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瑞云忆丈夫入缅前后的一段经历
杨国治　宫文成
　

　　戎瑞云，女，1918年出生在邢台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其丈夫石成珠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并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42年至1945年间，石成珠作为国民党陆军第6军的军械科长，随甘丽初、黄杰两次入缅抗日。1953年石成珠由越南被接往台湾。1989年秋，我们有幸采访了已71岁高龄的戎瑞云同志，她给我们讲述了抗战时期丈夫入缅抗日前后的情况及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以下是我们根据采访戎瑞云同志的记录整理的。

艰难的岁月

　　我是1933年同成珠结婚的，当时他是32军驻邢修械所（在纳凉园）的工人。后来，“七•七”事变爆发了，为了抗日，成珠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先在由商震任军长的第32军第20兵站分检部弹药库管库，后加入到国民党第6军管军械。由甘丽初、黄杰先后任军长的第6军，在抗日战争时期能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地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且纪律严明，因此，驻地的老百姓与他们相处的也很融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还袭击了西南太平洋英、美、荷属殖民地，对各军事要地施以闪电般的攻击。关岛、马尼拉、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相继被占。日军使泰国一日之间变成了它的属地，并经过泰西进入缅甸，企图切断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而英、美两国却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和削弱日本，12月23日，中英两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次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又召开了最高参谋会议，商议共同抗日。
　　1942年1月，日军为实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和与德国在中东一一波斯会师之美梦，大举发动了侵缅战争，驻守缅甸的英军感到单独同日军作战非常吃力，便连续给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电，请求派远征军支援。从2月份开始，国民党政府派由第5军、第6军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我丈夫石成珠当时是第6军的军械科长，也入缅参战了。
　　成珠随军队离开了湖南上了前线后，我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在零陵，靠第6军留守处每月发给的半薪过活。当时，国内的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局势极为不稳，战争时常发生，今天你占领了我，明天我占领了你，弄的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特别是每月底和月初这段日子里，物价水份更大，一天一个样，70元（中央票）的半薪仅仅能够我们娘儿仨买米用，而油盐酱菜的钱却没有着落，生活极为艰苦。这时，军中一些南方人的家属，占了地利人和之优势，语言通，熟人多，距家近，或找到了工作混几个钱，或回了老家。而我们北方人却不同，既回不了家，又找不到活干，干着急。
　　这年，成珠的把兄弟尚殿卿（桂林制炮兵工厂监工）听到我生活很困难，便几次找人捎信，让我们娘儿仨到桂林去，一来到桂林他可以帮我找个活干，挣两个零花钱，二来离他近点也可以随时帮我一把，三来桂林距缅甸近，容易打听到成珠他们在前线的消息，既便是胜利归来，桂林又是必经之路，可以提早见面。我决定到桂林闯一闯。这样我于1942年春天离开了湖南去了桂林。
　　桂林在当时虽说是中国的大后方，可与全国各地一样，物价不稳，物资紧缺。我到了桂林后，先到第6军桂林留守办事处挂了号，这样便能照领70元的半薪。我领着两个孩子住在尚殿卿家，虽说不用掏房租钱，可70元的半薪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温饱问题，过着糠菜半月粮的日子，我带着孩子上山拾柴、挖野菜、摘树叶，还捡过人家富户扔出来的烂菜充饥，可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且大女儿已长到上学的年龄，咱没有钱交学费上地方学校，上部队子弟学校又因不是一个部队，人家不让上，无奈，只好将女儿过继给当时还没有孩子的尚兄弟，这样，孩子即可名正言顺地到兵工厂子弟学校读书，每月还能领一些粮食和3元的菜金，解决了孩子读书和温饱的问题。
　　为了不使孩子分心，且能更好地同尚家夫妇一起生活，我便搬出了尚家，到三仁村租了间民房居住。这里距某兵工厂的一个被服厂很近，经尚殿卿介绍，我在该厂找了些锁扣眼、钉纽扣的活，换取每日的斤把米，有时活多了，夜间还要点上油灯加班。一干就是大半宿，连觉都睡不够，每天累的腰酸腿疼。不知怎么，我在外面找活干的事被军长甘丽初的夫人知道了。她说：北方女子真能吃苦啊。她便派人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到她家当家庭教师，每日带带孩子，教几个字就可以了。我知道她这是可怜我，有意帮助我，可我想，自己的丈夫职位不高，象我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甘夫人想帮也帮不过来，经再三考虑，还是婉言谢绝了。
　　以后，甘夫人介绍我到中央军需学校第二分校的子弟学校任教，教三、四年级的国文，虽然教课的任务比较重，也比较吃力，但能挣到上尉的薪金。这样，加上70元的半薪，我们的生活略有了好转。在任教期间，我和同事们关系相处的极好，谁的家中有事或病了，我都主动地帮助他们代课、批改作业，和学生们的关系相处的也非常融洽，从不大声训斥学生，个别学生做错了事，我也总是耐心地同他们讲道理，把他们视同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们都特别喜欢我来上课，对我所留的作业也都能够认真地完成。只可惜我在此任教的时间不长，以后便去了云南。

与黄杰夫人相识

　　1943年1月底，学校放了寒假，我便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准备到云南部队驻地去看望丈夫，这时学校的领导、同仁及部分学生家长得知我要走的消息后，都热情地劝我留下。可是谁的家能不团圆呢？面对大家热情地挽留，我决定在此过一个春节，同大家再相聚几天。从此，今天东家请，明天西家叫，一直未能得到空闲，白天请客吃饭，晚上打打麻将，聊聊天，也很热闹，一晃就过了正月。
　　一天，办事处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请夫人明天早晨早点起床，搭乘军座（此时黄杰已同甘丽初对调，任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第6军军长）夫人的车子去云南。”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马上就可以同丈夫相聚了，可是，要搭乘军座夫人的车子方便吗？人家是军长夫人，能看得起我吗？
　　第二天早上我准备好后，又到街上购买了一些路上必备之物，在回来的路上，同黄夫人的车子相遇。经办事处处长介绍，认识了黄夫人。她二十多岁，比我略高些，身着仁丹士林布做的大褂，非常朴素，看上去根本不象个军长太太。她面带笑容望着我，我忙说：“您好，夫人。”我们握了手，互相寒暄之后，黄夫人说：“听他们说你准备到部队去看丈夫？”
　　我马上回答：“是的。”
　　黄夫人说：“那好啊，我们正好一路，多一个伴也好解闷。你先生是干什么的？”
　　我说：“军械科长。”
　　于是，我便上了车子，从此，揭开了我与黄夫人友好的篇章。
　　1944年6月，我在云南生了第三个女儿，此时部队已二次远征入缅。当时，黄夫人还没有孩子，听说我生了孩子，非常高兴，马上派人来看望我，还带来了许多东西，问我还缺少什么，什么时间设宴请客。我首先请来人向黄夫人致谢，并请他转告黄夫人不准备请客，又生了一个丫头（老大、老二都是女孩子）有什么好请的。谁知黄夫人听后，马上来找我说：
　　“一定要请，我还准备喝喜酒呢！”
　　二女儿的干爹胡升恒（陈明仁的妻妹夫。当时任第6军某团中校团长，当时也没有孩子）也嚷着要请客，他说：“你们不稀罕，我要，我请客。”
在孩子12天时，在胡升恒家摆了宴席，请了一些亲朋好友，黄夫人也前来助兴。
　　1945年3月19日，黄杰调中央训练团任教育长，我丈夫又随其任总务股长，住南京。这一年，黄夫人怀孕反应非常厉害，呕吐、脾气有些反常，我便经常亲自或派人去看望，陪她说说话，聊聊天，分散一下注意力，有时给她包一点鲜菜水饺或可口的饭菜，派人送去，而黄夫人每次都说：“你家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不要再给我送什么东西吃了。”在南京，我们俩的关系相处的更好了。虽然两家住的距离较远，但经常见面，几天不见，便感到象缺少点什么似的，要不就打电话互相询问一下，要不就派人互相问安。
　　1948年，在全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处处失利，节节南退，黄夫人看到国内局势不稳，便提出到香港去避难。问我去不去，我说：“香港是个黄金世界，我们家怎能去呢！”
　　黄夫人说：“你不去也好，我先走一步，去探探行情，国内局势紧张了再来接你。”
　　黄夫人走后，国内形势更加紧张起来，三大战役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军队，他们纷纷撤向长江以南，我们也搬家迁到湖南衡阳，与黄夫人断了音讯。
　　1949年7月下旬，我丈夫石成珠也与我断了联系。我的日子就更苦了，没有人管，东西又全部丢光，为了生计，只好让13岁的二女儿到烟厂当杂工，烟厂只给饭吃，不给工钱，我在家中帮烟厂盖烟章换几个钱，大女儿在门口用纸箱子摆个小烟摊，就这样仍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我四处托人打听成珠的音讯，可是谁都不知道。在全国解放前夕，我给在香港开古董店的朋友——鲍立初去信，请他在香港给打听一下成珠的下落，以期团圆。鲍先生打听了多次，未能如愿，便将我的情况转告了在香港居住的黄杰夫人。黄夫人得知我的生活陷入困境，便两次给我寄钱，帮我渡过暂时的难关。但这件事在“文革”中却成了我的一大罪名，说我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汉奸，孩子们也遭到株连，招工、参军、上学均靠边站。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给我平了反，我还当上了桥东区政协委员，也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孩子们也都有了称心如意的工作，生活得很愉快。
　　九泉之下的黄夫人若得知我现在生活的这样美满，也能安心地长眠了。

一别三年喜相逢

　　1942年4月至5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遭到日军的重创，被迫撤回国内，我丈夫随军械科驻守在云南凤仪。
　　1943年春天，我辞掉了学校的工作，跟随黄夫人一起来到了云南凤仪，经到军械科打听，方知成珠因有公务到保山去了。近八月十五时，成珠才从保山回到距凤仪30华里左右的下关办事处，通过电话让我速带孩子到下关相聚。
　　当时我想：你叫我们去，我们就去啊！几年不见，你从国外回来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来找你，你一出差又多半年，你心中有公务，哪儿还有家啊！哪儿还管我们娘儿仨的死活啊！我们卖苦力，寄人篱下，什么苦没有吃过。我心里翻滚着几年的酸甜苦辣，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此时，不知淌的是即将团聚的幸福之泪，还是流的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决心不去下关。
　　成珠又几次打来电话，我都非常固执地说：“不去，就是不去，要想见孩子你就回来。”我确实火了。在电话里丈夫听我发了火，当天便派少校科长陶喜正开着车来风仪接我。我还是不去。陶喜正开着玩笑说：“嫂子，科长已准备好了饭菜，你是不是怕我们喝你们的团圆酒啊！太小气了……”劝了半天，不见生效，便又说：“科长说了，接不回嫂子，军法从事，嫂子给我个面子吧。”我看着他那真真假假的样子“璞哧”一声笑了，气也消了一半，便笑着说：“好吧，就给你个面子，走吧！”
　　我们来到下关，成珠早已迎候于门外，见到我们，他紧走几步，一把抱起孩子，使劲亲着孩子的小脸蛋。他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可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我从他的眼晴里，看出了无限的思念和喜悦，路上想好的见了面狠狠骂他一顿的想法顿时烟消云散了。
　　吃饭时，我们轻轻地谈着，倾述着离别之情。我向他叙说了这几年我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成珠一直向我道谦，说了不知多少个“对不起”、“你们吃苦了”，他说：“你们的苦，我是知道的，做为一个丈夫和孩子的父亲，没能尽到责任，对不住你们，可国难当头，谁又能顾家呢！我这次还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吗？”接着，他向我叙述了入缅的详细经过：
　　“二月中旬，我们奉命入缅支援英军。当时第5军由滇西进入缅甸同古及以南地区，我们军沿缅泰边境前进，由于道路不熟，又多是崎岖的山间小道，所以直到三月中旬，才进军到毛奇、孟畔、猛东地区，此时被编入远征军的66军也进驻了腊戍、曼德勒一带。
　　“3月1日，委座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亲自赴腊戍指挥。3日，他召见了一些高级将官，进行阵前督战。他说：在国外作战，生活要简单，行动要一致，共甘苦同患难。不分彼此，不生意见，互相援助，精神要彻底团结，命令要彻底服从。
　　“无论委座怎样战前督战、战前训导，最后我们还是损失惨重，许多兄弟丧命异国，戴安澜师长在作战中也仙逝了，我这条命真是捡回来的，我们丢掉了所有的东西，从前线撤下来时，几天吃不到东西，饿的真是饥肠辘辘，在半路上看到兄弟部队熬了一锅稀粥，粥香阵阵扑鼻，我的眼晴都看呆了，有一位科员见此，便上前给我讨了一碗，我看了看这碗粥，又看了看面前这位同样饿的用舌头舐嘴唇的部下，我吃得下去吗？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推开了这碗饭。大家推辞了几次，还是硬逼着司机吃下了，因为他还要开车，饿着肚子怎样开呢？我们在路上吃树皮、吃野菜，到了楚雄我们才搞到了一点粮食。”
　　叙述完那段经历后，成珠又说：“由于我在最后突围时，能够尽力指挥部下抢救物资，回来后受到了军座的嘉奖，少有收获，我们今天就到旅馆住吧。”
　　我当然懂得“收获”是得了奖金，可几年的艰苦生活苦怕了我。便说：“还是在办事处凑合几天吧，”可刚刚受过远征军奖励的成珠在部下面前是要挣面子的，又因为我们几年没有见面，便硬坚持去旅馆住，我就又急了，“不去！”把刚刚融洽了的感情又弄得僵硬起来，好在成珠从来都是让着我，这次也不例外。经办事处处长刘健辉安排，我们住进了黄杰军长专用的房间里，几天以后，找们回到凤仪。

国军惨败大混乱

　　三大战役决定了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失败，他们退守在长江以南，以长江为天然屏障，企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此时，黄杰调任第五编练司令官，兼任国防部次长。由于成珠工作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从不谋私，颇得黄杰赏识。黄调任后，也将成珠调到他的司令部任军械科长（上校），驻守在衡阳。
　　这时，解放军到处奏凯歌，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官兵个个心灰意冷，都打起了个人小算盘，到处抢、偷，在街上买东西不给钱，有的入户抢鸡、抢鸭、逼要钱财，可这事情谁也不敢跟黄杰讲，成珠看不下去，便偷偷地跑到黄杰那儿“告了状”，黄杰听后，非常生气，马上集合在衡阳的所有官兵，勒令他们将抢来的东西马上送回，今后不许再发生此事，可当时战事所迫，人人都想留后手，谁又听他的呢，抢、偷照样。
　　1949年7月底，解放军逼近了衡阳，成珠随部队退守到邵阳，后又进入广西，最后到了越南。可当时军械科的王寿山因害严重的肺病没有随军走，他看到解放军一天天地逼近，国军一天天地腐败，病情恶化，几天后便死于洪江。
我做为他上级的太太，他死后不能不管，派勤务兵张之耀（四川人）拿着我私下积蓄的70块大洋到他家帮他太太处理丧事。王寿山的儿子当时还抱在怀里，摔盆打幡之事均是小张抱着王的儿子进行的。出完殡后，张之耀在回来的路上却被另一部分国民党抓了壮丁。
　　那天，天都黑了还不见张之耀回来，我很着急，虽然我很相信他，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还是要多个心眼，我几次到门口都看不到他的身影，真的担起心来。后来，邻居告诉我，街里抓了不少壮丁，张之耀会不会也被抓。
我马上找到关壮丁的院子里，进门就喊，“张之耀，张之耀在不在？”
　　“太太，太太，我在这。”
　　“张之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太太，是他们抓了我的壮丁。”
　　张之耀说着用手指了指站在旁边的人。我对那伙人说：
　　“我是五编练军械科长的夫人，你们抓的这个人是我的勤务兵，马上把他放出来。”
　　“放出来，这是我们抓的兵。”
　　“你们没有看到他还穿着军装吗？怎么能抓我的勤务兵再去当兵，”
　　“太太，真对不起，我们要凑人数，你要真要这个人，就拿条子来吧。”
　　我看没有办法，只好找人给他们写了个条子，将张之耀领了出来。
　　从此以后，我同成珠一别就是四十年。
　　1989年中秋节，已81岁高龄的石成珠老先生由台湾经香港回到邢台探亲，给这个传统的团圆节日更增添了喜气。这正是：阔别四十年，全家重团圆，国家政策好，两岸民众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