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魔 窟 里 战 斗
王 合 篪
　

转 战 敌 后

　　1920年6月29日，我出生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贫农家庭里。父母早亡，由叔父供我上了小学和中学。在学校里，我受到党员张厚泽老师的熏陶，1938年3月同万县豫章中学的同学王民智、余锡光、黄鼎文等组成抗日北上小组，怀揣张厚泽老师写给丁玲同志的介绍信，从万县出发，跋山涉水，走了四千余里，4月到达盼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最初我在瓦窑堡抗大一大队七队学政治，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调抗大五大队敌工队学日语，并学习对敌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如何转入敌后，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特殊斗争的方式方法。
　　1940年3月，我们根据上级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从延安出发，经过晋西北、晋东南，最后到达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涉县索堡。
　　8月中旬，我由师政治部分配到11旅政治部敌工科任干事。到敌工科后，政治部主任郭峰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是到邢台苏村一带了解敌情。这一段时间里，我在接触的人员中，开始物色做敌后工作的对象。
　　这些对象中有西青山村的王森，他是一个青年农民，思想进步，有正义感；谈村的徐兰，他是邢台县西乡红枪会首领，1933年他当时受民运影响，曾率领农民武装红枪会占领过邢台城南关。此外，还有孔村的张海、西张马的陈正文、陈正秀、陈正和兄弟等。
　　当时，我住在谈话村，按计划到皇寺一带开展工作。县政府给我派了一个带路人，是县农会的李恒山，共产党员，二十多岁。
　　战争年代，情况莫测，瞬息万变。1940年10月25日，李恒山跑来对我说苏村有个人要求同我见面，地点在皇寺村。有的群众劝我说鬼子正在出动，不去为好。我为了尽快建立情报网，及对了解敌情，还是去了。

将 计 就 计

　　我与李恒山到了皇寺村已是中午，在抗日村长王贵臣家等候要见我的人。不一会王贵臣跑来说那个人没来，敌人进村了，我心里很着急，而李恒山却很沉着。他说：“你们都别动，我出去看看。”后来王贵臣也出去了，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不久王贵臣回来告诉我：“不必紧张，原来是自己人，李恒山正在与他们说话呢!”我走出大门，正要去看，只听：“不许动！”十几支枪对准我。原来他们是苏村伪警备队的。就这样，我被捕了。
　　我被戴上了手铐和重重的脚镣，押送到苏村日军中队拘留所里。
　　第三天一早，一辆载重汽车开到中队门口，敌人给我去掉了镣铐。看样子是要对我下毒手了。群众听说要杀一个四川小八路，都围上来看。敌人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推上汽车。一群持枪荷弹的日本兵把我紧紧围住。汽车开动了，我高声大喊：“我是八路军，父老们，再见！”
　　原来敌人在苏村是虚张声势，恐吓老百姓，实际他们把我拉到了邢台，投进户仓旅团司令部的牢房里。
　　11月下旬，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我仍穿着单衣。一天，一个戴眼镜，留小胡子的日本人把一件旧棉袍扔给我，让我穿上。然后又端来一盘包子放在我面前，笑着说：“吃吧：不会有毒的。”并顺手抓了一个塞在自己嘴里吃起来。
　　后来我知道，这个日本人叫饭岛德二，宪兵队特高班的班长，是个心狠手辣，善施伎俩的家伙。
　　这天，我又被带进审讯室里。饭岛先是和颜悦色地叫道：“王合篪!你是延安抗大毕业的，懂日语，对吗？”我很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呢？但我并没承认。
　　第二天，饭岛还是那一套，我仍然一口否定。饭岛这时凶相毕露。他们把我吊起来，四个特务对我轮番抽打，我昏过去了……
　　从那以后，敌少每天要对我审问几个钟头。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他们虽然对我施以酷刑，但仍然照样给我送包子和馒头。同牢的难友却照旧吃猪食般的粗饭菜汤。
　　1941年1月的一天，敌人又把我提到审讯室。那里放着滚烫的开水、烧红的铁棍、明亮的战刀，饭岛坐在倚子上，两边站着一群随时听命的打手。
饭岛说：“你想好了没有？”我说：“没有什么可想的。”饭岛又说：“你在苏村上车时不是喊你是八路军吗？”这时我后悔自己不该一时感情冲动，暴露了真情。我立即回答说：“是八路又怎样？”不料我的回答饭岛不但不怒，反而温和地说：“我问你是具体干什么的？”我干脆说：“打仗的。”
　　这时饭岛挥了挥手，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此人正是给我带路人李恒山。看他那得意的样子，真相大白，他原来是个可耻的叛徒。看来敌人已掌握了我的全部情况，我该怎样对付呢？
　　首长曾经告诉我们作敌工工作的人员，要有随时被捕的准备，要预先背熟几套口供，即：说假的不说真的；说已知的，不说未知的；说死的，不说活的；说军事的，不说政治的。总之要保存自已，欺骗敌人，想到此，对于面前这个叛徒李恒山，我只能说“认得”。
　　饭岛又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了拖延时间，周密思考，我向他要纸要笔，表示请求书面回答。这次我承认了是抗大念书的学生，承认了我是到前线了解敌情，承认了我懂日语，说自己刚到前线，尚未开展工作就被捕了。
使我出乎意料的是，这张承认书反而成了饭岛的胜利品，据说他向宪兵队长上芝园佐吉报告说获得一名有文化、懂日语、有侦察知识的小伙子。饭岛向上芝园表示，一定要把我这个小八路争取过去。
　　1941年2月以后，他们常常把我从牢里提出来，白天由叛徒李恒山、靳光巨跟着上街遛跶和吃饭，晚上由饭岛亲自陪我看电影。敌人对我的百般殷勤反而使我开了窍。“敌后情况是复杂的，对敌人斗争要勇敢顽强，机智灵活，克敌制胜”，首长的嘱咐，仿佛就响在我的耳边。是的，我要机智灵活，将计就计，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心脏开展特殊斗争，这正是好机会。于是，我拿定了主意。
　　从那以后，我表面上和敌人逢场作戏，渐渐地，敌人对我的监视放松了。饭岛除了带我看电影，去清华池洗澡，到饭庄吃饭，还逐渐让我接触伪上层社会名流。那时，日军在邢台驻守一个宪兵中队，中队长便是上芝园佐吉。他当时年近六十，是日军在邢台伪政权中的权威人物。此人表面作风潇酒，写得一手中国大草，邢台所有伪机关都有他亲书条幅。特高班长饭岛德二当时三十岁，北海道扎幌市人，早稻田大学毕业，爱读中国小说，为日军少壮派，此人阴险毒辣，经济班长平本则骄横残忍。平本与饭岛各管一摊，各有爪牙。他们之间争权夺势，明争暗斗，矛盾很深。
　　特殊的形势，特殊的斗争，对我也是特殊的考验。饭岛为了使我钻进他的圈套，对我使用了种种毒计，设置了道道难关。一是给我封官：1941年5月，他让我充任邢台商民防共协会情报主任，而让李恒山当我的下属。我心里明白，这显然是饭岛让他对我监视；二是施美人计：饭岛为了用美人拴住我的心，非要张罗给我娶媳妇，并提出伪县长的女儿和其它不少女人叫我选择，我表示拒绝。为了解除他对我的戒心，我不得已自己找了一个贫家女子结了婚。
有一次温暖河的王树堂同志前来看我，给我捎来了十一旅政治部敌工科于事赵一同志的信。从此，我得到党的指示，从而更加鼓起了斗争勇气，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自此，我便通过各种方式向组织传递情报。组织也经常对我的工作给以指示和鼓励。
　　一天，有人捎信给我，约我去南关北大街牌坊巷颜料庄，说那里有人要见我。
　　下午三、四点钟我来到颜料庄，果然见到一个身穿长袍大褂的人。他不是别人，正是分别半年多的敌工科副科长郭自新同志。他告诉我，我们这个情报组属一二九师十一旅政治部敌工科，由旅党委对敌斗争小组直接领导。并说秦基伟旅长是组长，副政委郭峰同志任副组长，业务专职领导是旅情报处副处长李实同志。
　　这次会面，我们分析了对敌斗争形势和策略。我特别告诉他饭岛要调往石家庄。饭岛为了把我这个“逆用对象”包干到底，可能要把我带去。
　　从1941年6月到1943年3月，我一直与郭自新同志保持着单线联系，在他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一段时间，我们获得的敌人活动情报和机密文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2年提前获得了敌军“五一大扫荡”的情报，受到师首长的表扬。又如我偷抄送回的敌入《关于逆用工作》秘件，很快印发到各部队，刘伯承司令员还亲自写了序言。
　　1941年7月，我随饭岛调到石家庄，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直辖兵团第一一O师团长饭沼守中将司令部参课部特别调查班，饭岛任班长，我在他手下当班员。

巧 取 密 件

　　我到石家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郭自新，并把他掩护好，以便开展工作。
　　后来我发现他在本家侄子郭子修家里住。经查，我得知郭子修这个人不务正业。郭自新同志住在他家极不安全。后来，我把郭自新同志接到刘玺家里。
刘玺原是邢台县五区区长，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汉好特务李兆昌、陈文昭、赵占元以请求同八路军接头为名骗到城里而被捕。这三个坏蛋为了在日本人面前买功，说刘玺是经他们争取主动投降过来的。19岁的刘玺用假供蒙骗了饭岛，又经过我的证实，饭岛相信了。所以刘玺住狱一个多月，也被日军释放“逆用”了。
　　从那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帮手。由于刘玺是当地人，他负责建立石家庄至赞皇的交通线。我负责送情报，万一出事，由我当面堵挡。
　　为了保证郭自新同志进出方便，我和刘玺一起给他伪造了一张饭沼师团司令部特高班工作人员的《身份证》，证样是：
　　郭自新系我部工作人员，希见证放行
　　　　鹭字第三九O六部队特高班
　　　　　　　　　　　　　　饭岛
　　　　　　　　　　　　　　吉田
　　这个证件的专用纸是窃取的日军公用纸，由我用日文填写。饭岛、吉田的印章仿照我的《身份证》字样刻制。
　　从此，我们这个情报点建立起来了。它成了我八路军深入石家庄敌人内部的一个战斗前哨。
在日军司令部里，我和刘玺又在饭岛的办公室里安上了个“耳目”，他就是十五岁的王家祥。
　　王家祥原是冀中军区的小号兵，保定徐水县人，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饭岛以为这个孩子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就把他从战俘营里提出来，“逆用”为他的小差役。
　　经过观察，我发现这个孩子很有心眼。于是我和刘玺便经常帮助他。我们便成了亲密的朋友。凡是来找饭岛的中国人，什么长相，说些什么，他都告诉我和刘玺。
　　1942年4月间，王家样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说是有个特务向饭岛报告八路军的兵工厂在黄烟洞，被服厂在x x（王山铺），还有其它一些重要设施的地点。隔了几天，饭岛又亲自到西兵营（俘虏）找被俘人员详间八路军的机关、被服厂、军工厂都在哪里，这一系列的事情使我判定敌人可能有大的行动。4月26日，一个小翻译也说：“快出发了。”这些迹象表明，一次大规模空前的“扫荡”可能就在近期。
　　以上情况，我立即向郭自新同志作了汇报。郭自新同志也认为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他马上返回太行山，向秦基伟司令员和郭峰同志报告，要我军做好反“扫荡”的准备。结果，没过三天（4月28日），华北日军规模巨大的“五一大扫荡”全面开始了。
　　还有一次，我和刘玺趁饭岛出发“扫荡”不在家之机，到他的办公室去看望王家祥，发现办公桌上放有“密件”字样的文件。拿起一看，是饭岛写的《关于逆用工作》的印刷品。其内容主要是讲述如何使用共产党、八路军被捕和叛变人员的经验总结及使用方针。
　　我们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便告王家祥说：“暂借看一看，第二天送来”。小王笑咪咪点头同意。于是我们把此密件取走，由我和郭自新、刘玺分别迅速誊抄。第二天，郭自新把这个密件带回部队，交给秦基伟司令员和郭峰主任。后来一二九师把这个文件译成中文，发到旅以上机关，供领导研究对策。这对我们加强敌工工作，粉碎敌人的“逆用”策略，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 寻 护 伞

　　1942年7月，日军“扫荡”以后，饭岛返回石家庄，接到回国的调令，饭岛走后，其它日本人认为我不可靠，就不再相信我了。我看日本人的派系严重，今后工作不便开展，便找郭自新同志请求回队。经郭自新同志请示上级，答复是怕以后派不进来，让我另找门路，寻机打入，重新开展工作。
　　这时我想起在邢台时的宪兵队长上芝园佐吉。此时他在河南开封市警察学校当专员。通过书信联系，上芝园介绍我到开封新民会当了雇员。新民会是日伪合办的反动宣传机关。经一二九师情报部批准，我到开封新民会《新建周刊》当职员。
　　就在我急切等待上级派人与我接头的时候，突然接到郭自新同志从保定来信。信上说：“生意不好，刘兄在外赔了本，不要再来信了。”我心似火燎，即刻返回邢合，可是找不到郭自新的下落。后来见到刘玺的二哥刘凤朝才知道，因坏人告密，年仅22岁的刘玺惨遭杀害。
　　在邢台，我住岳母家中。从此，我暂时中断了与组织的联系。
　　有时我在街上遛跶，经常碰见孔村的张海。这使我再次得到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张海是邢台青帮头子，有民族气节，经常接触八路军，我被捕前就和他认识。他听说我在岳母家没事干，便主动给我当“引进师”，拜邢台伪警察特务系系长赵占元为“本命师”。赵占元知道我曾在商务会当过情报室主任，便收下了我。就这样，我通过封建迷信组织青帮混入了警察局，当上了伪警长（实际上是特高班班长）。
　　赵占元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人。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必须加倍谨慎，时刻提防。1943年5月的一天，赵占元突然告诉我，说石门有两个人来找我。
　　在赵占元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便衣特务。他们见到我后，其中一个站起来说他们是石门宪兵队的，是受后藤军曹之托前来看我，并让我跟他们一起到石门走一趟。
　　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是不是与刘玺的事有关？我一时拿不准。为延缓时间，分析敌情，我只好答应：“容我作准备，与妻子一起前往”。
　　为了探听口气，我花十余元钱请他们俩去饭庄吃饭，可是一无所得。
　　晚上我带妻子同他们一起赴石家庄。在火车上，我用尽心思，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
　　到石家庄后，他们并没有把我送宪兵队，而是带到特务头子姜武臣的家里。姜一见我，彼此寒喧了一阵，他假惺惺地说我远道而来，由他请客……过了一会，后藤进来。
　　后藤板起面孔，单刀直入地问我为什么不在开封，又跑回邢台？我只好说：“在开封钱不够花，回邢好有师傅帮忙”。进而他又追问我知道不知道刘玺的事。为了避免他对我的怀疑，我干脆告诉他说：“我听说他被抓起来了。”他又问：“还知道什么？”这时我只有选敌人已经知道的事情说。我说：“他给八路军送过药和棉花。”并解释说：“因为是朋友，我曾劝过他，要他不要与八路军打交道，而他不听我的劝告。事情发生时我已调开封，不便报告。”
　　我的一席话，使后藤感到合情入理，他微微点头。可以看出，我的话他相信了。
　　这时，我借机以恳求的口气，让他把我留下，在石家庄为日军效劳。
　　后藤见我把老婆也带来了，就更加相信我的诚意。最后他表示让我暂回邢台，以后再调。我说，“如果现在不便，就请给赵占元写封信，也好照顾。”后藤便亲笔给赵占元写了一封信，并加盖了他的印章。
　　第二天我返回邢台，感到腰板更硬了。回邢台头一件事就是把后藤的亲笔信交给赵占元。赵占元一看信上写着“王合篪先留你处，要多关照”，摸不清我与后藤有什么关系。从此，赵占元再也不敢小看我，一时，我又成了他们的“红人”。
　　在这期间，我又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保护好人，制裁叛徒，继续向根据地输送了不少药物、棉花和手枪。

机 智 对 敌

　　后来，一二九师政治部保卫部刘今夫来到邢台，做为野战政治保卫部邢台站负责人与我直线联系。不久，日军搞警察特务训练班，要求每个警察局去两个人受训。并指定一个是特务系长，一个是警察官前去参加。
　　按职位要求，这次受训应该是赵占元和刘云德（警官）去。可是由于赵占元还对我存有戒心，把我留在局里放心不下。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我提为警官，同他一起去受训。
　　当时我不知道赵占元在耍什么阴谋，便立即请示刘今夫同志。经过刘今夫同志考虑，认为这样也好，可以在训练班里窥测敌人的动向，掌握训练内容，获得更多的情报。故此，我欣然接受了前去“受训”的任务。
　　在敌警察特务训练班里，我带着特殊的使命，专心听讲，详做笔记。这个训练班主要由一个外号“鼻烟胡”的专员授课，其主要内容仍是饭岛起草的那个《关于逆用工作》。另外还有《特务通信学》、《警官学》等等。由于我学习认真，在学习结业时，居然考得了全班第二名。
　　在公布学习成绩的时候，不少人夸赞赵占元“强将手下无弱兵”，一阵阵吹捧使得赵占元飘飘然，便向日本人显示说：“他是我的徒弟”，日本人也称赞他“用人有道”、“育才有方”。可是，他哪里知道，就是在训练班里，我向根据地一连送走了两份情报。
　　训练结束将要离校时，为了把这次受训人员的全部情况搞到手，在我倡议下，学习班为每人印发了一份本期学员《同学录》。这样，我就把参加这次学习的各地警察局长、特务系长、警官的名字以及职务、住址等情况，通过刘今夫同志，转送到我军野政保卫部去了。
　　然而，我与刘今夫同志的接头，却被赵占元发觉了。
　　1943年6月的一天下午，赵占元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我见到赵占元，口称：“师傅有事？”赵占元只是狠狠地斜瞪我一眼，并不答话。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使我感到空气十分紧张。我表面上若无其事地等待他的下文，内心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一切事变。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赵占元随手抄起桌士的手枪，咔嚓，顶上了子弹，站起身来说了声“走！抓徐兰。”
　　“抓徐兰！”这句话使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不妙。因为这说明，我与刘今夫在徐兰家接头的事，显然他已察觉了。
　　这时，我只好跟随赵占元串大街走小巷，直奔羊市水坑徐兰家，来到徐兰家，赵占元却不进屋，把手揣在兜里暗握手枪，犹如八路军就在徐兰的屋里。
我进屋一看，徐兰不在家，只有他妻子坐在炕上，看见我就想打招呼。我立即给她递了个眼色，暗示“出事了，”然后提高嗓门喊：“徐兰哪去了？”，回答是“一天不到家，谁知在哪里”。这时赵占元径直进屋。徐嫂见赵占元气势汹汹，就问：“出什么事了？赵大哥”。赵占元一言不答，只是到处察看。然后走出屋来，失望地向我一摆脑袋，以训斥地口气命令我说：“回去！”。
　　回到警察局，赵占元把枪向桌上啪地一拍，单刀直入地说：“王合篪，你在徐兰家接触了一个八路军”。我马上忆起，在徐兰家与刘今夫接头时可能被李小秋看见了。于是，我立刻装作恍然大悟，说：“有那么回事。在徐家打麻将见到一个人，姓董，是过去的熟人，不知道他现在当了八路军。”赵占元歪着脑袋向我步步紧逼，我只好发誓：“如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话犹末了，徐兰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来。开口就拿出行帮口气嚷道：“怎么老兄，抓八路抓到我头上，我是八路又怎样？”，赵占元马上换了腔调说：“咱们从小光屁股长大，你领合篪见八路，这对得起我吗？”，我怕徐兰不知我承认了多少，就赶紧接上说：“打麻将时，确实不知道那个姓董的当了八路军……”徐兰也以有所悟的样子，说了声：“咱算认不出人哟。”这时赵占元把眼一瞪变了脸，吩咐：“来人，把他们给我关起来。”就这样，警察局牢房的大锁咔嚓一响，我同徐兰一起被关进木笼里。
　　半个钟头以后，孔村的张海神奇般地来到赵占元面前，开口就骂：“你小子是不是人！你的徒弟通八路，我这个引进师就不通八路？看来我也在劫难逃了，干脆，把我们都送日本人吧。”赵占元低头不语。张海继续说：“今天抓八路，明天抓八路，不要忘了，你的家属都在乡下，在八路手心里。”赵占元呆若木鸡，仍低头不语。张说：“今天我特来相劝也是为你，你小子明智点，趁日本人还不知道，赶快把他俩放了。”赵占元即怕日本人误解，又怕封建青帮头子互相残杀，更害怕人民的力量，张海一席话生效了。赵占元犹豫片刻，只好自寻台阶说。“我原谅你们这一次，下次再通八路，别怨哥们儿不义气。”
　　事后才知道，是组织通过张海，以青帮头子身份营救我们的。
　　日军长江部队铁路警备队，既是正规部队，又有宪兵班，驻扎在火车站，同城里宪兵队一脉相通。
　　这个宪兵班里有个从石家庄调来的曹长叫吉村，曾是石家庄宪兵队特高班长后藤的部下。他一到邢台，就拿后藤给他写有“王合篪”的名片，到警察局特务系找我，这位吉村曹长一见我，便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同我握手。他亲切地说．“是后藤叫我来看你，以后请多帮忙”。我立即表示：“尽力而为。”通过他，我还认识了他的上级日军中尉长江及他的下级牧村伍长。这时，我心里暗想，我可以利用这股势力搞掉赵占元。
　　1944年7月，伍长牧村要我介绍邢台情况，我便乘机详细地给他讲述了赵占元的出身历史。说赵占元原是抗日县政府的武装科长，太行区六分区司令员的磕头弟兄，现在和八路军司令员胡震还有来往等。
　　实际我所提供的这些情况有真有假，真真假假，使敌人真假难分，是非难辨。最后我告诉吉村和牧村说：“我是外地人，他们耳朵多，我提供的情况如让他们知道，我的命就完了”。
　　吉村、牧付十分相信我的话，赵占元很快就被长江部队抓了起来。
　　关押赵占元的木笼临着大街。为了给吉村、牧村火上浇油，刘今夫同志派人往监狱的窗缝里给赵占元塞了一个字条，上写着：
　　“占元同志望你坚持，我们极力设法营救你”。
　　日本看守得到这个纸条后交给了吉村和牧村，他们对赵占元通八路的事更加相信不疑。
　　为了防止赵占元这条恶狗怀疑我告他的黑状，我便亲自到他的家里表示同情和慰问，并为他的老婆出谋划策，让他筹款，派人到天津，给已调天津当宪兵队长的加贺写信求情。
　　后来加贺给吉村的信上说：“在赵占元身上，共产党的嫌疑已经没有了，国民党的嫌疑尚存在。利用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此人可用。”我听到加贺来信这个消息，立刻去告诉赵占元的老婆：“师娘，人快出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赵占元的极力表白和加贺的来信，吉村犹豫了。不久赵占元就被放了出来。
　　一个多月的重刑，使得不可一世的赵占元遍体鳞伤，锐气大减。经他老婆证实，我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并让我亲自给他代笔致信加贺，表示感谢。
　　事后吉村间我：“怎么搞的，赵占元通八路不实的。”我说：“都是实的，而是你们没有弄好。”进而他又问我还有什么情况，这次我借机端出了坏蛋刘云德。
　　刘云德是河南安阳人，铁杆汉奸，赵占元的干兄弟，平时为虎作伥，血债累累。他在吉村抓了赵占元之后，自感势头不妙，曾试探性地找我密谈，诡称他见到了武工队长，将来把人拉过去，他当队长，让我当指导员等等。当时我未表可否。这次我把他的话向吉村一五一十全盘端出。吉村火冒三丈，立刻把刘云德抓了起来。赵占元怕再出事，闻风连夜潜逃。
　　赵占元出走，我以防止哗变为名，下令全部收缴了特务系的枪支。我从中选了一只德国二十响带在身上。刘云德被酷刑折磨得不成样子，才被放了出来，眼也被打瞎了一只。
　　1944年底我因为暴露了身份，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见到了秦基伟司令员和郭峰政委、杨克冰主任。
　　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出城不久，敌人增哨加岗，警察、特务、警备队一齐出动，全城戒严三天，挨门逐户搜查，认为我一定出不了城。伪警察局长汪多权气急败坏地说：“王合篪是八路军侦察员，只要抓住他，不必带回，就地枪决！”三天过后，日伪军、大小特务，分头到城外各村搜寻，结果是“海底捞月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