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河　烽　火（续）
李　华　周

四烈士血溅于庄

　　1941年7月20日，区里通知我下午到于庄去汇报工作。我早早的吃过午饭便往于庄走去。这时的田野象沉睡一般的宁静，没有行人，没有飞鸟，也没有风声，路边上的青草，路边的庄稼，都被强烈的阳光晒的发烫，每走一步，都有一股溽热扑到身上，一会儿，被汗水浸湿了的衣服便紧紧地粘在了身上。
　　我按时赶到于庄。区委书记宋玉琢、区长纪开明和区委组织委员曹尚智正在研究工作，见我热得满头是汗，宋玉琢同志忙把手中的扇子递给我说：“大响午就让你跑来，辛苦了，赶快凉快凉快”，纪开明同志给我端来一碗凉开水让我解解渴，曹尚智同志还给我打来一盆洗脸水，让我擦把汗。
　　我详细地向他们汇报了这片村子的对敌斗争和建党情况以后，他们都表示满意，称赞工作做得好。宋玉琢同志又进一步嘱咐道：“华周同志，现在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都很疯狂，环境很恶劣，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各村党组织建立起来，把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要注意对每个党员加强教育，作好思想工作，要充分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冲上去，好些人也会跟着冲上去；如果一个人躺下来，跟着就会躺下一大片，一定要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汇报完工作，夜色已经降临了，村庄和田野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显得那么庄重。区里的三位领导同志一直把我送到村外，宋玉琢同志握着我的手说：“我的工作有变动，可能到县里工作（调任清江县委副书记），曹尚智同志担任区委书记。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与尚智同志商量，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把六区的工作搞好。最后，他又再三叮咛说：“华周，现在环境恶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回家的始上，我一句一句地回味着他的嘱托，觉得身上增加了很大的力量。
　　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拂晓，突然从于庄方向传来了一阵阵枪声。我不由得一阵震惊，便急忙去找夜宿在我村(魏路口)的六区子弟连。我告诉子弟连连长毕存宽说：“昨天晚上区里的几位领导同志都住在于庄，听枪声的方向又在于庄，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与毕存宽同志分析了情况之后，便立即带领子弟连借助青纱帐掩护，急忙往于庄进发。但当我们赶到了三十里庄以北、于庄村南时，敌人已经逃跑了。
　　我们所耽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新调任的清江县委副书记宋玉琢同志、新任清江县六区区委书记曹尚智同志、清江县六区区长纪开明同志和区干部倪臣同志都英勇牺牲了。原来，昨天他们听完我的汇报以后，又研究了六区下段工作，天太晚了，他们便夜宿在于庄伪大乡长王德全家。由于汉奸告密，拂晓时．日军和一百几十名伪军突然将于庄包围，宋玉琢等四同志为了保护村庄和群众，便决定冒险突围，由于地形、环境很不利，东面是大坑，南面是深沟，又是六月天，满坑满沟都是水，而西、北两面有众多的敌人封锁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有的敌人已经上了房，宋玉琢等四位同志英勇顽强，一连打倒几个敌人，纪开明同志的子弹打光了，把枪插在腰里，越墙而过，跳水后中弹光荣牺牲，倪臣同志顺街向西冲去，敌人的机枪猛烈向他扫射，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宋玉琢、曹尚智同志冲出大门，便与敌人英勇捕斗，敌众我寡，子弹打光后，只好向南冲，跳人水中，刚上南沿便中弹牺牲。
　　被敌人袭击和劫惊过的于庄，到处是烟雾、尘埃和血污。一些干部和群众正打捞纪开明同志的尸体，许多群众分别围着宋玉琢、曹尚智和倪臣同志的尸体痛哭。毕存宽同志和我带领子弟连战士从大坑里把纪开明同志尸体打捞上来，将四烈士的尸体抬到一起，然后召集于庄的干部群众开了个迫悼会。毕存宽同志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提高警惕，严惩汉奸，狠狠消灭日本鬼子，为烈士们报仇，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安葬了宋玉琢四烈士以后，我心里很久不能平静，曹尚智同志从担任清河县六区组织委员之后，我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六区东南部的建党工作，曹尚智同志工作积极，党性很强，作风朴素，平易近人，经常深入群众，做宣传发动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我们相处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对我进行了热心地教育、培养和引导，我深深感到他是我党优秀的政工干部。纪开明同志是清河县纪洼村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当苦力出身。日军侵人我国后，他接受党的教育挺身而出，参加革命，后任清江县六区区长。与他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他热情开朗，对敌斗争英勇顽强，是一个“不怕死、不怕苦”的人，他的战友倪臣同志是清河县孙洼人，因生活所迫，他曾在吴庄炮楼当伪军。在纪开明同志的帮助下，倪臣同志“身在曹营心在汉”，经常向我抗日政府汇报敌人的活动情况。后来，纪开明同志又把倪臣介绍给我敌工站杨国毅同志，并经常取得联系。1941年夏天，冀南军区敌工部领导同志与杨国毅同志研究决定：通过倪臣把吴庄炮楼拿掉，作为“七·七”抗日纪念。倪臣同志毫不犹像地接受了任务，并共同商定了具体时间。1941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深夜，倪臣站岗值班，他不时地观察着炮楼内外的动静，心情紧张而又振奋，突然，炮楼外边的信号亮了!他立即打开大门，放下吊桥。我军迅速占领了炮楼，三十多个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全部被俘。倪臣同志从此正式脱离了伪军，到我清江县六区区公所工作。
　　宋玉琢同志，1913年生于清河县前苗庄一个中农家庭，自幼在本村小学读书，后考入刘保庄高小，于1934年考人临清十一中读书，他诚实、坚毅、聪明好学，在学生时代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常与进步学生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报刊，探求救国真理。他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不满，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与反动校长张乾一进行斗争，而被校长开除校籍。1936年6月又到北平读书，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并由王友武同志介绍加人了中国共产觉。
　　1937年夏，宋玉琢同志从北平回到家乡度假时，正遇“七·七事变”爆发。当他听到消息正要赶回北平时，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让他就地从事抗日活动，发展党员，创建党组织。他在群众思想极度混乱的白色恐怖下，首先在本村发展了宋凤科、宋玉堂、宋玉昆、宋万岐等同志为中共党员，创建了清河县南部的第一个党支部。他还以串亲访友的方法，在各地宣传抗日救国，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积蓄了革命力量。1938年3月，清河县战委会成立，宋玉琢同志分工做宣传工作；10月建县委时，他任县委委员兼县委办公室主任，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便于抗日活动，1940年7月组建清江县委时，宋玉琢同志调任清江县委委员兼第六区区委书记，牺牲前他已调任清江县委副书记，年仅26岁。
　　宋玉琢同志对党赤胆忠心，对革命工作积极认真，一丝不苟，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谈到有一位刚发展的党员思想情绪不好。不够稳定，他当天深夜赶到我家，要我和他一块去找那个同声谈话。我想，已经半夜了，天又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那村离这里还有五里路，便说“现在已经半夜了，休息吧，明天咱们再一块去。他当即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夜间正是我们工作的有利时候，我们要抢时间把各村党组织建立起来，现在不能休息。”
　　宋玉琢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也十分关心。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他的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左庄去。我到了左庄以后他不在，一个姓左的地下党员对我说，“宋玉琢同志临走时留话给我说，他要你今晚不要离开这个村，更不能回家。”当时我不知其意，等到下午我村传来消息，日伪军去我家捕我，扑了空。我又问老左同志，玉琢同志那里去了？老左同志告诉我玉琢同志去调游击队去了。我才明白，玉琢同志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而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这种崇高的品德使我终生难忘。
　　在抗日中宋玉琢同志认真贯执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全体人民积极参战，使抗战力量不断壮大。有一次，我给玉琢同志汇报工作时说：“有一个村被地主绅士统治的挺厉害，我们不好工作。”玉琢同志当即告诉我：“地主、绅士的工作都得做。不能不敢接触，这是我们的统战工作，地主、绅士是敌我双方争取的对象，教育过来就可以成为抗日力量；如果被敌人拉过去，就会成为反革命力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宋玉琢同志还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多接触群众，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掌握村政权，对党员、对党员发展对象、对广大群众，不仅要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更要讲未来的社会主义，使他们有理想、有奋斗目标.……”听了这些话我心里热乎乎的，感到了自己所肩负的工作的份量。在宋玉琢同志的帮助教育和引导下，我不顾个人的一切，积极努力地工作，经受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

碉堡下的兵工厂

　　1941年上半年我区建立了第一个武装民兵小组，当时我是区分委，兼任这个小组的组长，区委书记宋玉琢同志亲自帮助选拔了孙思章、苏怀苓、孙树森、孙廷禄几个同志和我一道工作。武装小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县、区游击队，开展对敌武装斗争。
　　武装民兵小组成立了，但武器很少，我们几个人只有一支“十三连”和一支“独角龙”（撅把子）。后来，区游击队长毕存宽送来两支大枪，其中一支“水连珠”，只有几粒子弹，武器少、子弹不足，无疑给开展武装斗争带来很大困难，但大家的情绪高涨，干劲很大，决心通过对敌斗争扩大力量，并从敌人的手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当时敌人十分嚣张，一、两个日伪军就敢横行乡里，敲诈和屠杀百姓。我们武装小组就利用敌人的麻痹和骄横，找机会消灭这些零散的敌人，缴获他们的武器。
　　有一次我们配合区游击队截击了焦堂炮楼小队长夏继韶的伪军，打伤了几个敌人，缴获了部分武器，武装小组声威大震。几个月的时间，又发展了五个武装小组，成员十八名，武器有七支大枪，七支“独角龙”，经常配合县、区游击队打击敌人。1941年7月，县民兵支队长陈雪峰同志来我区指导工作，帮助我们开展民兵工作，还从县武装部调给了五支“独角龙”，县大队送来了四支大枪，区中队支援了我们五支大枪。但是，滴水解不了众渴，随着武装小组不断增加、扩大，枪支弹药越显紧张。特别是1942年日伪大“扫荡”开始后，形势急剧恶化。武装小组针对这种困难情况化整为零，隐藏行动，敌人也在千方百计搜捕我们。夏秋天还好说，有青纱帐掩护，到了冬天，大地象剃了头似的光秃秃没遮没掩，我们的活动失去了天然屏障，带大枪活动十分不便，急需大批短枪。而更加缺少的是子弹，有时一支枪只有两三粒子弹。
　　怎么办？县武委会帮助我们想了个办法：办个小兵工厂!
　　县武委会张百农同志请了吕寨村崔吉兴和他的父亲等五名铁、炉匠，在魏路口村孙兰亭的西屋里安起了烘炉和工具就造起枪弹来了。这个小兵工厂主要是造“独角龙”，也修理枪支军械。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小工厂打了一些镰刀、锄头、铁锨、菜刀等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摆在外面做样子。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每个村庄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而小兵工厂里却炉火熊熊，锤声阵阵，紧张、激烈而富有生机。崔吉兴呼呼地拉着风箱，崔大伯不时翻动着炉火中的铁坯，炉中闪烁的火苗，映红了他们挂满汗珠的脸庞。他们仔细观察着火候，“该出火了”!崔大伯钳出红通通的铁块，右手操出小锤在砧子上锤锤点点，吉兴和另外一个同志抡起了大锤，狠狠砸在火红的铁块上·
　　“崔大伯，为了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区委要求尽快赶造出几 支‘独角龙’和一百发子弹来。”
　　“请区委放心，我们一定按时完成任务，让这些武器在反‘扫荡’中出力。”
　　“叮当、叮当”清脆的锤声在这座小屋里有节奏地响着，火花映红了人们的脸。
　　在敌人占领区办兵工厂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除了时刻提防日军和伪军的搜查外，还要战胜其它方面的重重困难。造枪缺少钢材，大家就东奔西找，有的把自家的纺线锭子也送来了；造子弹缺少铜，我们就想办法发动群众，收集旧弹壳、旧弹头，然后装上自制的枪药、自制的底火，加工造成子弹。1943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敌人在距离魏路口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修建了炮楼，大年刚过就驻上了伪治安军连部和几十名警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大胆、谨慎地工作，除了敌人修炮楼那一阵子被迫停工外，小工厂一直坚持着生产。这个碉堡下的小兵工厂，在一无车床，二无技术设备的条件下，崔吉兴等同志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一双粗壮的手，不辞辛劳地工作着，共造出“独角龙”70多支，子弹1000余发，还维修了许多枪支、军械。这些武器除武装我区民兵外。还支援县里20多支枪，几百发子弹。
　　由于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工厂，我区武装小组迅速发展到17个，大枪70多支，各种手枪56支。为便于统一行动，有效作战，全区划为几个联队，我兼任民兵联防指导员。我们的联防民兵配合县、区游击队常常夜间出动，袭扰敌人，搅得敌人疲惫不堪，牵制了王官庄周围几十个炮楼的敌人，迫使敌人在这一带常驻两三千兵力来对付我们的活动。
　　这座碉堡下的兵工厂，在当时的清河一带还真有了点“名气”，有一次我们联防民兵想配合区游击队搞一次较大的武装行动，但觉得武器弹药不足，区里便开了个信让我到县武委会求援。县武委会的刘秘书没有和我直接接触过，信上写的是我的化名。刘秘书看了信后为难地说：“现在武器弹药缺得要命，县里也没有办法。”说完他思索了一阵忽然高兴地说：“办法有了!三区（当时已划宏毅县三区）办了个兵工厂很不错，我给华周同志写个信，你就找他要武器”!由于当时环境恶劣，相互间多是单线联系，保密工作很严密，我也不好向刘秘书说明，便忍着笑把给我自己的信揣在怀里。回去后，我把这事向苏怀苓同志说了一遍，大家听了把眼泪都笑了出来。
　　1942年2月，根据抗战的需要，县武委会把崔吉兴等几个同志调到了别处的大工厂，这个小兵工厂从此关停了。

浴血奋战反“扫荡”

　　1941年，我区的形势日趋恶化。日军实行“囚笼”政策，推行“强化治安”，对我抗日队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县委副书记宋玉琢、区委书记曹尚智和区长纪开明就是在那时壮烈牺牲的。到1942年，形势更加恶劣，日军又实行“三光政策”，对我抗日军民进行血腥的大“扫荡”。敌人三天一合围，两天一袭击，有时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进村后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疯狂地抓捕我抗日干部和群众，进行残无人道的大屠杀。运河两岸，到处是枪声，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尸体。
　　有一次，日伪军突然合围魏路口、孙庄、孟庄、郑庄等村，抓捕党员、干部和群众82名，有的当场杀害，武装队队员王振祥同志在抓走的路上被刺刀挑死，有的带到王官庄砍了脑袋。又有一次，敌人从王洼、纪洼抓走40多名青壮年，在王官庄北门外砍杀了12人，其余的都送到井陉给他们当苦役、下煤窑。有一次竟出动了大炮、坦克和4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其中有6颗炸弹投到了水波集上的人群中，群众死伤残重，敌机还直冲民房轰炸扫射，魏路口村仅18户人家就有9户中弹。
　　运河在怒孔，平原在燃烧!面对敌人的野蛮镇压，我县我区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浴血奋战。武装民兵和县区游击队化整为零，运动作战，日夜袭扰敌人。武装小组大都是本地人，地形熟、行动快，敌人出动后，我们东边打枪，西边扔手榴弹，等敌人包围过来，我们早已无影无踪了，如有大的活动，一声令下很快就集中起来了。田庄炮楼的日伪军天天出发“扫荡”，抓人抢粮，老百姓恨之入骨。为了狠狠教训一下这些猖狂的敌人，区长李贯三、游击队长毕存宽和我研究决定，请求分区十一团协助行动煞煞敌人的气焰。
　　1942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初七日）区长带领一部分同志埋伏在田庄正西的赵庄，游击队一个排在扁担王准备迎敌，毕存宽带一个排与十一团一个连埋伏在赵庄村东、范老庄村西的青纱帐里，分区十一团一部分驻太庙，两个连在魏路口，距扁担王三华里。一切准备就绪后，派左村的一个人到田庄送信，说扁担王有“土八路”，引诱敌人出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但狡猾的敌人迟迟不肯出窝，反常的寂静，引起了指挥员的诧异，当他们正要商量采取新的措施时，忽然看到扁担王、赵庄以北，庄稼摆动，尘土飞扬，接着枪声骤起硝烟弥漫。原来狡猾的敌人扣住了情报员，田庄炮楼的日伪军不动，而由王官庄100多名骑兵从背后偷袭扁担王、赵庄。游击队员魏秀国等同志正埋伏在扁担王村东头，监视着东方来敌，忽然发现敌人的大队骑兵从背后蜂涌而来。魏秀国急忙回过头来，一枪击中了跑在最前面的日本兵的大洋马。那个正举着枪疯狂射击的日军小队长，“砰”得一声从马上摔下来。魏秀国同志大吼一声“你奶奶的”猛虎般地扑向敌人。由于我们当时的武器简陋，枪上没有刺刀，他使用枪托向敌人猛打猛砸。魏秀国身高力大，把敌人打倒了几次，同时也被敌人用刺刀刺伤了几处，浑身是血。正在这时，游击队员魏长青冲了上来，一枪击毙了这个敌人，接着，魏秀国、魏长青便向西边的敌人冲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魏秀国和魏长青同志打死打伤几个敌人之后，都壮烈栖牲。埋伏在赵庄西头土壕里的孙开太同志，见敌人大队人马冲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和敌人厮杀，经过一场英勇搏斗，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魏秀国同志二十二岁，魏长青同志二十一岁，孙开太同志只有十六岁。
　　我驻太庙和魏路口的部队迅速支援赵庄、扁相王，我抗日战士怀着为国雪耻，为战友报仇的愤怒心情，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最后向临清方向逃窜。
　　王官庄日伪军逃走后，我们立即调整了部署，李区长领着一部分游击队员撤到宁庄，毕队长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和分区十一团的全体同志撤到魏路口，同时派人去侦察田庄敌人的动静，又过了几个小时，田庄的敌人大摇大摆地来到左村、赵庄、扁担王抢劫了。复仇的时刻到了!我带路向扁担王猛冲过去，机枪、步枪雨点般地向敌人射击，手榴弹冰雹似地向敌人砸去，敌人一看阵势知道不是“土八路”，丢下死伤的敌军狼狈逃窜。我们又狠狠追杀了一阵，打死打伤几个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
　　这样的仗，在反“扫荡，中打了不知有多少场。在我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下，日军一举消灭我抗日武装的计划破灭了。
　　1994年11月的一天，我跟着区委书记高祥辉到县里参加会议夜宿丁龙村，该村党支部书记赵如进把我们安排到他家后院的屋里，后院门经过深胡同可以通到大街，大街后边紧临东西路。赵如进安排我们吃完晚饭后，叫我们早些休息，而他自己装着拾柴禾出去为我们放哨，
　　战争年代，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凡是两个以上的人住在一起，首先要统一好发生情况后如何行动和不幸被捕后的口供，商量好以后我们才睡下。
天将亮时，突然听到有人被毒打的惨叫声，高祥辉同志“忽”地一声爬了起来说。“不好，有敌情!”
　　我俩各自拿好手枪，出了房门，隔墙往外一看，日伪军正由东北往丁龙方面包剿，支书赵如进同志在村头正被敌人挎打，他使足全劲不住地高声喊叫，意思是通知我们，有敌人来了，赶快跑!
　　我们立即穿过胡同向南奔去，到了胡同南口一看，大片日伪军、满街大洋马，敌人端着闪亮的刺刀，不住地大声嚎叫。这时有几个敌人发现了我们，大声叫喊着“站住!站住!”我俩见势不妙，转身就往北跑，这时我们的背后连接不断地响起了枪声。我们飞身越过北墙，到了村北头，从敌人的薄弱处冲出来了，经过一百多米平地便通到了大堤村路沟，然后迅速脱了险。
　　敌人把老支书赵如进踢倒在地上，然后用枪托打、刺刀扎，逼问他八路军藏在那里．他一口咬定说自己是老百姓，村里没有八路军，也没见过八路军。正在这时，四周响起了枪声，由于天还没亮，敌人看不清楚周围的情况，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便乱放了一阵枪后，向南包围了太阳庙村。残暴的敌人把全村群众集中起来，用刺刀逼问谁是八路军，杀了两个人，抓走了七、八个老乡，日本兵没找到八路军，就放火烧掉二百多间民房。正在这时候驻在邵固的游击队听到了丁龙村的枪声，知道有了情况，便开了枪，其他村的民兵也放开了枪。日本兵闹不清究竟，怕被围歼，便急忙从太阳庙跑了。

青纱帐里出奇兵

　　我区自从被日军占领后，西北面是王威公路，东北面是王临公路，南面是枣园——油坊封锁沟，北头是敌县城王官庄，构成了敌三角控制带。全区几十个村庄，可谓庄庄脚下有壕沟，村村抬头见炮楼。在这个炮楼林立、壕沟纵横的区域里坚持武装斗争，除夜间活动外，确实十分困难。但是每当高粱、玉米、谷子长起来的时候，那郁郁葱葱的青纱帐，好象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峰，又如一丛丛茫茫苍苍，深邃莫测的密林，这个时期是歼敌的最好时机。
　　194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天刚刚黎明，淡白的下弦月还悬挂在头顶上，而村庄上空已经飘满缕缕炊烟。我们武装小组正在三十里庄村西张元合的瓜棚里开会，研究下一段行动计划，忽然张元合的父亲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你们快走，敌人来这里抓你们来了!”
　　“那里的敌人？”
　　“孙庄炮楼的安治军，由汉奸毕振国带路正往这里跑呢，我抄了个近道，赶到了他们前头。”
　　瓜棚的周围就是很大一片黑沉沉的高粱地，我们整理了一下武器，便迅速撤离了瓜棚，隐蔽到青纱帐里。
　　因为有特务告密，敌人一来便把瓜棚包围起来。可是一搜查瓜棚里连个人影也没有。气急败坏的敌人用刺刀把西瓜戮了个烂，又用火点然了瓜棚。敌人猜想到武装队员可能就隐藏在青纱帐里，可是他们谁也不敢走进去，只得悻悻地往回走。当敌人刚走过高梁地时，我们突然在他们背后开了枪。有一枪正好打在毕振国身上，敌人立刻慌了手脚，乱作一团，急忙拖着毕振国跑了回去。
1943年7月的一天，有情报说，西泮庄炮楼30多名伪军到于庄、三十里庄抢粮。我们武装小组立即召开了会议，商量如何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敌人可能从青龙庄与前苏堂之间经过。于是派了两个队员埋伏在苏堂以南距大路约有五十米的破砖窑内，另外两人埋伏在大路西边，我和王印柱埋伏在青龙庄东头的一家后院墙下，形成三面夹击阵式。我们六个人只有三支枪，子弹也不多，但是有手榴弹，这玩艺是很有威力的。于是我们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安好了挂弦的手榴弹
　　中午时分，果然伪军们敞着怀，歪带着帽，赶着抢来的牲口，背着、驮着抢来的粮食衣物，有的手里还掂着老母鸡，象一群乌合之众的土匪。当敌人走到埋伏圈后，我们从三个方向同时开火，手榴弹一个接一个爆炸，烟尘腾空而起，青纱帐里的群众也一齐呐喊助威，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人吓得哭爹叫妈，慌作一团，丢下几具死尸和抢来的东西，急急忙忙拖着被炸伤的伪军向回逃窜。我们把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牛、驴、粮食和衣物又交给了于庄和三十里庄的老百姓。乡亲们满含热泪紧紧握住武装队员的手说：“日伪军抢我们的东西，你们给我们东西，我们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大恩大德”!
1944年农历九月初六晚上，月光朦胧，繁星闪炼，我和孙思章、孟繁贵同志在魏路口我家研究工作。刚送他们出门，忽然，保长孙长义急急忙忙跑来，气喘嘘嘘地说：“田庄炮楼马子荣捎来紧急情报!”
　　“什么事？”我们三人也不由得神情紧张起来。
　　“明天五更，临清、清河两县的敌人要合伙出动夹击郑庄、魏庄。”
　　敌人一来就要烧杀抢掠，这两村的百姓又要遭殃，况且这两个村里正住着县、区干部。情况这么紧急，怎么办？我抬头望着西南几里外闪着鬼火般的炮楼，又看了看即将隐没的上弦月，忽然想起一个办法。我让孙长义找人立即通知郑庄、魏庄干部，让县区干部和群众迅速转移，然后对孙、孟二人说：“咱们研究一下对敌之策。”
　　“这次两个县的敌人一起出动，而我们只有这几个人，硬碰是不行的。我琢磨了一个办法，施个巧计，利用天黑，让敌人相互交战！”
　　“让他们自己打自己!”
　　“是，”我将两个拳头一顶，给他们看。
　　“对，好!”我们三个人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商量定以后，我和孙思章带着三区联防队十几名同志，孟繁贵带着他们中的十几名同志，埋伏在郑庄南、魏庄北的交通沟里，等候两边来敌。果然，拂晓前，两个县的敌人分别从南北而来。当他们相距不远时，我们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的敌人开火，敌人受到枪击，立即开火还击，形成南北对峙的阵式。我们趁着黑暗和混乱，顺着交通沟迅速撤出。这时，敌人的机枪声、步枪声和嚎叫声响成一片，一直持续到天亮，当双方敌人看清了对方是自已人时，枪声才停止。两边的敌指挥官都气涨了肚子，暴跳如雷地互相骂着：“真他妈的瞎眼！”
　　这一仗敌人死伤了许多，而我们干部群众无一损伤。

草 帽 计

　　1944年农历五月，有一天早饭后，我和联防队长张元合正在三十里庄会计家里商量事情，准备请示县委再要几支枪。突然，会计领进来一名地下交通员。这位同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点吧，王官庄的几百号敌人、还有骑兵，把梁末洼、前后栾、毕洼几个村的群众都抓了起来，正在抢东西、抢粮食呢!”
　　打发走了交通员之后，我们俩便研究对策。张元合是个开朗豁达的人，这时那两条浓眉却紧紧锁在了一起。他蓦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焦灼地说：“火烧眉毛，需要救急。可这急怎么救法？敌人枪炮俱全，步、骑兵几百人，而我们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个，现在又不在一起。”
　　是啊，情况这样突然，敌人是从哪里出发，主要精力放在哪里，情况不清。我县、区游击队现在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不好救援，我们的武装队员也没在一起，只有孙树森、孙廷禄，昨天夜里向郑集敌人喊话回来，还在高梁地里睡觉。怎么办？我思索了一阵说：“敌众我寡，硬拼不行，还得用巧办法。我们要突出一个‘扰’字，突然袭击，骚扰敌人，还要请老百姓助威，把敌人的注意力搞乱，让他们也摸不清头脑，即使消灭不了多少敌人，也得想法把敌人赶跑，争取叫乡亲们少受损失。”
　　“好!救急如救火，我们马上行动!”张元合双眉舒展，同意我的意见。
　　接着我们研究了行动方案，便迅速去做准备。
　　我顺着狭窄的玉米地垄走了一段，便来到被称做青纱帐的高粱地。大概是太疲劳了吧，孙树森和孙廷禄正躺在潮湿的地上熟睡。他们一夜劳苦现在方休息不久，真不忍心打搅他们，但任务紧急又不得不把他们叫醒。
　　我和孙树森、孙廷禄回到三十里庄不久，张元合也把三十里庄的张方坤、张伍合、于景双找来。我对大家说：“王官庄的敌人包围了梁末洼、毕洼和前后栾，敌众我寡，凭我们的力量不能歼灭多少敌人，但我们将扰乱敌人，把他们赶跑，争取让乡亲们少受损失，救急如救火，现在马上行动。”
　　地里的庄稼已经长得老高了，人钻进去看不见影，我们七个人猫着腰沿着高梁地迅速往栾洼跑去。当我们到了王洼东头时，正巧碰到民兵连长马长增和区长的警卫员高立柱从青纱帐里钻出来。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又急忙合议了一下，便开始投入战斗。
　　马长增、高立柱通过青纱帐插人敌人的西侧，张元合、于景双从栾洼后边插人敌人的东侧，我和孙树森、孙廷禄等在王洼村东头距离敌人仅几百米的地方。这是一座村边上的土坯房子。由于战争的破坏，主人已经走了，房屋破烂，墙壁也塌了几处。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墙头上放了好几块砖坯，把草帽扣在上边，好象有人埋伏在那里。估计东西两侧的同志已运动列了预定地点，做好了准备。我使首先向敌人开了枪。打了一小阵，我们便金蝉脱壳。迅速撤到了栾洼西头。敌人见这里打枪，便急忙用步枪、机枪、小炮向墙头上的草帽猛烈射击。这时，东西两侧的同志也开了枪。很快我们又到栾洼西头向敌人开了火。几个村里的群众也趁势高声呐喊，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丢下抢来的二十多车东西逃走了。我们随即将敌人抢来的粮食、衣物、牲畜和车辆送还给群众。
　　几天后，几个村里的群众自动杀了猪来慰问我们。但我们一一劝回谢绝。老百姓感动地热泪直流，不断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一仗，我们几个人打跑了几百个敌人，而自己却无一损伤。这次战斗被冀南四分区誉为“草帽计”，受到通令嘉奖。后来，又被作为佳话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敌 穴 除 奸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几年里，由于环境极端恶劣，一些意志薄弱的人脱离了抗日队伍躲了起来，一些人跑到日伪方面做事去了，形势好转后有的人又回来了，有的人被敌人抓住后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如六区区长杨洪达和没落地主孙振堂等。
　　杨洪达，王官庄人，大地主出身，抗战初期参加抗日工作，带有很大的投机性。担任区长期间，他吸毒、贪污、为所欲为，组织上发觉后尚未来得及处理，他便投敌了。那是1941年12月21日晚上，杨洪达用开会的手段，把全区干部召集到了丁龙村，暗地沟通王官庄、四务的日伪军，将我区大都分干部抓走，包括县里的两名科长，还有八路军七旅来带兵的刘月先同志。
　　破落地主孙振堂混入我革命队伍后，曾任我区民兵大队长，但经常违法乱纪，为非作歹，当组织要处理他时，他背叛投敌，当了临清五里庄炮楼的伪军班长。经常在王临公路上盘查各区来往干部，抓捕抗日人员，成了铁杆汉奸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武装小组经常配合县、区游击队，深 入虎穴，除霸捉奸，为民除害。
　　194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在夕阳的照射下，五里庄炮楼象一具满身血污的死尸停立在荒凉的原野上。它的脚下是一条条象枯死的蚯蚓似的战壕和一块块伤疤似的弹坑。这时，在冷清清的公路上有三个人直奔炮楼而来。走在前面的一身伪军打扮，身后跟着两个老百姓。伪军打扮的人，神姿英武，目光炯炯，健步如飞，他就是我区游击队长毕存宽。这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小伙子，不愧为抗日青年的好榜样。自从八路军东进纵队进驻清河以后，他就投入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洪炉之中。1940年我区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游击队，他就担任了队长。他心红志坚，智勇双全，为民族解放，他不惜赴汤蹈火。今天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去虎穴除奸。
　　他们三人走到炮楼门口后，那两个“老百姓”突然掏出手枪对准两个站岗的伪军说：“别动！我们首长要见你们孙班长。”毕队长没有停步，径直走进炮楼。正在悠然自得地喝着茶水的孙振堂，见一个伪军晃进来，故意拿出班长的架子，把眼睛眯起来，不予理睬。毕存宽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叛徒，把手往桌子上“啪”得一拍，厉声说道：“孙振堂，请走一趟！”
　　孙振堂如梦初醒，一见是毕存宽，早吓破了胆。他一向知道毕存宽的厉害，却没想到敢独自闯进炮楼来。他看到毕存宽用手枪逼着他，只好领头出了炮楼。这时那两个“老百姓”对站岗的伪军说：“我们是八路军，来请你们孙班长，以后谁敢做坏事，我们就来请他！”
　　那站岗的伪军连连点头说：“是，是，我们不敢，我们不敢!”
　　叛徒孙振堂被带到孟庄以后，毕存宽代表人民政府把他枪决了。
　　孙庄炮楼驻有一个伪治安军连，还有一个警察分所。警长姓张，是个麻子，常常敲诈百姓，连村保长也不例外。1943年初春耕大忙时节，他强迫群众挖封锁沟。我和孟献和带着一个武装小组对他喊过几次话，最后一次警告他说，如果再不悬崖勒马，改邪归正，我们就在十五天内代表人民处决他。可这个家伙毫不理睬，继续作恶。第二天王洼村挖沟的农夫晚去了一会儿，他就用皮带毒打保长和群众，还要出五十元钱给他赔罪。
　　经过商量，决定立即除掉这个汉奸。
　　一天晚上，县大队王班长和我带着孟献和及几个游击队员，装成民工跟着几个村的民工一起去挖沟。大约十点来钟，麻警长带着两个警察来监工。只见他手里提着根棍子，一步三晃，神气十足，嘴里不停地骂着人。等麻警长走到游击队的这一段沟沿时，一个同志猛地一膀子把他撞进沟里。那两个警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愣了，明白过来以后撒腿就跑。王班长大声喝住他们说：“没你们的事，今后只要不办坏事就行。”他们规规矩矩地说了声“是”，便悄悄溜走了。沟里的同志把麻警长捆起来，掐着他的脖子顺沟向西走到孟庄西头，在距离敌据点三百米处把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枪决了。
　　麻警长被镇压以后。周围各村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连炮楼里的伪军也说，八路军教育、警告过他好多次他就是不改，死了活该。
　　有个伪军叫薛立成，原来是个土匪，日军侵人清河以后他当了汉奸。这个家伙凶狠残暴，无恶不作。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除掉这个坏蛋。有一天得知薛立成回大寨老家，徐金岭同志便带领几个武装队员夜间穿过公路，绕过炮楼，最后在薛立成家里捉住了他，并代表抗日政府枪决了他。
　　四务炮楼伪军中队长包存志，是李胡庄人。这个家伙经常带着伪军到集市上抢东西、打人，心狠手辣，恶贯满盈。我当时兼任联防队指导员．根据群众的要求，经县民兵支队长陈雪锋同意，我们便决定除掉这个坏蛋。
　　1943年初春的一天，正值四务大集。陈雪锋、张元合带队埋伏在刘村东头准备接应，我和苏怀岭、孙梦堂、孙树森、张双方、孙廷禄装成老百姓混入集市，去捉拿包存志。春耕时节，赶集的人很多，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找了几遍也没发现包存志。这时，有十几个化装成老百姓的伪军发现了我们，几个伪军将孙树森紧紧抱住，在这紧急关头，苏怀岭一步冲上去，照着一个伪军的后脑勺就是一枪，当即就开了花。其他伪军吓得纷纷逃窜。我们也趁乱出了村。虽然我们没有除掉包存志，但我们的行动受到了分区的表扬，苏怀岭在分区劳模会上被授予“杀敌英雄”称号，并奖给他一支手枪。
　　我们虎穴锄奸，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汉奸，也震慑了伪顽人员。他们再也不敢随意出来抓捕我抗日人员，抢掠老百姓的东西。有的主动和我们拉关系，表示要改恶从善，有的向我抗日政府递交立功书，说外出“扫荡”朝天上放枪，不抢群众的东西，还有的暗中给八路军送情报，偷偷给我们送子弹。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县委要求我们开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县委建立了统战组织，区主要领导亲自做统战工作。县参议会是个咨询机构，参议员都是些开明人士。我区参加县参议会的有赵子庆、赵晋伯、赵次伯、陈普彬、牛杰波等人。这些人在地方都有一定号召力，在群众中也有相当的威信，在完成扩军、交公粮等任务方面，都起过不小的作用
　　我区开始筹建地方武装时，开明人士赵晋伯、赵次伯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还从一些具有民族感、爱国心的富户家中动员出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了县、区游击队。大堤村王怀远原是旧政府的民团团长，八路军东进纵队进驻清河后，他把他拥有的二百多个人、一百多支枪都交给八路军，后改编为运河支队。他的几个孩子也都参加了抗日工作。在赵晋伯、王怀远等人的带动下，不少富户都为抗日献粮、献物、献款，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对敌伪人员我们也注意了分划瓦解工作，抓住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开展“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活动。对于弃暗投明者，我们给予支持和欢迎，对死心踏地效忠敌人的，坚决予以镇压。

火烧四务炮楼

　　自从日军侵人华北以后，在运河两岸、冀南平原这祖祖辈辈用汗水浇灌过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日军铁蹄践踏的足迹，同时，也到处埋下了复仇的火种，中国共产党唤醒了民众，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火焰。
　　1943年9月，为了牵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敌人的威风，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县委决定首先拔掉四务炮楼这个钉子
　　四务炮楼地处宏毅县与清河县的要冲，驻有一个伪军小队，是个非常顽固的敌垒。它南距郑集据点四里，北距王官庄六里，其间有郝村炮楼，只驻一个班兵力，夜间不敢出动，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先打通内线，采取里应外合，出其不意，速战速决。县敌工站副站长耿达三派徐金苓、倪振坤去做内线工作。
　　四务村在炮楼脚下，每逢三、八大集时，王官庄、郝村、四务、郑集据点的伪军和特务都要到集上吃喝玩乐。初三这天，徐金苓和倪振坤化装进了集市，巧遇徐的两个旧友，一个姓薛、一个姓张，都在四务炮楼上当伪军。几年不见，自然热情，便找了个僻静地方盘谈起来。
　　谈起炮楼的事，姓薛的便愤愤地说：“新来的这个队长比包存志更坏，仗势欺人，吃兵血，我恨不得投奔八路去!”
　　姓张的急忙阻止，并吓得左顾右盼。
　　徐金苓看出他们的耽心，便伸出两个指头干脆地说：
　　“不瞒二位，这个炮楼长不了啦!你们还记得范家庆吧？”
　　范家庆是四务炮楼的特务，常常带人抓捕抗日人员，杀过很多人，干尽了坏事，连炮楼里的伪军都恨不得他早死。有一天他来到离四务只有二百米的郝村，有人立即报告给我们，区民兵大队长马长增当晚带了几个民兵把他从屋里押出来处决了。
　　薛、张二个想起范家庆被民兵在碉堡下处死，连连点头称赞八路军的英勇果断。徐金苓给他俩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交待了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弃暗投明。薛、张二人表示八路军若有什么行动愿意配合，并把炮楼里的情况详细地讲了一遍，还说他俩在某一天夜里同时站十点至十二点的岗，薛在西半面，主要位置是门楼，吊桥，张在东半面，主要任务是警卫东半面。
　　徐金苓听了很高兴，再三叮问他们情况可真实，他们说决没半句假话，如果说假话凭八路军发落。徐金苓和倪振坤商量了一下便坚定地对他俩说，八路军准备在他俩值夜班的时候采取行动，让他们以吸烟点火划三圈为号，在里边接应。
　　是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县大队、区中队和部分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预定地点，凝神屏息地等待着炮楼上的信号。此时正值午夜时分，四周是一片凝重的寂静。突然，星光似的信号亮了!徐金苓急速爬到炮楼大门口向上问道：
　　“是老薛吗？”
　　“是!”
　　“快放吊桥!”
　　吊桥放下来了。战士们迅速冲了进去。县大队副队长王清银等带领战士直接冲到正在睡觉的伪军屋里，‘大声喊道：“不准动!缴枪不杀!”正在梦中的伪军被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在枪口面前一个个呆若木鸡，待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做了俘虏。为了彻底拔掉这个钉子。撒出的时候我们又点燃了敌人的窝巢。在这漆黑的夜里，那熊熊的烈焰几十里外都能看到。
　　这次战斗，我们一枪未发，缴获了大枪四十多支，手枪五支，子弹两千多发，俘虏伪军六十多名。

收 复 郑 集

　　四务炮楼被烧，轰动了王官庄，吓坏了周围的敌人。他们白天不敢冒然行动，晚上就乱放枪壮胆。而我们通过这次战斗摸到了经验，决定再拔掉郑集据点。
　　郑集北距王官庄十里，驻一中队伪军和十多名警察，兵力较强。但它周围敌兵力量较弱，四务炮楼正在准备修复，尚未动工。郝庄炮楼仍是一个班的兵力，南面是焦堂炮楼，驻伪治安军，因与郑集伪军有矛盾，估计不会支援，实际上郑集敌军是孤军单骑。
　　11月份，我们通过关系得知郑集炮楼有个姓苏的伪军是威县洪桃园人，与伪军中队长有矛盾。我们抓住机会把他争取过来，他表示只要保证他和母亲的安全，愿意配合行动。
　　一天，我们同分区十一团三营首长及县、区领导化装进入白佛庄（距离郑集只有一百多米）观察了地形。然后一起制定了行动方案。由于做内应的姓苏伪军只有一个站岗位置，又不能放吊桥，我们就采用云梯上墙，攻占炮楼。
　　十一团三营的部队开进徐店、前倪村。区民兵队长马长增带部分民兵备四个云梯、绳索，在内线老苏站岗处竖了云梯，三营连长于成明（是我的同村童友）带一个班分成两个手榴弹组支援登梯部队，直插院内。区子弟连长毕存宽带一个班为突击组，跟随手榴弹组。三营长带一个连配两挺机枪掩护突击组。县大队一个连分别埋伏在炮楼大门吊桥左右。县民兵支队长陈雪峰带领民兵负责担架。县大队另一个连和区中队负责对南北之敌封锁阻击。
　　晚上十点钟部队出发，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等候信号发出。冬日的夜晚，北风呼啸，寒冷刺骨，爬在冰封的土地上，如卧针毡似的难受。但抗日英雄们，为了祖国，为了胜利，象石雕铁涛似的一动不动。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寒冷也在逐渐加剧，同志们的眼睛突然同时一亮：信号发出了!徐金苓急忙上前与内线联系，接着战士们顺着第一架云梯迅速登上围墙，登第二架云梯的同志也上去了，但第三架云梯刚刚竖好就被敌人发觉了，敌哨兵冲着炮楼内大声喊道：
　　“不好啦，快起床，八路军打炮楼啦!”
　　这时，我们的手榴弹组已进院内，作掩护的机枪也响了。一部分伪军胡乱射击进行抵抗，我们勇敢的于连长迅速带领手榴弹组封住了伪军的房屋。突击组放下吊桥，后续部队也冲进院内。顿时，喊杀声、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经过一阵激战，院内的敌人全部作了俘虏，而炮楼顶上的敌人还在顽抗，我们只好送进炸药，“轰”地一声，伪军同炮楼一起飞上了天空。
　　这次战斗俘虏敌军一百多名，缴获长短枪八十五支，我方只挂花一名。县委以敌工模范者的称号奖给徐金苓同志一支手枪。当时群众虽然刚刚渡过灾荒，生活十分困难，但还是自动送来了猪羊慰劳部队。
　　接连拔掉两个据点，王官庄一带的日伪军慌了手脚，急忙将各据点的伪军互相调防，孤守几个重要据点。到了1945年4月25日，日伪军就全部集中到了王官庄。次日是王官庄农历三月十五大会，日伪军以大规模出动“扫荡”的形式向威县狼狈逃窜。
　　我们发觉后立即与县、区游击队进行迫击。霎时，枪弹声、喊杀声，一片轰鸣。背着沉重装备、穿着笨重钉靴的日本兵，完全失去了几年前占领王官庄时的那种锐气。他们一个个满身布满灰土，面容疲备，脚步踉跄，一副副困顿，狼狈的样子。在我一道道炽烈的火网下，敌人丢下几具尸体，死命落荒西逃。从此，清河全境从日军铁蹄下获得了解放。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消息传到我区以后，全体抗日军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表现形式进行了热烈的庆祝。扭秧歌、耍狮子、划旱船、踩高跷，那铿锵的锣鼓声，喜庆的鞭炮声，欢呼胜利的口号声，久久地震荡在翼南平原的上空!
附：行政区的沿革和领导人的变更
　　1938年上半年，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清河，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县抗日政府。同年3月、清河四区在王官庄成立区政府。经过统一考试冯世英同志被录取为四区区长（党内兼区委书记）。冯调冀南行政公署后，任端峰任区委书记兼区长。1940年2月任端峰调县公安局，杨彤阁任区长，王雨亭任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区民政助理）。
　　1940年7月因形势需要建立了清江县，原四区划开，王官庄以南为清江六区，另几十个自然村为清江五区，其他村庄仍归清河。
　　江六区区长由杨彤阁担任，九月纪开明接任区长，县委委员宋玉琢任区委书记。1941年农历六月宋玉琢任县委副书记、曹尚智住区委书记。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宋玉琢、曹尚智、纪开明在于庄牺牲，由杨洪达接任区长。杨洪达原在清河三区，后到清江六区任区教育助理。1941年12月24日晚上，杨召集全区干部到丁龙村开会，勾结王官庄、四务的敌人抓走我区大部分干部、部分游击队员、还有县里郝王两位科长及七旅带兵的刘月光同志。1942年1月，县委派李贯三任六区区长。 1942年10月10日，建宏毅县，清江六区划分为宏毅三区，辖三十三个自然村。李贯三任区长、宋太和任区委书记。同年12月云如轩任区长。1943年5月云如轩调离，张凤轩任区长。宋太和调一区，王奎、高祥辉任正副书记。8月，王奎被捕，高祥辉任区委书记。10月张凤轩调离，公安助理李维民任区长
　　1945年4月25日，日伪军全部龟缩王官庄，次日逃走，清河全境解放。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新建制撤消。10月，宏毅县三区为清河七区，辖四十九个自然村，先后驻孙庄、孙洼。
　　1946年3月初，清河七区划为清河五区，辖六十五个自然村。8月，县委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参军。我区区长李维民、区委书记高祥辉、武委会主任王世举，救国会主任李化一带领全区二百六十多名村干部、党员和群众入伍，编入民主建国军。之后，徐金玲任区长、阎荣海任区委书记，后李华周任区委副书记。
　　1947年9月，邱树梅，李华周任区委正副书记、区公所驻焦堂，又迁驻坝营村，以后、李兆成接任区委书记。王惠川、黎敏先后任区长。
　　1950年3月改为清河三区（驻坝营），辖八十九个村，李华周任区委书记、李化一任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