，一位约四十来岁，身穿深灰色粗布军装，满脸络腮胡子的壮年汉子，健步走进学校。他就是沙河抗日联合政府的县长王志民。
　　王县长到马峪抗日完小是找我们校长张云中组织抗口宣传队的。
　　开始，抗日宣传队的负责人由学校教导土任、荣退军人贺光欣同志担任。主要是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排练些小型节目，然后到柴关、高庄、通元井、魏庄等附近村庄开展宣传。宣传方式，以演唱革命歌曲、宣讲革命道理、书写标语、屋顶广播等为主。后来，大家觉着这种做法有些单调，不吸引人，宣传教育面也比较窄。于是，便学习利用地方戏武安落子的表演形式，排演了第一个现代戏（当时称文明戏）《二流子转变》，于1944年阴历四月四日儿童节时举行了公演。演出后，教师、家长、学生和群众都反映不错。因此，更鼓舞了业余宣传队员们的士气。不久，又利用课余时间，排练了《血泪仇》。同年八月，我们便带着自己借的服装、道具，到抗日政府的所在地－－柴关村东戏楼上，为县里领导和当地群众作了汇报演出。这次演出，虽然是用真锄、真镰、真竹篮子，穿的是农民自做的衣服，化装也只用一点底粉和桃红，头上包一条白毛巾，但由于演出严肃、认真，演员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真情实感。所以深受政府领导和广大干群的赞赏。一致认为：“装啥象啥，很有戏味儿”。
　　参加这次演出的有：贺光欣（饰边区县长）、石立堂（饰王仁厚）、魏本荣（饰王友才），还有牛英良、王春耕，张有明、王小信、王英苏、张友林，牛清珍、王增庆、贾京祥、解苏珍等约二十余人。这些人中既有老师，也有学生，这些人后来在成立杭日联合剧团时成为基本成员。
　　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县长王志民，他看了这场演出后，除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外，还亲自出马，到山区各村，物色吸收了一批有舞台经验、懂表演艺术的农村闲散艺人。如马峪村的牛老魁、牛会德、朱喜来，册井村的王狗辰，蔡岭村的陈全章、陈二根，东沟村的刘贵全、刘小任，高庄村的张友杰等。1945年4月这只业余宣传队由抗日联合政府正式命名为：“沙河县抗日联合剧团”。团员享受供给制待遇，穿灰粗布军装，佩带白底蓝边蓝字臂章，属联合政府教育科直接领导。县里还正式任命贺光欣同志（党员）为该团的政治委员，牛老魁（党员）、张友杰（党员）为正副团长。从此，这棵幼芽便破土出，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成为一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强有力的生力军。

蓓蕾初开

　　沙河县抗日联合剧团成立后，便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以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方针为宗旨，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团风，赢得了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我们以转战在太行山区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为榜样，每天扎根在山村，开展大生产和演出活动。我们过得是跟部队一样的生活，每月六斤小米的津贴，还有一条毛巾，一块肥皂，鞋、袜和军装，都由政府按季度供给。我们白天收发室标语，编排节目，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晚上除正式演出外，还和群众一起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土豪劣绅和除奸反特等政治活动。

　　抗日联合剧团为方便工作、学习和演出，下设宣传、演出、财务三个股。它的具体分工是：

　　一、宣传股，负责收集有关抗日英雄模范事迹和统一战线中出现的好人好事，及时编写成快板、黑板报、标语口号或口头宣讲材料，供书写标语、口头演讲或绘制宣传画等。

　　二、演出股，负责编定大中小型节目，安排演出地点和辅导农村文艺活动，如秧歌、腰鼓、旱船、霸王鞭、乡艺等。并从《新华日报》、《太行文艺》、《新大众》等报刊上选择戏曲、表演唱一类文艺作品，配合形势，及时演出。

　　三、财务股，负责发放供给和做一些服务性的后勤工作。如食宿安排、化妆品购制、枪支、弹药的管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化妆经费的来源。当时，人民正处在苦风凄雨之中，抗战非常艰苦，经费来源困难，所以，县政府并不拨给剧团经费，一切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平时在哪个村演出，就让哪个村找点雪花膏、扑粉之类的化妆品。条件稍好一点的村庄，也有凑几元“边币”作为化妆费送给剧团的，但数量极少。如果剧团要停下来整顿或排练新节目，那就以开荒生产来自给自足。
　　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主要来源分三部分。一部分用的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如日伪军穿的军装、指挥刀、钢盔、马靴等。这一部分东西多是游击队、武工队赠送的。另一部分是土改时斗争土豪劣绅分的胜利果实。如长袍、马褂、瓜皮帽、坎肩和妇女用的首饰、裙子、彩袄以及春秋四季用的衣服等。再一部分是贫雇农翻身后扔掉的破衣烂衫。剧团发现后，拣了回来自己动手再把它浆洗干净，然后缝补好，有时钉上几块富有艺术性的补丁，演出时穿戴起来，作为贫雇农的形象，再现于舞台。
　　由于我们这班人大多出身贫苦，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曾饱尝日伪军的长期压榨、盘剥和蹂躏之苦，阶级仇、民族恨，都是极深的，再加上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培养与教育，所以这支土生士长的报春花，在短时期内，便在太行山区崭露头角，它象一簇含苞待放的蓓蕾迎着初生的朝阳，昂首怒放，香飘四方。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你就会看到当时联合剧团演出的社会效果。那是1945年阴历4月4日沙河县金牛洞前的大沙滩有一个骡马庙会，这个会处于孔庄、左村、纸房三个村的交界处，当时，县政府为了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和统－战线，决定让联合剧团去演出。这一天，我团有针对性地演出了《杀鬼子》、《打炮楼》两个戏。当戏演到高潮时，龟缩在浅井村炮楼上的日伪军便贸然出发，向庙会开枪射击。这时，我们便同预先化装好的游击队、八路军把赶会的群众隐蔽左这三个村和附近山洞里，并乘机伏击敌人。由于日伪军盲目出击，被我八路军和游击队一举全歼。除打死打伤日伪军多人外，还活捉了一名汉奸，并有一名日军投诚。第二天，八路军让这位投诚的日军在庙会上讲了话，经翻译解释，其大意是：日本和中国是友好邻邦，我们并不愿抛开妻儿老小来侵略中国。我们是在日本军阀主义的迫使下征集来的。还说，八路军都是好人，不杀俘虏等等。他讲完后。我们接着演出，开始唱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根据1943年日伪军在左村、孔庄大扫荡的事实编写的。其歌词是；“沙河孔庄西左村，三月十一来日本，烧杀真怕人。男女抢崩三百余，死得真惨忍……”演出结束，抗日联合政府的负责人当众宣布了那个汉奸的罪状，立时就把他枪决了。

　　从这次事件之后，我们联合剧团更是闻名遐迩。县里不断通报表扬我们，还特地为我们选派了彭希明到团任随团医生。他既给演员看病，也不断参加演出。

三次整顿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由于抗战更加艰苦，环境日渐恶化，个别演员因种种原因落伍了，也有表现较好的，被选送参军、升学或调到政府部门工作．面对这种情况，县 政府及时对剧团进行了调整、补充，接受了岗冶业余剧团全部演员，吸收了高庄、马峪、蔡村等村业余剧团的部分演员。贺光欣因工作需要重新返校，派教育科科员元兴本同志到团任指导员。与此同时，政府派秘书季洪同志到东沟村对剧团同 志进行了首次整顿，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树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增强了在艰苦环境中如何战斗的决心与信心。在短时间内，自 编自排了《大家恨》、《做军鞋》、《变工互助》等节目。从此，大家又满怀战斗豪情，夜以继日地活跃在太行山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兴高彩烈。正当大家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内战。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象寒流一样，也袭击到我们剧团中来。于是，1946年阴历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次 整顿。但这次整顿，一开始便给人一种阴森恐怖、寒气逼人的感觉。不久，把剧团指导员元兴本也作为国民党特嫌给抓了起 来。紧接着，又对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还不到十六七岁的孩子们，不是大会批，就是小会斗，弄得全团惶惶不可终日。那时，连我们这些出身较好的小青年，也是谨小 慎微，每天提心吊胆，心神不宁。当时，领导虽然也口头讲什么边整顿，边排戏，可是谁又有心去排练呀？因不注意念错一句合词，就会无端飞来横祸。在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只好人人自卫，个个防范。
　　 随着这场所谓政抬运动的发展与深入，剧团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彻底调整。原剧团团长牛老魁被撤职，由王狗辰（党员，册井村人）任指导员，张友杰（党员，高庄村人）任正团长，宋占梅（党员， 岗冶村人）任副团长。从这时起，剧团内一直保持着一种人为的紧张状态。这一阶段的行动纲领是，边演出，边配合社会上的反奸清算开展斗争。在这种极“左”路线的干扰下，艺术生产收效甚微。
　　1947年5－7月，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已在冀南全面展开。为了配合这次伟大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抗日联合剧团在淮庄村进行了第 三次整顿。
　　 这年阴历五月，麦子刚刚收割完毕，秋庄稼长势喜人。正在这时，突然天降冰雹，把淮庄、南高、上郑、下郑、八里庄、周庄等村的庄稼，一下子砸了个稀巴烂。本来几千年的封建迷信思想在群众中就严重存在，突然遭 到这场天灾，群众的情绪便马上低落下来。当时，分田分粮，反奸清算的工作都几乎无法开展。为此，县政府决定，借生产救灾之机，让剧团到淮庄发动群众，开展生产度荒，并在八里庄进行整顿学习。
　　这次整顿目的有三：一是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度荒，把八里庄、淮庄、东南庄、申庄、周庄等村的土改和备战备荒工作相应推上去；二是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和有关文件，加强剧团领导，然后再充实人员，把剧团引向正规；三是在整顿学习中，编排新剧目，进一步提高演出质量和业务水平。
　　 整顿开始，政府首先任命教育科副科长姚敏同志到剧团任政委，在他的领导下，剧团内部也进行了一番整顿。不仅成立了民主理团的团委会，还分设四个般和一位兼职秘书。各 般主要分工和负责人是这样安排的：
　　 演出股：股长宋占梅、牛老魁，负资安排演出地点和演出节目，分配角色，兼管舞台监督。
　　 编剧股：股长陈全京、王狗辰，扩负资从报刊（新华日报、冀南日报）、杂志〔太行文艺、新大众）上选择剧目和领导创作，帮助剧团加工排练。
　　 宣传股：股长张友杰、魏本荣，负责书写标语、绘画，收集英雄模范事迹，编写宣讲材料，随时开展宣传．同时兼管排练节目。
　　 财务般：股长李景云、段扶京，负责全团食宿安排，财务开支，后勤杂务以及卫生工作。
　　 秘书由李书兰同志担任，负责保管文件、公章、剧本，拟报定规章制度及缮写等工作。
　　 领导班子调整以后，剧团内的人员结构也开始向专业化、正规化、知识化方面转化。首先，县教育科从教师队伍中选拔了两名通音乐、懂业务，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老师张赞、赵琏到 剧团任教。他们一方面教文化，一方面帮乐队谱曲、伴奏和排练节目。与此同时，还从师资培训班、县师、二完小等赴吸收了赵路；张英海、邓学亮、黄德修、李秀花（女）、张子英 （女）、崔风琴（女）到剧团工作，由于这些人在学校就是业余文艺活动骨干，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表演技巧，能够理解剧情和善于表现人物，所以到剧团不久，便挑起了“大梁”，使这个剧 团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就拿排戏来说，由过去的粗制滥造，不求质量，甚至连台词、动作都不固定，逐步走向定本、定人、定动作、定音乐、定化妆，一改过去那种敷衍搪塞，得过且过的作风 。再加上领导得力，组织有方，大家 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所以全团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在不到七十天中，便排练出《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光荣花》等四个新戏。更令人可喜的是原来只用武安落子这种旧的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现在开始向新歌剧和舞 蹈方面转化。这种变革，对于一个县剧团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发展，这一点，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从这时起，一个有文化、懂艺术，求质量、爱学习，守纪律、并富有乡土气息， 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艺团休，在沙河，邢台、南和、任县一带蜚声剧坛。

三次出山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日渐扩大，联合剧团的演出范圈也越来越广阔，由山区向平原逐渐扩展。由于剧团的演员大多是山区的青少年，只要离家远些，看不见太行山了，就想娘、想家 ，称之为“出山”。
　　1945年，我们常在山区演出。1946年春为配合土改和反奸清算运动，开始向褡裢一带转移。我们在八里庄边排戏、边劳动、边发动群众开展土改斗争。这段时间，我们先后自编自演了《杨光暴动》，《斗张佩》等剧目 。这次活动在沙河东部平原，已离开山区，所以称这次演出为第一次出山。
　　 1946年秋，太行山区的农民在喜庆翻身中，迎来了邢台一分区首届群英大会。上级特调我们剧团为大会助兴。演出的剧目是《血泪仇》、《改变旧作风》、《范小丑参军》、《小二黑结婚》等。会后，由一区宣传部安排，让我们到任县、南和配合土改、战备进行宜传 。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群众都称找们是“土改宣传队”。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懂得了“富人不剥削穷人不富，穷人不受剥削不穷”的道理，鼓舞了劳苦大众闹翻身、求解放的斗志、直到春节我们才奉命调回沙河县 县，这是第二次出山。
　　第三次出山，是在1947年7月淮庄整顿以后、由县教育科副科长姚敏同志率领，再次赴任县、南和、邢台县演出。第一次去任县己经打开了局面，这次再去，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所有演出剧目，都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加工。姚敏同志还代表县里作了“战前动员”，要求“配合土改，加强纪律，认真演出，争取更大荣誉”。
　　 这次去任县、南和，邢台县演出，历时四个月之久。先后到过南和县宋村、河郭、三思、东韩，任县城、辛店、岭南、邢家湾，邢台县的王快、楼下、东汪等二十多个村镇。我们每到一村，村里男女老少都是敲锣打鼓，张贴标语， 燃放鞭饱欢迎我们。而我们每到一村就帮群众打扫街道和院落，帮老乡担冰、干杂活，然后有组织地慰问烈军属等。白天，我们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小型座谈会，发动群众搞土改 。晚上，有演出任务的就参加演出，没有演出任务的就在小组自学文化、背合词，或练习编写小节目。那时，我们提出口号是：“走一村，红一村，帮助群众闹翻身；走一县，红一片，齐心协力搞宣传。”所以，我们 所到之处，贫下中农都亲切地称呼我们是“土改文艺工作队”。在此期间，最使我们难忘的是到任县城内演出，我们未到之前。大街小巷就贴满了红绿标语和巨幅横标，写着“热烈欢迎沙河县联合剧团到我县演出！”等，等我们徒步进城时，全 城男女老少聚集街道两旁，高举彩旗，夹道欢迎。当我们走进“戏院”，刚放下行装、道具，任县的县长霍子瑞同志便来看望我们。晚上演出时，他任代表全县人民向我们致词，表示欢迎。演出结束后，还为我们赠送了锦旗。
　　 据我们回忆，仅这次演出，三县村镇所赠锦旗就有二十多面。到1950年3月，由于形势的发展，干部北上和南下，剧团便自行解散了。

演出花絮

　　 联合剧团从成立到解散，历时整整五年，在这沧桑巨变的五年中，无论排练演出，组织纪律，或幕前幕后，都有很多轶闻趣事，现作为一束五彩缤纷的花絮，奉献给广大读者，以便从一叶一 瓣中，窥见这枝报春花的全貌。
　　军号声声
　　1946年阴历腊月，北风呼啸，细雪霏霏。沙河县政府在城内召开全县民兵代表大会，到会者有千余人。政治部通知剧团到会演出。我们接到通知后，就连夜赶排自编的现代戏《杨光暴动》，准备配合战备，到会上演出。
　　 演出这天，全体民兵荷枪实弹，整队进场。大家按区摆成方阵，台上台下都显得十分严肃。当戏演到杨光暗中串连地富，准备砸农民协会时，被武委会主任发觉，便吹号集合民兵，包 剿杨光。剧团团长宋占梅是这场戏中的民兵司号员，他满脸杀气，严肃认真地站在台中，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台下观看演出的民兵，以为真的出现了“敌情”，也跟着吹起集合号来。顿时，号声四起，全体民兵起立，弹上 膛，刀出梢，严阵以待。县武装部部长见此情景，立即跳上台去在解释，才使这场假戏真作，平息下来。

　　找于小芹
　　 于小芹是谁？是《小二黑结婚》一剧中的女主人公。演于小芹的是谁？是我们剧团的男小伙子魏本荣。谁找于小芹？为什么找于小芹？说来很有意思。

　　魏本荣，沙河县魏庄人，在剧团一直以男 扮女装著称。他虽说是个小伙子，却生性腼腆、沉静，性格内向，不苟言笑，酷似大姑娘。他在《小二黑结婚》中扮演于小芹，不仅扮象俊美、俏丽，唱腔也非常清亮、甜润。再加上表演细 腻真实，活泼大方，给人一种亲切真实，淳朴自然，追求幸福，向往婚姻自由的内在美。这出戏，可以说是他的拿手戏，唱到哪儿，红到哪儿。
　　 有一次，他在任县邢家衬演出这场戏，当然还和往常一样，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声。演出结束，我们照例在后台进行总给。这时，突然闯进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声称要找于小芹。大伙儿一听征了。你看我，我看你，误认为他行为不端，人家找上门来了。经过领导一再询问，原来两个姑娘认为他演得很动人，便亲手傲了一双布鞋，想送给“于小芹”， 跟他拜个干姐妹。领导一听，不觉暗自好笑。但，什么也没说，便把这两个姑娘叫到魏本荣跟前，幽默而又风趣地说：“他就是于水芹。”两个姑娘一看是位十七、八的小伙子，顿时羞得满面 绯红，拿着鞋羞羞答答地跑了。从此，魏本荣演于小芹－－以假乱真，一时被我们传为佳话。
　　枪毙黄世仁

　　 黄世仁在《白毛女》一剧结尾时不是枪毙了吗？为什么还要枪毙？这其中也有一段趣事。
　　 1945年阴历正月，我们在沙河县南汪村演出新排的歌剧《白毛女》。主要演员有李秀华（饰喜儿）、黄德修（饰黄世仁）、张英海（饰穆仁智），这三个人，最大的是张英海19岁，最小的是李秀花15岁。在二完小演这出戏时，他 们三个人就是“老搭挡”。因为他们年龄小，舞台经验少，一切表演都是按照华北联大的模式照搬的。后来，他们到联合剧团后，经过参加打土豪，分田地，诉苦运动，对阶级仇、民族恨，有了更深刻地 理解和体会、特别是李秀华，由一个不十分懂事的小姑娘，经过这一番舞台实践和阶级斗争的洗礼，对她所扮演的喜儿这一角色，感情也比从前更深了。在表演上，也更加娴熟、细腻、逼真、朴实了。当每次演到“哭爹”一场，杨白劳（陈全章饰）喝了卤水，死在雪地里，她跪步向前扑去，一曲“昨天黄昏爹爹回到家……”便声泪俱下。她两肩耸动 、呼天抢地，哭得象个泪人儿。每次演到这里，都是台上哭，台下也哭。等到穆仁智带人把她抢走，台下观众更是义愤填膺。“打倒穆 仁智！”“揪出黄世仁！”的口号此起彼落。那声浪压得台上几乎都不能演出。进而剧情推向高潮，黄世仁在“积善堂”将喜儿强奸，并且设法把喜儿卖掉时，这时，一个基干民兵突然掂着枪跑上舞 台，一把揪住黄世仁（可把黄德修、张英海吓坏了），咬牙切齿地说：“我毙了你！”这一闹腾，戏不得不暂时中止。剧团负责人见此情景，急忙跑上去向那位民兵解释，一场“误会”才算解除。后来，每演这出戏，开场前我们就先给观众 做个口头说明，以防类似 “事件”发生。
　　三仙姑求“神”
　　“三仙姑”本来就是《小二黑结婚》一剧中的巫婆，她为什么还要求“神”呢？说来也挺有趣。
　　 在《小二黑结婚》中，张友杰扮演的三仙姑，堪称一绝。别看他男扮女装，可演起戏来，不论是一立一站，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抬脚迈步，挤眉弄眼，处处有戏。特别是“下神”一场，看过后，简直能把人笑倒。
　　 张友杰系沙河县高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背合词都得别人教。那么，他为什么能把三仙姑演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呢？原来他在这方面曾暗暗下过苦功夫。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和观察生活。张友杰开始演三仙姑，因把握不住人物，不是“温”就是“火”，观众看后，很不满意。有几次还叫了倒好。对此，他毫不气馁，日夜潜心 自学，刻苦钻研角色，深入细微地揣摩三仙姑这个人物的特点和性格。同时，他只要一有空，便去偷看巫婆下神，仔细观察她们在下神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把她们的言谈话语，表情动作，都一一印在脑子里，然后再一点一滴地溶化到三仙姑这一角色中去。这样日积月累，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表演风格，使三仙姑这个人物演得入情入理，栩栩如生，谐而不俗，妙趣横生。多少年来， 凡是看过张友杰演过三仙姑的人，莫不翘指说好。
　　经济制裁
　　 联合剧团的演出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不论戏有多熟，演出过多少场，演出前也要重排一遍，我们称作“拉过场”。晚上演出结束，不管再晚再累，我们也得坐下来进行总结。若是小错误，如忘记一句 台词，动作不准确等等，一般作口头检查。若是大错误，如误场，化装不认真，穿错服装，拿错道具，前台开玩笑，给人使坏等等，就要受到严厉批评，甚至记过处分。
　　 一次，剧团秘书李书兰因公误了上场，化妆也比较草率。演出结束，大家在总结中提到了这件事。有的说：他演的群众角色，无足轻重，又因公误场，不以为过。有的同志尖锐指出，这种说法不对。“群 众”角色虽小，可是错误不能忽视。好花还须绿叶扶，“群众”演砸了，整个戏也不会好，应该认真对待。大家在争论中，姚敏同志也在场。他听后，认为后者说得对。可是，他又觉得书兰误场与自己有关， 自己是干部，应该做出表率。于是，他除带头做了检讨外，还拿出二元边币（晋冀鲁豫边区的一种货币），交给业务团长，作为经济制裁。从此，我们在演出纪律上又添了一条，谁出了大事故，就扣津 贴。这样一来，大家的演出更认真了。
　　 沙河县联合剧团，从成立到结束，厉时整整五年。虽说时间很短，但它确实起到一种报春花的作用。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之所以能够散发出一点微弱的花香，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并的。如今这朵花虽说 早已凋谢了，但那种为革命求进取，讲团结，守纪律，艰苦朴素，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