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台“红 学”
周 来 聚
邢台山川的“红学”组织，也叫真武道，起始于1925年秋，是农民为了反军阀、反官府、抗捐税、保家乡的民众性团体。“红学”中少数人利用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气功科学，团聚了渴望求温饱、求自由的广大民众，联合黄沙会、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门，曾经反官府、驱奉军，两次进占邢台城，杀过收税官，打过溃兵及刘桂棠贼兵，援助巨鹿农民抗捐税而攻打巨鹿城。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红学”对于地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后来由于被封建势力所利用，使“红学”渐渐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终被历史所淘汰。
“红学”首次起事
民国初期，北方各系军阀在各帝国主义的操纵下，穷兵黩武，连年混战。经过直皖、直奉战争，曹琨、吴佩孚统一了华北及长江流域，奉军、晋军也不时进占冀南，抓丁派差和各种苛捐杂税，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邢合广大贫苦农民，对军阀之横征暴敛及战时溃兵的骚扰愤恨至极，为保家自卫，反抗军阀及官府的压迫便组织起各种会道门。“红学”（即真武道）就是在邢台农村中自发组织的一支势力较大的农民会道门武装。
曹九锡与白岸“忠孝团”
1925年秋，有个叫曹九锡的人，从武安县来到邢台县西部山区路罗，自称是河南陕州灵宝县姚头村人，欲往山西找阎锡山，因病住在路罗。在与路罗川绅士安老立（杜彬人）、宋老韶（茶臼沟人）、刘老和（城里人，在路罗经商）等人交谈时，再三言其同八位师弟在河南金顶山学到法术，不仅能避刀枪，尚能闭住快枪、火炮的火门。由于三人不相信，乃赌气往山西去。路过白岸时又病在丁培藻的铁匠铺中，丁对曹照顾很好。曹观其为人正直，侠胆尚义，便收为大徒弟，将其法术尽力传授。此事被白岸村财主路世生得知，他是当地的恶霸，专好结交无赖，欺压良民。为保护其家财，便将曹请到家中设坛立学。曹九锡在病困之中，不得不依附路家，他就在白岸一带以学法术、闭枪炮、打溃兵、保家乡为号召，立了真武道的神坛，称“忠孝团”。附近村有几十人闻之，为对付溃兵及无赖的欺压，便加入了真武道，而大部分人尚在怀疑观望。
曹九锡将神坛设在路世生家一幢较大的房子内，八仙桌上供着真武大帝的木牌位，供桌上摆着斗大的石头香炉，内插拇指粗的大香，两边点着大红蜡烛，各种供品垒得层层叠叠，地上摆着一些用麦秆拧成的草墩儿，供徒弟练功跪拜之用。这个真武道练功的组织便被人称为“红学”。曹九锡在“红学”内自称大师兄，教育徒弟外行慈善，内养太和，修身养牲，要求做到身静、心静、气静，把意念集中在丹田，以达“肾水上升、心火下降、水火既济之功效”。
“红学”的信仰、道规及练功活动
信仰：信奉祖师真武大帝，又称“忠孝团”，俗称“红学”。旗帜为杏黄色，上有“真武神道”四个大字。
宗旨：健身自卫，除暴安民。
道规：第一，不许贪不义之财；
第二，不许奸辱妇女；
第三，不许乱传道内法术。规定父不传子，子不传父，兄弟、夫妻不能互传。
入道条件：一是农民有五亩地以上者，二是商人有五十元资本以上者，三是大家公认为好人者。雇工和穷人虽系好人，但因没时间练功，更无钱交纳“红学”捐款，皆不准许加入。入道者用清水洗净手脸及上身，跪在祖师牌位前自述一生经历，众人公认不是坏人，大师兄才让盟誓入道。誓词除默念前三条道规外，另加‘如若不遵道规，愿受炮打穿心而死的惩罚”等誓言。
道语：为便于同外地“红学”联络，道内规定暗语是：头顶雷，脚踏钢，铁钢牌，吃火。遇同道者盘问对答准确，“红学”内即视为知己，招待食宿，尽予方便。
练功：道内规定，每晚必须到“红学”去练功，初学者需戒五荤及女色，百日不准间断。前十天每天除吃小符外，晚上请神念法，跪在祖师前默念所学咒法，用力合掌，两臂持平，闭目尽力吸气，吸三出一，精神即麻木无知。第11天至40天练排砖，即用砖块照自己身上砸，自头顶至两臂、两腿、前胸及后背，共十七处，每处砸三砖，共51砖。第41天至70天练刀，即在自身砸砖处用刀砍，每处砍三刀，叫做运刀场。第71天至100天练炮场，先练吃火，用香油燃三寸的灯火，然后一口一口吸进嘴里，感到嘴里不烧，火即运到前后身。同时还要学画大符，念大法，往大符上吹三口气，吞到肚里能避枪炮。百日练功后，便自由自习，越练越精，虔诚苦练，自得其果。
符法：道内符法约有一百余种，常用的有老本、护身、分子、小干吃等。符是用红朱砂画在黄表纸上，如战时口吞护身符、分子符，以避枪炮伤身。平时常吃小干吃符。以养精、气、神。也有的符用于治病。吃什么符，还要念不同的法，也叫咒语，约有几十种。
掐穴：在吃符念法的同时，还要掐穴。平常掐子午穴，征战上阵时左手掐五雷穴，右手持刀砍杀。
信真武“红学”迅猛发展
曹九锡在白岸村立“红学”后，决心要显露其“法术”。据见过曹九锡的人说，曹个子不高，平时穿着长衫，外罩一件旧马褂。传说他的功夫很好，一尺多长的青石条，用手掌一砍两截；徒弟练功用的青砖，他拿在手中略一运气，砖头立即粉碎。他还赤裸上身，让几个徒弟用明晃晃的红缨枪尽力去刺，也伤不着其皮肉。还有人传的更神，说他会分身法，会使几把飞镖，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他对练功的弟子要求很严，每晚必须到“红学”练功。
在曹的指点下，丁培藻的法术很快就见了成果。据说在“红学”练功时，这个铁匠出身的人，左手托着十块青砖，右手掌劈下，青砖都从中间断为两截。曹九锡的奇异法术，在山川不胫而走，传得很快。杜旮旯村陈梦泽（字济众），大鱼村牛贵金等人平时都爱舞枪弄棒，这时看了曹的功夫，也都折身拜服，盟誓入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天，从河南打仗退下来的四十多名军阀溃兵，进入路罗川黄家台村骚扰，民众十分惊慌，纷纷到山上躲避。曹大师兄得知后，即率其“红学”前去迎击，经过一个时辰交战，溃兵落荒而逃，南窜武安。
1926年春，直系军阀褚玉璞的溃兵七十多人进驻路罗川的左坡、杜旮旯、鱼鳞沟等村，曹又率会徒及民众多人，将溃兵打败，缴获步枪43支。
白岸“红学”两次打溃兵得胜，震动了整个山川，坚定了民众对“红学”的信心，于是纷纷请大师兄成立“红学”。宋老韶、刘老和、安老立等绅士亦亲自到白岸，请曹九锡到路罗镇设立“红学”。宋家庄镇商绅李德哲（大百工人），亦将曹请至宋家庄教徒立学。
曹九锡到宋家庄以后，路罗川绅士怕官兵报复，准备将缴获溃兵的40多支枪呈送县府，曹闻之立即率宋家庄“红学”会徒追踪向县府送枪的人，在西黄村一带，将枪支全数劫到宋家庄。驻在西黄村的山川警察所长奉县府命令，率警察十余人到宋家庄追要枪支，曹强硬抵抗，率其会徒百余人，将警察包围在一处房子内，众会徒手持大刀示威，警察所长遂认错得释。
民众最厌恨的官府爪牙——警察受到“红学”的打击后，人人称快，笑逐颇开，曹九锡真武道的威望，深入山川各阶层。于是，“红学”从宋家庄扩展到稻畦川各村，由稻畦川再扩展到浆水川北部，浆水川的南部各村也由路罗川的师兄去设坛立学。这时各地的士绅、财主，为保护其财产，多加入了“红学”，并先垫款解决道内费用，笼络民心，掌握了“红学”的权力。到1926年夏，“红学”的势力范围控制了四道山川的大部村庄。曹九锡乘机又向东发展，亲到谈村、梅花一带几十个村庄传道，毗邻内邱县的胡里、十方等村庄也来请师立学。路罗是“红学”的发源地，杜旮旯的陈梦泽、大营村的赵福禄等人，都被请到伍仲、贾乡、崔路一带设坛立学。在坡底村开染房的李有辰（东侯兰人），在路罗当铁匠的董新元（董村人），也都回到本村组织“红学”。这时共产党在知识界秘密发展党员，据说经西郭庄张信卿介绍，伍仲村陈桂林（教员）参加了共产党，在本村组织“红学”，借以开展农民运动。不久，邢台城西从岗头至四道山川，均成为“红学”的势力范围。各村 “红学”设总指挥一人，队长、书记（即秘书）各一人，会徒完全服从于立学之大师兄指挥。1926年冬至1927年春，为“红学”大合团时期。为演习、示威、作战便于统一指挥，各村“红学”会首以就近地域自行联合，公举地方上有威望的人物充任团长。当时各地公举的团长有：白岸团路凤丹（路世生子），路罗赵峪团贾贵德（地方人物），浆水团李芳（宋峪人），将军墓团周x均（农民）、宋家庄团赵彩如（地方人物），菜树沟团逯仁德（农民），马河团李秀生（农民），侯兰团陈桂林（教员），谈村团徐兰（农民）。凡有“红学”的各个村庄，有事难以处理，便呈请团长决断。各团之间不相统属，有事可邀请相助。各地区公举团长之后，即择期举行合团大会，邀请附近“红学”各团会徒前去助威。侯兰团“红学”在大合团时，在村北盖了一座真武庙，还从北京请了马风章的京剧班子唱戏三天进行庆贺，并备有酒饭招待四道山川来助威的“红学”会徒。各地域“红学”合团以后，均利用群体的力量，惩治了一些无赖、恶棍，安定了地方秩序。如稻畦村小拐子、条子峪霍小五等，都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无赖。平时谁也惹不起，当地“红学”兴起，即把他们除掉，将其财产没收。还有一些无赖见“红学”人多势众，亦不敢再胡作非为。
“红学”与天门会、黄沙会、大刀会等会门的关系
在真武道兴起之时，黄沙会、天门会、大刀会、白枪会等会门也开始发展。
黄沙会的传道人为刘希贤，系河南省人氏。自称是与曹九锡在金顶山学艺的八个师兄弟之一，其所供祖师为黄飞虎，宗旨及练功活动与真武道大同小异。1925年刘希贤到永年县教徒传道，徒弟以张镇西等人为首，发展范围也很广。1926年春，邢台县西时村霍老修到永年县庄集去抓药，即参加黄沙会，回来后在城西北乡一带村庄发展会徒很多。龙门川李家峪村窦同德（教员）家里较富，为了维护当地秩序，乃请霍到龙门川传道，这样北小庄以下五、六十村均为黄沙会控制。营头、马河一带村庄也有黄沙会组织，但势力还不及真武道。
天门会亦是1925年由永年、沙河传入。据说有位林石匠到山川练法，在麦地窝、南小庄一带成立天门会。其祖师为灵宝天尊，战时会徒齐聚于天门神会大旗下，每人枪缨上挂一黄表纸，并带有护胸的黄绫。天门会为扩充势力，强迫无“红学”的村成立天门会。另有说天门会网络各村“红学”排斥在外的流氓、无赖为其会徒，依靠这些不轨之徒，强行向有“红学”的村任意派款，因此民众对其不满，多参加“红学”与黄沙会。
大刀会由广平县传入。城东乡李道村张老梦为首领，会徒势力也很大。山川亦有部分村庄成立大刀会。
白枪会从永年马庄传入，以后楼下村张占德为首，势力范围不大，仅在王快、孔桥一带村庄发展。白枪会的枪缨为纯白色，其宗旨、法术与其他会门大同小异，无甚奇特之处。
据民众评价，真武道的纪律较好，深得民心；黄沙会次之，因两道大师兄均来自金顶山，在道性上自然相近，战时联合行动较多。天门会成份复杂，行为不端，且又限制“红学”发展，因此，与两道矛盾较大。老庄窝村王老样，是当地有名的恶霸，霸人妻女四人，谋人田产，窝藏贼盗。县立下寺第四高级小学被盗，警察在其家中清查，从地窖中搜出脏物无数。王老祥五叔（财主）为老庄窝村 “红学”会首，因家务有隙，不准老祥参加“红学”，后王老祥便跑到沙河县参加天门会，回来在附近村发展会徒，在其门口竖起“天门大会总司令”的大旗，但是传徒不多，多系各地无赖与不轨之徒。王老祥后借故将其五叔用石头砸死。其五叔儿子王文同，跑到菜树沟“红学”团部，跪地哭诉不起，“红学”会徒平日即恨天门会，一听此事均抱不平，于是逯仁堂即率各村“红学”会徒数百人，将老庄窝村包围，王老祥此时未在家，其弟王福禄等持步枪在房顶顽抗，“红学”会徒从早晨一直包围到午后，终将其房屋放火烧毁，共杀死王老祥家中老少12口。王老祥后逃入沙河公孚煤矿天门会中，待机图谋报仇。沙河县的真武道亦受天门会欺压，遂联合邢台“红学”欲消灭天门会。陈梦泽、陈桂林、安老立、李秀生、刘老和等邀请黄沙会、大刀会等会徒五、六千人，与天门会的两千会徒在沙河县下曹交战，天门会死数十人，真武道死四、五人。战后两县的真武道重新集结整顿，又向集中在公孚煤矿的天门会进攻，经过苦战将矿区攻开，大肆破坏，抢掠而回。
会门联合驱奉军
1927年春，奉系军阀盘踞邢台一带，看到国共两党在南方组织的北伐军士气高涨，产生了恐怖心理。为了巩固地盘，抵御北伐军北上，便大肆招募新兵，横征暴敛，筹措军饷。地方钱粮实行“征二借三”（即一次征收两年的钱粮，并借征第三年的），苛捐杂税无所不有，本来甚是贫困的冀南农村，加上军阀混战，连年灾荒，哪有能力一年交付三年的钱粮，因此人们怨声载道，民变四起。
1927年春为了迎接北伐军到来，中共北方区委派贾湘农、杜浩然、张剑功、刘髯公等人到邢台建立“冀南武装农民运动办事处”，协助中共邢台临时地委开展北方农民运动，发动各县会道门武装，攻城夺寨，驱赶奉系军阀。中共邢台临时地委书记沈国华及共产党员张信卿、张啸宇等人，秘密到各县联络红枪会、大刀会、天门会、黄沙会、真武道等会门首领，举行农民暴动。经过数月工作，先后联络的会首有永年谢光亮，南和沈鉴周、梁顺天，尧山李老恒，内邱魏庚申，邢台景好善、丁培藻、陈梦泽、陈桂林、张老梦等，共计会众数万人。大名、曲周、武安、沙河、平乡、鸡泽数县会门也都组织起来，先后占了南和、平乡、尧山、任县、沙河等县城。1927年6月16日，各县会徒数千人，在各会首的率领下，开到邢台城郊各村驻扎，与城东景好善（景家屯人）的红枪会、张老梦（李道村人）的大刀会汇合，准备攻城消灭奉军。邢台山川的“红学”和黄沙会约七、八千人，在丁培藻、陈梦泽、陈桂林、霍老修的率领下，手持大砍刀和红缨枪，集结于城西附近村庄待命攻城。盘踞邢台城内的奉军很少，多为招募的新兵，在磁县马头镇一带，刚刚受到共产党员张兆丰率领的农民会门武装的袭击，惊恐未定，看到邢台会门武装蜂起，遂同县长赵修五弃城北窜。以永年为首的天门会和邢台城东的红枪会、大刀会乘机开进城内，某余各县会徒驻扎在南关，邢台“红学”仍住在城郊各村。
邢台共产党临时地委联络各县会门，武装农民占领邢台城后，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挂起“冀南农民运动办事处”的牌子，沈国华、张信卿等人准备将会门的武装编为北伐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x路x军x师，司令部亦设在三女师，积极整训队伍，筹措给养，欲乘胜挥师北上追逐奉军，以打通平津而定关内。司令部贴出安民告示，并令各路武装均要严守纪律，买卖公平，维持城内秩序。各县进城的会徒很多，一城四关的商号都住满了人，由于缺乏政治领导，这些农民难以驾驭。会徒们成群结队到机关学校四处游弋，寻衅闹事。天门会的会徒纪律很坏，不断哄抢商家财物，会首郭某天天逼着商会会长赵玉堂要大洋（银元），如若不给，声言要血洗商会。本县的部分会徒也到城内找劣绅崔老变、胡老永清算旧帐，并找商会会长赵玉堂讲理，质问他当会长以后，为何将原定商七民三的派捐比例，随便改变为民七商三，加重了农村民众的负担。
商会会长赵玉堂整天在刀光剑影下到各商户派粮派款，应付各路进城的会徒。由于进城的会徒太多，这个四万人口的县城，每家商户每天要出二十斤馍馍或大饼，引起了士绅和商家的不满。赵玉堂苦于无计，后来采纳金召南的建议，首先劝说本县的会徒回乡，其次是托人找白岸村李老本（即李本卿），让李去山西潞城请晋军来赶走外县会门武装。赵玉堂是城西北尚汪人，他利用当地的人事关系，劝说本县会门首领陈梦泽、陈桂林、霍老修等率“红学”和黄沙会大部会徒回乡走了。
1927年6月22日，山西晋军卢丰年师开到城西演庄一带。沈国华派人去联系，卢师言其易帜参加北伐，约定军队暂不进城。当天傍晚，晋军一营长进城找邢台红枪会首景好善交涉，指出天门会纪律败坏，骚扰商民，如不收敛即以武力对付。景说两会不相统属，无法制止天门会之不轨行为。景看到形势严峻，即率其红枪会撤出城外，当大队撤到大梁庄时，发现老师谢光亮等人尚在城内，即率数十名会徒返回城里去接，进城不久，由于天黑城门关闭，他与会徒便留在城内。
当日晚上，沈国华、张信卿、刘髯公等人邀请邢台商会会长赵玉堂等士绅及晋军卢师秦团长，在司令部商议队伍整编、筹措给养等问题，半夜始散。23日拂晓，晋军突然将县城包围，大炮向城内乱轰。沈国华知晋军有变，即率天门会等奋起抵抗。城外各县的真武道、黄沙会平时与天门会有隙，同时各自为保存实力，不肯接应城内的会徒。城内会徒终因缺乏严密组织及先进武器，黎明被晋军攻入城内。永年天门会及邢台城东各村的红枪会、大刀会会徒从东门向外突围，死伤会徒百余人。现今80多岁的景家屯村民谭斗成每谈起当年此事，便心有余悸。他说，当时出东门时，天门会的队伍在前边，被晋军机枪打死很多，城门洞里外都是死户，真是血流成河。景好善带领我们红枪会、大刀会的人出东门时，命令都用遇枪弹的“分子法”，我们几人气功功底深奥，晋军的五挺机枪一齐打来，听着子弹在头顶、身旁嗡嗡飞过，木柄手雷（手榴弹）也在脚下爆炸，但都不能伤身，我们一同出城的几十个人，只有两人受轻伤。
晋军攻入城内后，将农民运动办事处门口的旗帜撕掉，将牌子砸毁，并通缉沈国华、张信卿等人。后来沈、张等共产党员化装成“红十字会”人员，抬着伤员混出城外逃走。邢台的“红学”、黄沙会等会门的部分上层人物被封建势力所瓦解，共产党初次秘密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被投靠蒋介石的山西军阀所镇压。然而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学”会徒，却幸灾乐祸地编了“天门会倒了霉，挨了晋军的捣蒜锤（手榴弹），天门会遭了秧，挨了晋军的机关枪”的顺口溜。
参与攻打巨鹿城
1927年秋天，巨鹿县官府对农民派的捐税过重，警察、保安队的催款手段恶劣，激起民众组织真武道、金钟罩、大刀会等会门与官府对抗。民众抓住警察及其家属即行杀戕，抓不住就烧其房屋，全县警察、保安队及土匪等逃进巨鹿城内，集中有千余人。各会门农民联合攻城，因警察枪弹充足，地势有力，会徒第一次攻城失败。警察便下乡报复，屠杀会门人员，焚烧各家房屋。各会门无计可施，即派人到广宗、平乡、任县、南和、邢台、永年各会门求援。巨鹿刘永茂等人到邢台与“红学”联络，邢台“红学”会首陈梦泽、董新元、徐兰、郝双桂带人，率领路罗、宋家庄、伍仲、谈村一带“红学”会徒近千人星夜驰援巨鹿民众，二次会攻巨鹿城。在攻打巨鹿南门时，邢台“红学”总指挥董新元命令在城外拉炮场，就是让会徒们吃符净身，掐穴念咒，要运用法术闭住城上警察快枪的火门，开始城上的快枪没有射击，会徒们认为法术闭住了对方快枪的火门，便蜂拥向城墙扑去，当靠近城门时，城上的步枪开了火，总指挥董新元阵亡，其他会徒也伤亡不少。总指挥阵亡后，各村会徒失去指挥，便自行向后溃退。亲临其战的伍仲村陈桂富对笔者说，当时他和本村胡积等六个年轻人，左手掐着五雷穴，右手举着大砍刀，光着上身念着避弹咒法，勇猛地冲到城墙下。巨鹿是土城墙，年长日久多处风化，他们手扒脚蹬着城墙上风化的小土坑，开始向城上爬，当爬到一丈多高时，回头一看别的会徒都撤了，他们也急忙下城撤退，由于心慌意乱，脚踏不稳，先后都摔到城墙下。城上警察的快枪打得很凶，陈、胡二人都挂了彩，六人便滚爬到一小土屋躲藏，天黑才退了下来。这时各县会门武装云集城外，巨鹿县长赵鹤等人自忖支持不住，当夜率警察及保安队弃城逃往南宫。陈梦泽、徐兰等人率领邢台“红学”会徒返回邢台，巨鹿各会门赶着轿车将死伤者送回，沿途各村会徒在村头路边备有茶饭热情相送。
邢台山川“红学”的兴起，很受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当时在民间流传一首歌谣：“中华为先，……，民国丁卯年（1927年），贼兵至，捐税出，民人不得安；官上捐，逃兵抢，民人受遭秧；请黄沙，立‘忠孝’，齐心保家乡，打胜仗，回团来，民人自得安。”当时各村因战出征的“红学”会徒，很受民众爱戴，其田地农活，四邻自动帮工劳作，受伤的会徒，均有邢台“红十字会”医院免费调治。有的“红学”合团后，还兼管排解民间纠纷，受理诉讼。如崇水峪一带的农民到内羊村“红学”告状的很多，还给“红学”送去宫灯，感谢断案公正廉明。由于社会各界的支持，更加促进了“红学”组织的巩固和发展。
再占县城 推举会徒做县长
当年9月，驻守在邢台的晋军及所委任的县长安恭己突然奉命离弃县城。当时的邢合成为一座空城，十天没有县长，一城四关秩序大乱。这时永年的黄沙会首张镇西将其数百会徒编为一个旅，自称旅长，乘机进驻邢台城。任县刘振河和邢合各会门会首，以保护城内民众为口号，亦争先恐后率会徒进城。曾在奉军当过营长及代理团长的城东白枪会首张占德，率会徒二百多人，“红学”会首陈梦泽、刘老和、陈桂林、徐兰等，率会徒千余人，黄沙会首霍老修、窦同德率会徒数百人，大刀会首张老梦亦带人不少。各会门商讨推举县长掌管全县政务。“红学”会徒曾推举伍仲村陈桂林当县长，陈因与共产党组织失掉关系，且对时局发展不明，因此坚辞不就。后推举永年黄沙会首张镇西之弟张若文为县长。当时进城为新县长助威的会徒有数千人，仍是县商会向各商号分派馍馍、大饼、咸菜，定时定点供给会门武装。过多的摊派给各家商号加重了负担，因此商民叫苦连天。
1928年初，商会会长光其仁和绅士联合找县教育局长李毓英周旋。李毓英，又名李忠令，邢台石善村人，早在清末宣统元年，便考入直隶保定第二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前即加入中华革命同盟会，在保定响应武昌首义，秘密从事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活动。民国三年在二师毕业时，因考取第一名，被省府派充二师学监。民国十三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当了大总统，在北京创办《京保日报》，委李毓英为主笔，不久，曹锟下台后，李也难在京立足，即通过关系回县充任教育局长。在军阀混战时期，先后有陕军、晋军、奉军、直鲁联军及会门武装占领邢台城。李毓英运用四面奉承，八面玲珑的手腕，上靠旧友与各系军阀人物拉拢援引，下靠维持地方势力尚清连、赵玉堂、张占德、张老梦等人，巩固其地位与势力。
李毓英这个官场上的不倒翁，为了讨好地方士绅，便与张占德共同出面，召集各会门首领开会，商讨将本县会徒编为邢台商民保卫团，由张占德为团长，刘老和为团副。各会门共编五个队，每队六十人。白枪会一个队，张占德兼队长，“红学”两个队，陈梦泽、徐兰为队长，黄沙会一个队，霍老修为队长，大刀会一个队，张老梦为队长。各会首挑选所留会徒，分配了防地，其余都解散回家。此时军阀孙殿英部驻大名，闻讯派人来邢台联络，便委任张镇西为旅长，委任张若文为邢台县长。各会门首领皆得官受禄，并有了靠山，摇身一变成为军阀的爪牙，开始向民众派粮派款。
会首得官受禄 会徒懈怠自散
“红学”部分会首得官加爵，变成了压迫民众的工具。解甲归田的会徒，由于战时误工过多，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特别是征战死伤的会徒家属，困难重重无人过问，致使大部会徒心灰意冷。这时大师兄曹九锡已在谈村病故，各团队各自为政，派别争斗不时发生。有的会首利用群体的力量，报私仇泄私愤。如内邱县西庞村“红学”十余名会徒去谈村给曹九锡上坟，谈村会首窦林为替其外甥泄私愤，指挥本村会徒将西庞村五人打死。后西庞村起诉大名高等法院，窦林、徐兰等人在监狱被关押两年多，村中“红学”便自动解散。此外，吸毒、贩毒、赌博等不良现象也在各地出现，从此“红学”反官府抗捐税的士气渐渐消沉。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的北伐军鹿钟麟部进驻邢台，成立国民党县区党部，委任王兰塘为邢台县长，大军进境后抓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并限制会门活动。会门推举的县长张若文逃跑，王兰塘依靠军队的势力，将张若文捕获关押，将原由会徒组织的商民保卫团改为县公安局，任命孙肇祥为局长，刘老和改任公安局督察，张占德改任县商会会长，将保卫团各队武装分派到各区驻扎，专门用于对付民众。1928年11月，孙永彬任县长，此时北伐成功，县政大局已定，公安局长孙肇祥谋取消山川“红学”，即委刘老和为山川区公安分局长，利用刘在“红学”中的威望，镇慑山川民众。刘老和这个“红学”叛逆，利用在路罗、浆水一带人熟地熟的条件，拉拢“红学”上层人物，很快稳定了山川局势。县长孙永彬又将山川划为六、七两个区（全县原为六个区，一区驻城关，二区驻良舍桥，三区驻孟家庄，四区驻先贤、五区驻东汪，六区驻西黄村），刘老和改任六区（辖路罗、浆水一带）公安分局长兼区长，张风洲任七区 （辖西黄村、将军墓、宋家庄一带）公安分局长兼区长。刘老和便召集山川各村“红学”会首，软硬兼施，收缴了“红学”的旗帜及武器，从此，山川“红学”停止了活动。县长孙永彬是冀东玉田县人，清末贡生，优级师范毕业，这时，同乡张书绅来邢投孙谋事，据说孙永彬在求学时家中经济拮据，受过张书绅祖父接济，张却不肯用功求学，整天聚赌吸毒，不务正业。孙欲报恩，但深知张书绅不学无术，安插在城内恐其闹出笑话。认为山川民众愚昧好欺，“红学”解散后，即将刘老和免职，委任张书绅为六区公安局长兼区长，使其装腔作势吓唬山川黎民百姓。
官逼民反 “红学”二次再起
张书绅出任六区公安分局长兼区长后，进山时带了不少爪牙，无位所署者，皆当稽查。他依仗县长孙永彬的势力，带领警察天天稽查“红学”兴盛时期所发生的种种纠纷，并栽脏诬陷百姓贩卖毒品，竭力搜刮民财。山川民众气愤至极，纷纷暗地串联恢复“红学”，以对抗官府讹诈。孙永彬闻听山川民众骚动，亲自到刘老和家里（刘住城里，因做过官，不能再经商），请刘重新出山，刘老和便在1930年春天，重任六区公安分局长兼区长之职。
路罗“红学”抗税杀官
蒋介石的“二次北伐”成功之后，统一了全国政令，按照事先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各派新军阀所达成的协议，由阎锡山据有晋、冀、察、绥四省地盘。蒋氏打着编遣军队的旗号，以扩充其嫡系中央军，压编冯玉祥、阎锡山各派系军队。1930年春，阎锡山暗中联合冯玉祥的西北军，发动了中原反蒋大战。驻守邢台的晋军，横征暴敛，筹备给养。邢台一县要米七百石，杂粮三百石，军草二百万厅。县府强行向各村摊派，凡五十顷地以上村庄，索骡子三匹，五十户以上村庄，索大车两辆，每辆需附带四牙口齿价值百元的骡子三匹，五十户以下的村庄，索要大车一辆半。这些繁重的负担，在官府淫威的压迫下，平原丘陵区的民众分别忍痛摊出，而山川民众因历年荒旱饥馑和兵祸匪祸，实在无力缴纳。县府恐会门聚众抵抗，无人敢进山催索。
1930年秋，被委任六区公安分局长的刘老和，与司法科员张老荫、侦缉队长武修茂、七区区长张风洲等，率警察五十余人进驻路罗，坐阵催逼民众缴纳八次所欠捐款（“红学”起后，八次捐款未交）。他们将各村长找来，逼令限期交款，如抵抗不交，即行带走关押。
路罗附近“红学”会徒见官府带走村长不放，便自行聚集路罗示威。警官武修茂口出大言恐吓民众，他说：“本巡官不来，可任尔等稍缓，本官既来，则非立交现款不可，尔等言能避枪炮，余当先试尔等过枪不过枪。“红学”一会徒持红缨枪与其分辨，并痛斥刘老和背叛“祖师”、欺师卖友的行为。张风洲首先开枪将其打死，众会徒怒不可遏，手持大刀长矛，齐向警官砍杀。这时，白岸一带的二百余名“红学”会徒，高举“真武神道”的杏黄大旗，在团长牛贵金的带领下赶来投入战斗。霎时间喊杀声与枪声混为一片，张老荫、张风洲及四名警察被“红学”会徒乱刀砍死，其余警察人少势孤便拥着伤者冲出重围向东北方向狼狈逃窜。在混战中刘老和、武修茂逃跑匿藏，后被“红学”会徒搜出扣押。“红学”在混乱中亦战死两人，伤数人。
数日后，“红学”在路罗召开惩处刘老和的大会，并唱大戏三天，庆贺抗税杀官的胜利。这天，浆水川、稻畦川的“红学”会徒都整队前去助威，附近各村民众听说要杀人，纷纷扶老携幼到路罗看热闹。午时三刻，牛贵金等人在戏台上公布了‘红学”叛逆刘老和的罪行后，便将刘老和、武修茂押赴南河滩处决。
路罗川“红学”杀官之后，县府一连几年没敢进山收税。国民党政府报纸数次刊登消息，污蔑“辘辘（路罗）刁民起事造反”。共产党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北方红旗》，却高度赞扬路罗农民抗捐税的自发斗争，鼓励农民用暴力推翻旧政权。
封建势力插手 “红学”武装被利用
1930年夏，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开始，军队调动频繁，大军过境时，任意派捐派夫，糟害百姓。浆水川、稻畦川各村民众不堪忍受军阀的压榨，再次兴起“红学”。西石门村赵敏，大号赵老玉，在浆水开了“成生玉”麻行，还有中药铺、饭铺等商号，雇用不少伙计，赵老玉为保护其财产，串通浆水的商户也成立“红学”。浆水川“红学”合团时，推举富户李芳（宋家峪人）的儿子李春常为团长，赵老玉为团副。这些富户掌握“红学”的领导权后，利用民众打溃兵抗捐税的要求，组织“红学”会徒反抗官府，反掉了官府苛捐杂税，富户既不出捐税，又巩固了剥削贫苦民众的地位。这年秋天，西岳村赵某欠赵老玉的麻款很多，久托不还。赵老玉就带领浆水团“红学”数十人，去西岳找赵某讨帐，将所欠麻款五、六百元全部要清。西岳村距马河村很近。赵又动员会徒找尚清连要柴草捐。尚清连号老洁，民国初年为省府参议员，同于宝连、路老连是邢台三大权绅“三张镰”之一。晋军过境开往河南打仗时，给山川派的柴草捐由尚与杨风恩等人包收，山川民众在官府淫威的压迫下，分别忍痛摊出，他们在城附近买下柴草，尚未交付时晋军开走，尚清连等人便把柴草变卖，将款私分贪污。赵老玉率浆水团 “红学”会徒，将尚清连房宅包围，要求退还山川民众所交柴草捐，如若不退，就放火烧房。尚清连看到众怒难抗，即托人从中调解，经协商退给浆水川大洋五百元，此款后被赵老玉等人合吞，民众未得分毫。
1930年春，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共产党邢台中心县委，在“左”倾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指导下，不做深入细致的民众工作。多次派党员活动土匪和会门组织，热衷于搞一轰而起的武装暴动。听说山川民众对国民党政府抗捐税闹得轰轰烈烈，认为共产党一去，就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蜂拥而起，山川就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当时派共产党员刘汉生（建国后任国家电力部副部长）到浆水组织“红学”会徒搞暴动，欲拉起红军游击队，建立北方苏维埃政权。刘汉生起早贪黑爬山越岭，一天步行一百余里，晚上到浆水与“红学”会首见面后，这些“红学”上层人物相信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把共产党视为共产共妻的妖魔，将他五花大绑，明晃晃的大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几杆红缨枪对着他的胸口，非要将他处死。幸亏刘离开邢台城时，中心县委郝耀星给其介绍了一名世交，后来通过这位老中医力保，刘汉生才幸免一死，第二天获释回到邢台。
稻畦川的“红学”二次兴起后，以内羊、折户、稻畦、将军墓等村的势力较强。1930年冬，县府向山川派了羊头捐，由石善村李毓英包收，此时李不再任县教育局长，在宋家庄“万一恒”杂货庄居住。这个老于事故的旧官僚，与官府及军阀勾结，任意加大派捐数目，如到期不交，要按数加息。这时，内羊、折户、将军墓等村的“红学”组织均为富户掌握，他们养羊较多，为少出羊捐，即率各村数百名会徒，拿着刀枪到宋家庄将李毓英的“万一恒”杂货庄围住，会徒高声呼喊示威，非要李毓英出来答话，当时李没在宋家庄，商号掌柜出面好言相劝，众人才陆续回去。李毓英回来后，派人到内羊、将军墓等村赔礼道歉，没有再敢催收羊头捐。
路罗川“红学”杀官事件重大，当地士绅宋老琢、安老立等人集筹善后办法，欲向官府妥协，乃以山川“红学”名义，邀请县府派员到营头协商解决。“红学”广大会徒得知，丝毫不肯让步，自发聚众于营头村外，以示威威吓县府大员，并提出是警官先开枪打死民众，才激起民变，他们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免除以前的八次捐款；二是派山川有威望之人治理山川，三是杀官之事不再追究。县官为暂时安定山川民心，从长计议治理山川，便答应“红学”会徒的要求，不久便委宋老琢为山川公安局长。宋得官受禄，又受到民众崇敬，便坐在家里替官府管理山川政务。
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晋军败退，经路罗川回山西，杜旮旯村陈梦泽率“红学”会徒将后尾几十名晋军枪支缴获。大队晋军到辽县（今左权县）下庄驻扎，欲血洗路罗川。白岸村李老本与晋军关系较好，陈托李去山西说情。晋军因连年出兵多从这个晋冀两省的要隘通过，亦有意拉拢地方势力人物，后不仅没有追究，还委任陈梦泽一个暂编旅旅长的官职，让其组织地方民众，扼守这个交通要隘，以便于晋军战时的移动。
阻击刘桂棠贼兵
1932年5月，刘桂棠的贼兵数千人，在中央军的剿匪部队尾追下，从武安县北窜进入邢台山川。路罗、浆水、稻畦几道山川的 “红学，会首，再次进行合团，以打贼兵保家乡为号召，村村建立“红学”，强迫各户都要有人参加，所用经费按地亩摊派，哪户没有人参加，就择地亩出双份“红学”捐。因此山川“红学”又很快地发展壮大，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孩子也都入了“红学”。5月29日早晨，刘桂棠的贼兵从路罗向北开拔，经过艾峪沟走到下店村南河边时，折户村“红学”大师兄刘志生（又名二成）带领本村靳连玉、刘廷亮、姚德纪等十几名“红学”会徒，用清水净了身，吞了符，赤着上身挺着砍刀，掐着五雷穴，口中念着闭火门的咒语，一齐向贼兵冲者。因贼兵无防备，当场被“红学”会徒砍死两人。贼兵弄明情况后，机枪步枪一齐开火，“红学”的法术闭不住贼兵的快枪火门，有4名会徒被打死，大师兄刘志生的腿上也挂了彩。即率会徒顺川向西败退，从浆水西沟向北川逃跑。贼兵在浆水驻扎两天，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共计杀死大人小孩31口。
刘桂棠部向北开拔时，刘志生又组织将军墓、稻畦等村会徒二百多人在内羊村北岗上阻挡。据那次参加打贼兵的霍景云（将军墓人）、靳连玉（折户人）回忆，他们上阵时坚信有祖师保佑，人人都争先向贼兵冲杀，有三人被贼兵打死在内羊北岗上。
将军墓“红学”会徒被打散后，纷纷跑回村里，贼兵紧追不舍，谢二混用大刀砍死一名贼兵连长，贼兵穷凶极恶，进村后便乱杀乱砍，连各家的饭锅都被砸毁，席万寿、席桂林等16名会徒被打死。贼兵把谢二混的头砍下，给其安上猪头以示取乐。宋家庄“红学”看贼兵势大难挡，及早分散未受损失。
“红学”再次分化瓦解
“红学”打刘桂棠贼兵受挫之后，浆水、稻畦两川“红学”多数垮台。有的地方会首畏于官府势力，缺乏政治领导，活动也自行懈怠。菜树沟以东“红学”吸毒者较多，以王风祥、葛长中、赵良弼为首，从“红学”中分裂出来，另组“同盟会”，聚众百余人结拜盟誓，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受，到处捆人吊打，寻衅弄钱，以供吸毒使用。“红学”上层人物为自卫，又行合团，以敌“同盟会”。1933年冬，县长宋殿选计谋除掉“同盟会”，任宋兰波（茶臼沟人）为西黄村公安分局长，王子沛（营头人）为区长，区设保卫团，李本卿（李老本，白岸人）为团长，有团丁三十人。向时又派吴仲述（吴绳祖，先贤人）率县保安二大队百余人常住西黄村，并准许山川种大烟，每亩抽税十元，以做保安队经费。这些官府武装收买了“同盟会”中的逯小四为内线。当龙泉寺会上，“同盟会”齐聚龙泉寺时，公安分局警察、保卫团丁及保安二大队突然将“同盟会”包围，将王风祥、葛长中、赵良弼等送县府，不久即被枪决，“同盟会”即瓦解。
此后，县府在山川推行保甲制度，欲以山川人治理山川，委各地“红学”团长、队长为保、甲长。路罗安学敬、浆水郭老西、折户刘廷桂，将军墓梁泮芹、菜树沟逯仁魁、马河刘德庆均为保甲长。各地遵守保甲办法，“红学”便自行解散。
第三次兴起到取缔
溃兵骚扰山川 “红学”自卫再起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侵。农历九月石家庄沦陷后，布防在平汉线北段的国民党万福鳞的五十三军官兵，不战自溃。旧政府早已弃地逃亡，地方秩序一片混乱。满山遍野皆是背井离乡、扶老携幼的民众。高邑、邢台、邯郸等县城沦陷后，日军继续沿平汉线南下，大军过后，有十几股五十三军溃兵进入邢台山区，成连成排地到处游弋。势力较大的有：田福义营数百人盘踞在宋家庄一带，岳鹏部一百余人盘踞在龙门、皇寺一带，申国栋率一连人在龙化、崔路驻扎，刘增义、刘韭部溃散在浆水川，徐玉璞连在明水、崇水峪躲避。他们收买地痞流氓，占山为王，各霸一方，派夫派款，抢劫财物，绑票架人，糟蹋妇女，民众真是一日数惊，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全村老幼便纷纷上山避难。山川被搞的乌烟瘴气，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时，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为保护其财产不受损失，抓住民众对溃兵愤恨之心理，以打溃兵保家乡为口号，重新组织起各种刀枪神会，以抵抗溃兵之骚扰。各村会门曾利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多次与溃兵对峙。现将“红学”的几次较大行动录后。
小戈廖“红学”旗开得胜。1937年农历九月的一天，盘据在路罗的6名溃兵，在流氓杨某的带领下，到茶臼沟、小戈廖去寻找鸦片。他们到杜彬村时，遭到杜彬“红学”的阻击，东面茶臼沟村也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住道口。溃兵便从元泰磨顺山坡向小戈廖流窜。小戈廖“红学”会徒八、九人闻讯后，在大师兄王景成率领下，拿着大刀赤着上身冲出村庄，在黑垴下与溃兵相遇，会徒们挺着大刀勇猛地向溃兵杀去，连着砍死两名溃兵，夺取两挺机关枪，迅速往山顶撤去。溃兵被这突然袭击吓呆了，待清醒后即向“红学”会徒开枪射击，王景成等三人被打死。夺了机枪的几名会徒已爬上山顶，寻找有利地形支起机枪（实际会徒不会用机枪）。溃兵被机枪震摄，不敢再向上冲，在这进退受阻的情况下，要求与会徒和谈。经小戈廖、茶臼沟、杜彬三村派人去交涉，溃兵又交出37支步枪，才许他们返回路罗。
河岔“红学”阻击溃兵进村骚扰。盘踞在宋家庄一带的溃兵田福义部，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冯占海九十一师的一个营，进关后因非国军嫡系，国民政府不予补充给养，这些溃兵一无粮草，二无徐衣，天寒地冻，前程未卜。少数不法之徒，乘机到周围村庄敲诈勒丸抢夺财物，强奸妇女。前河岔、放甲铺、野沟门等村“红学”为了保护村庄，联合行动去宋家庄打溃兵。放甲铺的“红学”会徒到宋家庄村口，砍死两名溃兵岗哨，蜂拥冲进村与溃兵拼杀，。溃兵开枪射击，打死7名会徒，他们急忙撤退，溃兵紧追不舍。一些溃兵冲进放甲铺，烧了几处房子，抢了不少东西。一些溃兵欲去前河岔村，前河岔“红学”在山坡上用仅有的两支步枪阻击，溃兵才退回宋家庄。
前河岔“红学，为防溃兵报复，把妇孺老残安置到山沟躲避，组织青壮年“红学”会徒在村中保护村庄。溃兵连着三个夜晚去偷袭前河岔村，全村会徒在团长霍春全率领下，晚上用谷草扎草人为疑兵，多处点簧火，不时放冷枪、燃鞭炮虚张声势，迷惑溃兵。溃兵不敢贸然进村，只好退回宋家庄。会徒们乘机迫击，缴获溃兵几驮给养，后经人说和，双方达成协议，溃兵再不到河岔村骚扰。
姚平“红学”打溃兵伤残严重。城西陈庄、贾乡、姚平等村的“红学”，为防溃兵及土匪骚扰，重新进行合团。活动在这一带的土匪司令李宗鲁，人少枪少，畏于“红学”人多势众，不敢轻易糟害百姓。这样助长了部分“红学”会首妄自尊大的骄傲情绪。原东北军溃兵申国栋连，多次到各村骚扰民众。姚平村“红学”团长王德秀，在附近村财主的怂恿下，率领百十名会徒，拿着大刀长枪，去崔路打申国栋溃兵，欲夺取机枪武装自己。会徒刚与溃兵交手，溃兵两挺机枪一齐射击，王德秀及十几名会徒被打死，其余会徒丢下刀枪四处逃命。至今还流传着几句顺口溜：机关枪，哒哒哒，打死姚平十二、住，机关枪哒哒响，打死姚平王团长。
迫使岳峭漪兵表示不伤民众一草一木。盘踞龙门、梅花、皇寺一带的岳鹏溃兵，也是原东北军的一部，分进关后没有后方，部队给养无法补充。士兵便三五成群到各村吊打百姓，逼要“袁大头”（银元）。如若不给，就用烧红的火柱烫烙百姓。士兵为御寒冷都是内穿民众的杂色棉衣，外罩单军装，子弹袋内满是掠夺民众的银元。1937年冬天，龙门川北小庄、梅花等48村的“红学”会徒，组成五个保家民团，在八方村附近联合行动，击溃岳胭溃兵大部。岳鹅率残部逃 进灵霄山，遂致函与“红学”，声明不再损伤民众一草一木。岳鹏 为在山川存身，还将抢劫富户的一部分小麦和银元，周济龙门村过 年吃不上饺子的贫苦农民，以便笼络民心。
会首投靠“民军”公开反对八路军
在日军侵占、国军退却、旧政权逃亡、地方秩序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红学”几次打溃兵得到胜利，鼓舞了民众的信心，不少民众感到眼下只有依靠“红学”，因此各阶层都向“红学”方面团聚。除桨水川、稻畦川部分村庄外，从城西岗头到山川，大部分村庄都有了“红学沙组织，范围之广达二百余村，人数之多达两万多人。
浆水附近一些村庄，在“红学”打刘桂棠贼兵受挫之后，深知刀枪神会不能救国救民。浆水村知识分子李梦萍、梁如月等人闻知‘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到达山西，几次到山西请红军下山领导抗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即派周桓、高扬及原东北军师长张廷枢、张政仿等，组成八路军东北抗日游击纵队，到浆水一带收编原东北军溃兵，开辟杭日根据地。“东纵”于11月25日在浆水成立了杭日救国临对政府，由李梦萍任政府主席。同时，还组织起浆永抗日游击大队，分别到各村宜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民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并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动员大户捐助抗战经费等办法。城东乡胡震率领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即先造支队）的支持下，于12月12日在营头建立了抗日县政府，由胡震任县长，团结领导各阶层人士进行抗日活动。
河北沦陷后，省立邢合苑范军训教官张锡九，奉“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命令，带领一些国民党员及青年学生亦进入山川，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的名义，在路罗组织“河北民军邢合区司令部”。经当地旧国民党员李德昭、王德均与路罗“红学”上层人物联络，阴谋利用“红学”扩大其势力。八路军实行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触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路罗“红学”上层人物安庆善、曹桂芝、赵天明、宋老琢、聂新法等人，便投靠国民党分子张锡九。他们乘机到各地活动，扩大“河北民军”的势力，后来将全县“红学”合成八个团，路罗为一团，团长安庆善，坡底为二团，团长张永俊，道沟为三团，团长XXX；营头为四团，团长宋士爱，马河为五团，团长刘德庆；菜树沟为六团，团长王新民，宋峪为七团，团长李普，将军墓为八，团长刘廷桂。八团在各区域合团后，又在路罗设总团，定名为“抗日人民自卫团”，受保定行营民训处领导，安庆善由“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委任为总团长，秘书由路继武担任。总团还设常委八人，使各团有一人常住总团。八个“红学”分团，除团长一人外，又以地域、人物等不同情况，增设团副一至数人，参谋一人。各村“红学”设队长一人、队副一人、书记（即秘书）一人，兼管财政、传达、报告。“红学”经费仍按地亩摊派。为了加强统一领导，还在辽县（今左权县）上庄举办“红学”队长训练班，由国民党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乔明净唯教育长，负责对“红学”骨干进行以反共为内容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红学”组织被张锡九控制以后，各村的封建势力直接出面，强迫各家各户加入“红学”，娘派款，指挥村政，使“红学”变为拥有武装的政权组织．
浆水抗日教国临时政府，在八路军工作团（即邢台县委）领导下，以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施政纲领，在浆水附近首先执行减租减息，并且废除了所属各村按亩摊派抗日经费的旧制度，实行请大户动员抗战经费的新办法。临时政府还抓住民众痛恨溃兵的心理，以原东北军张延枢、张政仿两个师长的名义，将大部东北军溃兵收编开往山西，稳定了山川的杜会秩序。这些做法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人们逐步认识到，真正抗日救国，改善民生的不是“红学”，而是抗日临时政府，民众开始向临时政府靠拢，从而动摇了“红 学”的基础。
浆水临时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及请大户动员抗日经费等办法，损害了地方封建势力的利益，他们公开反对八路军，利用山川民众固有的封闭及排外观念，极力宣传溃兵和红军都不能在山川存在。在“红学”控制的村庄，他们辱骂抗日游击队员，不给八路军工作团干部饭吃，抵抗派粮派款，武装威吓抗日积极分子。前河岔“红学”合团时，邀请路罗、马河、菜树沟各团千余会徒参加，并唱大戏庆贺。住在宋家庄的八路军工作团，派出三名红军干部丢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操着南方口音，在戏台上解释：“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要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红学”各团如临大敌，红军干部背后站着的都是手持大刀怒目而视的会徒，台下的机枪都对着台上。路罗、菜树沟的“红学”非要把红军干部杀掉，前河岔“红学”团长不愿在本村地域杀人，顶着讥笑辱骂，将红军干部护送出村。
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一班战士，从山西去将军墓，在胡家楼被“红学”会徒包围。八路工作团派庞然去交涉，团部院里戒备森严，两边站满枪上膛、刀出鞘的“红学”会徒，团长更是飞扬跋馗，蛮不讲理，几经交涉拒不放人。后来听说三八五旅大部队要开来，才将这班战士放走。折户、曹家台等村“红学”，邀请内邱县五个村“红学”央合毓．以对什舟腆春明＊牛，徐玉璞、由猫义部溃兵，后来这些溃兵被八路军东北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张廷枢收鑫后并往山西，“红学”上层即大肆宣传、鼓吹“红学”力量大，把溃兵吓跑了。
营头一带“红学兮合团威胁抗日县政府，县长胡震赠予“抗日先锋”旗帜，并登合讲话，宣传抗日救国政策，结果县政府未受损失。
1938年初，张锡九、安庆善指令南峪、宋峪一带“红学”在浆水合团，企图威胁浆水抗日临时政府。八路军工作团态度坚决，绝不允许。张、安令“红学”七分团会徒强占浆水，临时政府怕出意外，后与宋老韶、宋老忠等人交涉，才改在下店村合团。合团后团长李普又要将七分团部设在浆水，与浆水临时政府对抗，八路军工作团坚决不答应。李尊煽动三、四十名会徒，以胡县长赠“抗日先锋”旗帜为由，强抵县农会（工作团驻所）门前，将“红学”的杳黄旗插在房顶，要驱逐县农会，强设“红学”分团部。工作团干部马导等人上到房顶，与会徒讲解团结抗日的道理，并将杏黄旗拔下没收，且有浆水抗日游击队保护，会徒们才各自散去。
路罗、河玄两战“红学”失利
1938年2月（近旧历年时），原东北军吴金铎的十三别动队由武安向北移动，在杜奋兄与“红学”发生冲突。路罗“红学”总团急调北川各村“红学”数千人，自带干粮到鱼鳞沟、左坡、小庄分带驻扎，与吴金铎部对峙。吴部依靠手中武器占据山顶，“红学万依仗吃符念咒刀枪不入的信念，光着上身，挺着大刀蜂拥向山上冲锋。吴部机枪猛扫，“红学”会徒死伤一片。这时冀西民训处派到路罗作“红学”工作的干部李洪年正好在场，看到许多无辜百姓被机枪打死，就一面说服会徒不要再冲，一面奋不顾身，手摇白毛巾迎着弹雨向吴部阵地冲去，巧遇其同学刘火、汪鸿文在吴部土作，面见司令吴金铎要求停火谈判。吴见杨秀峰的冀西民训处出面调停，即派其政治处主任燕琦谊，带刘火、汪鸿文到路罗“红学”总团部谈判。吴部要求进驻路罗镇进行杭日，由当地供给军粮马草，“红学”总团长安庆善及曾任晋军暂编旅长的陈梦泽等人坚决答应，谈判无结果而散。“红学”会徒与吴相持十几天，北川来的会徒因挨饿受冻，加上又有伤亡，对总团滋长了抱怨情绪，不少会徒自动散回．后吴部经杨秀峰联络，开往和顺由“河北民军副总指挥” 乔明礼收编。
前河岔“红学”几次打溃兵得胜后，会首便鼓吹“祖师妙法术如何灵验，进一步严明纪律，处罚一些临阵脱逃的会徒，派粮派捐，指挥村政。193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驻守邢台城的日伪军千余人，带着抓来的民矢和牲口，驮着给养从营头顺川而来，要路过河岔、宋家庄，去参加“九路围攻”八路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前河岔“红学”开始撤到山后保护着家眷。有几个年轻会徒提出要打日军保护村庄，非要弄几口日本人肉尝尝。团长无奈，即清“祖师”神训。会徒们齐绍“祖师”的化身“马皮”霍魁生跪下，魁生本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只见他瞪着眼张着口，浑身颤抖着哼哼不止。当他长出一口粗气后，会徒们认为“祖师”附了体，团长便问道：“日本人来了，老人家叫打不叫打？”魁生说：“你们敢打不敢？”团长说：“祖师保弟子安全就打刀。魁生迷迷糊糊地说：“谁要跑了是个大奸臣”。会徒们听了祖师“神训”，一窝蜂地从山上往村里跑。这时八、九十名日军前哨已到村西河边，看着会徒妹扭面来，立即在西坡支起小钢炮、在河北沿架起机关枪，后边的日军大队也都就地停下。“红学”会徒跑到村西石咀岩，马上脱掉上衣，用清水净身抓嗽比吃符后，·挺着大刀向日军冲去。敌人的机枪哒哒地打响了，炮弹也在会徒群中爆炸，会徒们顿时倒下一大片，有的被打死躺在血泊中，没死的认为死者爬在地上用“避弹功”，自己也爬在地上哼呀嘀呀的运用“避弹功”。当受伤的会徒猛然醒悟爬起逃跑时，其余活着的会徒才丢下刀枪，随着他们拼命逃命。这时日军开始冲捧，一将受伤的会徒全部用刺刀挑死，又进村把没有逃走的老弱病残就地修杀，并放火焚烧房屋。没有跑出的民众，有的被敌人用铡刀侧为三截，有的被活活烧成黑骨头架。敌人这次杀死无辜民众45J,，其中18——30岁的男人30名，受重伤的7人，烧毁房屋910间，占全村房屋80％。这起惨案致使19家成为绝户，多数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路罗事件”后“红学”被取缔
路罗、河岔两次流血事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思。从“红学”几次武装行动证实，反掉了官府的苛捐杂税，新加的是更重的“红学”派捐，打走了溃兵，巩固了地方封建势力的剥削地位，打仗战死的是贫苦农民，加官加爵的是地方头面人物。山川民众逐步觉悟了，认识到真正言行一致，抗日救国的不是“红学”，而是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政府。这时，八路军工作团为了统一全县政令，将营头的抗日县政府与浆水抗日临时政府合并，由外来干部与本地知识分子组成中国共产党邢台县委会，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区委及党支部，并在“红学”控制的村庄建立了“戈了队”，提出穷人不给老财当狗的口号，有的组织贫民自卫团，以对抗“红学”的行动。从此，山川“红学”的民众基础开始松散，民心大部转到抗日政府方而。
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6名侦察员从山西下来，路经桃树坪后山沟时，该村“红学”会首赵天明造谣诬说是溃兵，率会徒将6名八路军杀死，把三支盒子枪送交路罗总团部。驻该村八路军工作团干部冯润德从死者身上找到日记本，证明是八路军干部，与其交涉无效。后来八路军工作团派李都、王汪、薛明去路罗“红学”总团谈判，总团长安庆善依靠国民党“河北民军”张锡九的势力，更是飞扬跋启，盛气凌人。李都等三人进总团部后，安仍躺在炕上抽大烟，几名会徒提着盒子枪，张着大机头站在旁边。工作团代表再三提出“红学”要以大局为重交出枪支，惩办祸首，以后互通情报，相互支援，共同抗日。安庆善、曹桂枝等人拒不接受，谈判以失败告终。八路军先遣支队司令张贤约将情况报告一二九师师部，师部决定派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部队从山西下来，解除“红学”武装，逮捕会首并将严惩。
4月28日，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进驻路罗镇，张贤约及中共冀西特委书记张玺也同时到达。当夜12时，部队突然把“红学”总团部包围，将安庆善、曹桂枝、路继武、赵福录逮捕，在村东麦田里枪决。次日派人到桃树坪将赵天明的儿子赵双贵等人打死。张锡九阅知情况有变，率其“河北民军邢合区司令部”少数人连夜溜走。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执行挑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没有追究其破坏抗战的责任。
4月29日清晨，邢台抗日县政府县长胡震及行政科长吴光裕等人，也都赶到路罗镇，当夭下午部队和县政府在路罗召开了山川各阶层民众大会，公布了安庆善等人被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状，宣布取缔“红学”组织，受蒙旅的会徒只要老实守法，今后不究不问，希望大家参加抗日自卫队，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同时还发出通缉令，抓捕在逃的‘红学”会首宋老琢、赵天明等人归案。参加过“红学”的广大民众，在真相大白的情况下，面对八路军的宽大政策无不感激，纷纷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三八六旅又将缴获“红学”的枪支弹药，全部武袭了自卫队，会后建立了路罗抗日区政府，任命杜奋兄村陈梦棋为抗日区长。路罗事件击溃了封建势力的统治，统一了山川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全县各阶层广大民众，在中共邢合县委的领导下，为巩固邢台山区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后 记
邢台县的“红学”组织，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他的进步性主要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反官府抗捐税，打溃兵保家乡，而落后的一面是利用吃符念5E的迷信形式，将气功科学神秘化，愚弄一些无知农民。后来虽然被封建势力所利用，但它在邢合近代史上，却谱写了自发的农民运动史诗。我从1985年开始搜集资料，并得到杨开亮、刘志平、梁能志、王玉文、代万水等同志的帮助，走访了十几位八十岁左右的“红学”会徒，请十几位老干部回忆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并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才写出这份综合史料。由于大部当事人已故，有些事件难以订证，故此谬误难免，望知情者给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