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南部红枪会、大刀会的兴起
王　倩　宗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军阀混战，官府横征暴敛，土匪蜂起，再加上天灾人祸，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山东、直隶等省，饥民成群，多以草根树皮为食，因此，乡村农民，为了保卫身家性命，自动组织起来，抵御溃兵、匪患。豫北、冀南一带，乃有红枪会、大刀会、黄沙会、天门会等组织出现。
查红枪、大刀等会的组织，原出现于豫北之滑县、浚县、安阳、武安（当时属河南省）一带。而直隶南部毗连豫北，红枪会、大刀会乃由豫北传入直隶南部的磁县、大名、曲周、平乡、广宗、巨鹿、隆平一带，成为制止官府肆虐、抗御溃兵、消灭土匪、安定地方的一大势力。其各会组织的善良初衷，由天门会发表的石印宣言中可知。他们的宣言是：
　　1、组织原因：
　　①保卫个人身家性命

　　②维护地方公共安宁
　　2、否认匪类结合，除抵抗一切附加税和杂捐外，凡属地丁、钱粮仍旧完纳。
　　3、对于军队待遇：凡有纪律不扰民的军队，一律欢迎；素无纪律，任意苛扰的军队，一律铲除。（见1927 8月28日《大公报》）
　　这个宣言，说明农民的淳朴性和善良性，他们并没有想反对官府，更没有打天下做皇帝的野心。只要他们能安安宁宁地过日子，继续生活下去就行。无奈由于国家政治腐败，特别是在二十年代后期，捐税愈重、徭役愈多、军愈杂、官愈贪，已经使农民失去了起码的生活条件，他们不得不走向反抗之一途了。故自1927年以来，红枪会、大刀会、黄沙会、天门会等围攻县城、抢劫官署、放出押犯等行动，时有所闻。
　　1927年7月26日《大公报》所载邢台浩劫一文云：“7月16日五钟，忽有天门会二千余人，均持长枪，短刀蜂拥而来，将该县南门撞开，令传报，直入县署，鸣枪扰乱；将知事赵修伍及署中人员，尽行看管……将署内各室、处、科抢劫一空；并将看守所男、女押犯放出，前后盘踞达五日之久……”。后遭晋军第十师芦丰年部的镇压，打死会众二百余名，余者多半逃散。
　　又据1927年 8月6日《大公报》所载红枪会侵入曲周一事云：“日前黎明时，城外枪声四起，由鸡泽、平乡窜来红枪、大刀、天门，黄沙等会数百人，围攻县城，首由十余人入县署，要求收缴警察枪械，因知事无法抵抗，遂将警队大枪150支交红枪会收领……并抢去公款约四千余元”。
　　又据《大公报》1927年8月7日所载大名红枪会猖獗一事云：“红枪会会初反对土豪、劣绅及包商，后者反对官府，如县公署、警察局等，均被捣毁，所有枪支均被搜索一空，田赋、捐款多被抢去……”。
　　至于巨鹿县之围攻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据《大公报》1927年8月15日所载：县知事赵鹤向省公署陈报会众围攻巨鹿详情一文中说：“本月十日拂晓，巨鹿县城外，有前次劫署积匪（按于六月间曾有一股会众砸过县衙钱粮柜），勾结邻县会众七八百人，分作四股，围攻县城，希图劫狱，逐官抗粮，掳人勒赎，幸知事赵鹤先有所闻，即将城门关闭，亲自督率队警，登城防守。该匪见城内已有准备，乃架起干柴，焚烧城门，同时猛力扑攻。知事以事机紧迫，开枪抵御，计当场打死20余人，匪势不支，分头逃窜……闻该匪遭受此创，心怀不服，已赴广宗、平乡、任县、隆平等处，多方勾结，势将卷土重来，……。”
　　此时城内官兵，认为城内粮、弹已将告尽，乃于夜间逃出城外，奔赴南宫。
　　会众进城后，设一县长，并开仓放粮，将钱抛于街上，口喊“我们不爱钱呀！”
　　巨鹿官兵奔赴南宫后，即勾引直隶军阀张树田部队前来巨鹿镇压，张树田当即派团长于焕曾带兵200名，与巨鹿官兵于9月初到达巨鹿城下。据大公报1927年9月5日载“……探得城内系隆平、广宗、宁晋、平乡、任县等处会匪约一千余名，盘城抗拒，经职等（于焕曾）将城包围，猛烈扑攻，至下午六时，该匪不支，弃城溃散，当场击死会匪二百余名（按其实不只此数）。得土炮四十余门，红枪四十余支，大枪一支。”
　　会众遭此打击，并不甘心失败。9月末复有黄沙等会众二百余人，前去巨鹿攻城，官兵得讯后，即放兵马出城，包剿会众后路，双方夹击，会众惨遭失败。
　　但会众仍不甘心失败，10月初复在巨鹿县西南的坚台村聚众，希图东山再起，此时巨鹿县保安队长王文珍闻讯，带兵前去围剿，经一天激烈战斗，会众枪弹已将告尽，最后会众聚于一楼上，王文珍用火焚楼，会众被迫垂绳而下，共七人，一人当场被砍死，其余六人被俘，到县城后又一人被处死，其余五人被罚款释出。
　　总之，巨鹿县城的围攻战人数牵连七、八县之众，时间长达两月之久，这是红枪会等反官府斗争的最高潮。
　　此外广宗、平乡、隆平、任县等县城亦在不同时间，曾分别为红枪会、大刀会等会众占据。
　　从以上情况看，会众的反官府斗争，完全是反对官府对农民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以及催逼钱粮、苛捐的警察兵。而对广大百姓并不伤害，说明红枪会，大刀会等与广大群众还是心心相印的。
　　红枪会、大刀会等所以能取得一些胜利，其原因是：
　　1、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能取得暂时的联合，人多势众，力量雄厚。
　　2、红枪会、大刀会等的逐官抗粮，是广大群众所希望的，他们在道义上以及物质上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3、由于迷信思想的作用，相信喝符念咒能刀枪不入，所以作战勇敢，遇有战事，能猛力扑攻。
　　但红枪会、大刀会的会门复杂，不相统属，遇事各行其事，不能互相支援，易遭各个击破。此乃失败原因之一。
　　再者对敌人警惕性不高，仅将官兵逐出城外了事不能穷追猛打，以绝后患。又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胜利不能持久。
　　另外，武器落后，抵不过官兵的洋枪钢炮，所谓刀枪不入，在当时武器落后的情况下，不过是鼓励会众勇敢作战的手段而已，其实并非如此，所以最终仍不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与此同时，在红枪会、大刀会等反对官府斗争之时，我党亦利用此机会作了争取工作。据南和县沈国华谈：1927年春天，在邢台第三女师（今行署所在地），成立“冀南武装农民运动办事处”。当时负责人是沈国华、张信卿、何子箴、张啸宇等同志，省委也派了王帮新、马锦波、张剑功、刘髯公等来邢台帮助领导。
　　1927年春天，张啸宇、张绍先等到南和县小林村与沈建州（红枪会头，共产党员）联系。沈国华到南和县贾宋村与红枪会头李西之串联，并去任县西北部各村联系。
　　1927年春，沈国华、张啸宇与沈建州领导小林村红枪会并发动群众四十余人砸（抢劫的意思）了南和县郝桥巡警局，得枪二十余支。接着继续发动贾宋、圹庄等村会众及群众一千多人，攻打任县县城，县知事吓跑了，仅小林村一村就得枪十余支。
　　至7月下旬由晋军师长芦丰年带兵攻打邢台县城，打跑了会众，包围了第三女师，捣毁了“冀南武装农民运动办事处”的牌子，
　　撕毁了镰刀、斧头的旗子（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当场打死了省委军事指挥负责人刘剑功等。
　　红枪会、大刀会等的兴起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取得了相对的安定。红枪会兴起后，土匪曾一度消声敛迹。打家劫舍、绑票勒赎、劫道行凶之事很少发生，社会秩序呈现暂时安定的局面。
　　2．打乱了官府统治秩序。红枪会在反对官府斗争时，由于人多势众，各县知事也无可奈何，故当会众进攻县城时，县知事有的更装易服，携印出境，以避凶险（如曲周知事田乐亭），有的被看管起来，行动不得自由（如邢台知事赵修伍）。又据《大公报》1927年8月7日载某知事谈：
　　“各县知事多变服装携印逃走，步行逃往南宫、德州，乘津浦车到天津，将印信送交省署政务厅，而政务厅不收，仍令各知事返任；各知事进退维谷。留津则放弃官职，恐受上司惩戒，返往又恐遭红枪会戕害，无不深形忧虑”。这便消弱了他们的统洽势力，打乱了他们的统治秩序。这些统治者都惶惶如丧家之犬，哪里顾得上催逼钱粮、杂税呢？
　　3、制止了国民党军队的为非作歹。军队过境，无穷的勒索，甚至抢劫，这是人民最感头疼的事，一旦群众组织起来，军队就不敢横行霸道了。所以说“且红枪军所在，虽至劣之军，不得肆虐”（《大公报》1927年7月20日）。显示了人民组织起来的巨大威力。
　　红枪会、大刀会失败的原因，已如前述，且更有甚者，据《大公报》 1927年8月7日载：“……查红枪会多由民团改组，初为自卫而设，近则不但人气加入红枪会，而且本已消声敛迹的土匪，又复兴起，乘机加入，抢劫杀戮，惨无人道；大名各县，几有暗无天日的现象。”这就完全违背了最初的组织原则，失去了在人民中的威信，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反动军阀及各县军警的镇压下，逐渐解体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军队和官员仓惶南逃，华北战乱，土匪又起，于是红枪会、大刀会等又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