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
李 东 方
　

　　1940年底到1945年初，我曾在邢台县工作了四年多。由于时隔四十多年，只能就我直接参加的活动作一些片断回忆。
　　一、征兵征粮
　　1940年底，我由“抗大”民运组转到邢西抗日县政府民政科工作。在那里，我首先参加了征收公粮和征兵工作。在内羊村工作一段时间后，记得有一天晚上，全村群众听到钟声都聚集在一个广场上，村长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号召青年参加八路军、交公粮，并公布了将军墓区公所分配本村的任务数。接着村农会主席、青救会主席、妇救会主席分别作了响应号召的表态和发言。在分组讨论时，群情激昂，我参加的那个小组有个年轻姑娘热情而坚定地表示：“我的年龄还小，我要动员我哥哥参军，杀敌立功。”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就顺利地完成了征粮、征兵任务。
　　1942年的严重旱灾以及战争的破坏，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尽管群众生活很苦，但在共产党员和区、村干部的带动下，征兵征粮任务完成得很好。
1943年庄稼长势稍好一些，政府想多征一点公粮给八路军，便于打仗。于是县委、县政府组织若干小组，准备派到各区与区委、区政府干部一起，对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村庄进行典型调查，把比去年增产的村、相同的村、减产的村的情况搞清楚，定出免征点。这些原则县委讨论确定后，由代理县委书记王庭栋同志提出了这次工作组下去的任务。
　　随后我带领一组四人到宋家庄区。首先和区委研究了各村分数情况，对免征点、增产中农民留多少等交换了意见，初步估算了全区征公粮大概数。然后和县粮食科的同志、区粮管员到灾情较重的崇水峪作典型调查。接着我们又和区委书记、区长、粮助员到面上走访了十多个一、二、三类村。回到县里，各工作组交流情况之后，召集有关人员由我提出征收公粮方案，冯世英提出征兵方案，王庭栋提出明年大生产方案，交县委会讨论决定。
　　由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征粮方案切实可行，很快完成了公粮征购任务。同时也对军属和困难户进行了必要的救济，深受广大群众拥护。
　　在征兵工作中，由于干部、党员带头参军参战，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例如在1943年征兵时，将军墓区桃树村在共产党员、村武委会主任带动下，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了军。青年参军之后，各村都成立了拥军优属小组，负责军属土地的耕、种、管、收，妇女主动给八路军做军鞋、缝针线包。这样以来，青年对家庭放心，调动了参军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
　　二、减租减息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邢西许多村的地主分子出面成立维持会，给日本侵略军通风报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村的减租减息政策没有认真贯彻，广大贫苦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
　　我在桃树村养伤期间，作了一些社会调查。这个村连木叩等自然村，一共五十多户。全村一半以上的农户，都租种一户姓姚地主家的土地。在邢西减租减息时，地主分子造谣说：“减租减息可以，中央军来了，日本皇军来了，都照样还给我。”由于地主分子造谣惑众，好多是明减暗不减。这村的租息很重，一是租种他的地，收粮一半以上交租；二是借他的粮食，春天借一斗，秋后还二斗。
　　在这次扫荡时，那个姓姚的地主听说我们一个区干部住在桃树沟，就带领日本侵略者前去抓人，我区干部闻讯离开，才幸免被害。日本侵略者没抓到人，使烧房二十多间，抢走十多头耕牛杀吃了。
　　我在宋家庄村调查时，情况和桃树村差不多。这村共有五户地主，真正减租的只有一户。其他四户，地租多者是交收粮的五分之四，少者是三分之二。高利贷也是春天借一斗，秋后还二斗，这些地主的谣言与桃树村一模一样。
针对这些情况，经县委、县政府讨论决定，对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村再补课，首先讲清形势，解决地主想变天、农民怕变天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租减息。经过村“三三制”政权协商，交租不得超过收粮的三分之一，春借秋还的高利贷，一般春借一斗，秋还一斗三、四。经过一段工作，减租减息在全县开展得轰轰烈烈，既让农民得到一定的好处，又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与我们共同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抗日政权建设
　　邢台参议会由各方面代表组成，当时共产党在邢西还没有公开，共产党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驻邢西办事处。一次，县委用八路军驻邢西办事处名义邀请共产党、国民党积极抗日分子、无党派积极抗日分子、农青妇代表以及敌占区邢东的代表召开会议，我作为“抗大”在邢西工作的一个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参议会讨论决定。邢西抗日县政府下设民政、教育、粮食、财务、司法等科，公安局和武装部受县委和县政府双重领导。抗日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敌人实行专政，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政府中的一部分同志在前线领导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大部分同志做后勤支前工作。抗日县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县长定期向参议会汇报工作。当时的参议长是无党派人士、抗日积极分子李梦萍。
　　194l年初，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抗日政权建设，太行区党委决定，在邢西县政权中试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国民党积极抗日分子，无党派积极抗日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为了提高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县委在连庄村举办了训练班，参如训练的有各村村长及粮食、民政干部。我担任训练班主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农业生产、政权建设方面的若干问题。政治课由我来讲，主要以毛主席《论持久战》为中心内容，对大家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讲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和我们必胜的道理。关于政权建设方面的问题，如民主集中制，“三三制”政权建设等由民政科讲，农业生产和粮食政策由粮食科讲，农副产品收购政策由财务科讲。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理论联系实际讲授，所有教员一律参加学员讨论。通过训练，为抗日基层政权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
　　在干部训练班里，有的同志建议把农村说书的盲人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听课，编出新词，进行抗日斗争宣传。我听后感到很好，就又征求了其他学员的意见，大家都拥护赞成。经过请示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后，在第二期训练班便组织起十来个拉琴说书的盲人，每听完一课，就让他们分组编词，练习说唱，向全体学员表演，并由大家提出修改意见。
　　经过训练后的盲人们，既是文化娱乐队，又是抗日宣传队。于是由抗日县政府开证明，到各村宣传抗日工作，以后凡有新的中心工作，他们都主动编成新书，进行宣传。这对当时宣传教育群众，团结起来抗日，加强抗日政权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扫荡与反扫荡
　　1942年4月28日，我在带领独立营和民工破封锁墙时，左大腿被敌人地雷炸伤，送到冀家村后方医院治疗。
　　我住院后的第五天一早，冀家村街上乱作一团，说是日军已到达将军墓扫荡，很快就会来到这里。医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全体医护人员护送伤病员和乡亲们一起上山。重病号由民兵用担架抬着走。
　　我拄着拐由警卫员王同兴扶着上了山，在山上遇到冀家村村长陈代祥，他得知我只带着五个鸡蛋，就找了一个小口袋给我装了二斤多糠炒面，并告诉我们折户村后大山上有一个很隐蔽的山洞，让我们前去隐蔽，而他却带着民兵监视敌人去了。
　　我十分艰难地坚持走了十里多路，傍晚才爬到山顶。由于过分疲劳，我枕着石头很快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经快亮。不一会儿，敌人开始搜山。我们走了半里多路，在一个拐弯处的荆条中钻下沟，来到村长指给我们的山洞。
　　上午十一点左右，敌人来到我们隐蔽的山洞附近，在洞口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军和伪军残害老百姓的情景。在左面山坡上，日军逼问一个老大爷、一个老大娘和一个姑娘，要他们说出抗日县政府干部在哪里，他们说不知道，两个日本兵便用刺刀将老大爷和老大娘刺死，扔到十多丈深的山沟里，姑娘被这群野兽凶残地奸污。接着从右面山坡上传来乡亲们被残杀的惨叫声、强盗们奸污妇女的狞笑声。第一次看到日军直接残害中国同胞，我们俩恨得咬牙切齿，想前去解救受难的乡亲，可我拖着一条伤腿，只我们二人，人单势薄，又恐怕给乡亲们带来更大的不幸，只好强忍怒火。王同兴用小石子统计着这天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仅这一天日军就杀害了五十多名无辜群众，奸污了十多名妇女。
　　以后两三天，日军更加猖狂，到处搜山、杀人、奸污妇女。一个激愤的小伙子看到乡亲们被惨害，从人群中跳出来喊“我是八路军!”，翻译问他：“谁是你的头？”他说“朱德!”日军用刀逼着青年说：“你们的大大的捣乱!”就把他打死了。接着一个老年人站出来说：“我是八路军、共产党员，狗强盗们，杀我吧!老百姓是杀不完的，越杀反对你们的人就越多!”日军问：“你们大部队哪里去了？”老年人回答说“我们的大部队到邢台城剿你们老窝去了！”接着一个中年妇女站出来说：“我是三八五旅的八路，要杀就杀吧!随便杀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就这样，先后有五六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日军用死来吓唬中国人的阴谋失败了，强盗们气急败坏，狗急跑墙，架起机枪向群众扫射，一群老乡倒下了。在一边的二十多个妇女抓起石块同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强盗们捆了起来。后来一阵枪响，我们的部队前来解救受难的乡亲，日本侵略者见事不好，被迫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些妇女才算得救。
　　到了第五天，敌人又上山扫荡，把老百姓从山洞中赶到山坡上，凶狠地逼问八路军到哪里去了，县政府干部到哪里去了，李正到哪里去了？一个老人和青年都说不知道，当即被日军用指挥刀把耳朵割下喂了洋狗。就这样还是问不出来，这伙野兽便想出更野蛮的办法污辱我们中国人。他们让小伙子对着老太太，老头子对着年轻妇女，脱光了衣服……一位老年人气狠狠地骂道：“你们日本强盗都是这样互相的干活，你们都是狗！”随后高呼“打倒日本强盗!”跳下山沟牺牲。这时山南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伪军们叫喊：“八路军打来了！”敌人便把十几个青年妇女捆起来拉着逃跑了。
　　第七天天刚黑，冀家村村长陈代祥派共产党员冀立春前来接我们转移。我在冀立春和王同兴的帮助下，第二天上午终于来到拐弯沟。
　　过了一段时问，敌人被打退了，我的伤口经过十多里外一个医生的治疗大有好转，我们便告别了拐弯沟的干部和乡亲们，由桃树村村长姚志才接我们到他村去养伤。邢西县委领导对我非常关心，我到桃树村的第三天，就派县委秘书陈文书带着医生前去看望，对我的伤口进行了检查治疗。要我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养好伤，等身休恢复好再工作。我表示感谢县委的关怀，并请他转达我的请求，继续到邢东进行对敌斗争，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为死难烈士和乡亲们报仇。
　　五、专 政
　　根据组织的安排，我于1943年初调到县司法科工作。同志们向我反映了一些情况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审讯工作中打骂用刑现象，对有的罪犯的判决，本人不服等。针对这些情况，我组织司法科全体人员进行学习讨论，使大家明白了司法工作的宗旨就是保护人民利益，对敌人实行专政。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又会同民政科、公安局对司法工作作出了几条具体规定。这些意见向县政府汇报后，武旋声县长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并提请参议会和县委会讨论通过。
　　在犯人的劳动改造问题上，经过讨论决定，把犯人分为几类，对于那些问题较轻不致逃跑的由看守人员带领到较远的地方开荒种粮，女犯和案情较重的罪犯就近劳动改造。这样做，既劳动改造了思想，又创造了财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对于在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中，那些出面组织维持会，带领敌人杀害我抗日干部、奸污妇女、烧房抢粮、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分子，我们也枪决了几个。例如，在枪决宋家庄维持会长，地主、汉奸宋岩才的公审大会上，群情激愤，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用血的事实控诉了与人民为敌的宋岩才的罪恶，吓得他魂飞天外，软作一团。司法科根据这些事实，代表县政府宣布判处前宋家庄维持会长宋岩才死刑，立即执行。对其财产除留给他家属一部分外，全部分给受害者和贫苦农民。宋家庄村的清算斗争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热情，沉重打击了汉奸、维持会等反动势力，推动了全区清算斗争的开展。
　　不久，我被调到县公安局任局长。在公安局工作期间，我们的宗旨与司法科一样，在办案中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于错捕人员及时释放、赔礼道歉。这样做，更进一步提高了人民政府和司法专政机关的信誉，充分加强了对坏人的专政。
　　六、大生产运动
　　1943年农历年底，邢西县大生产动员大会在内羊村召开。县委、县政府要求，每村二至三人参加，县区除留少数人坚持日常工作外全部参加。
　　这一天，县委书记、县长与县委，政府各机关干部，带着一天的菜饼干粮，来到内羊村。会场设在内羊村东，县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唱起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反攻小东洋”和“多打些五谷充军粮”两首歌曲。会场上歌声此起彼伏，十分活跃。在一片热气腾腾的气氛巾我宣布：“邢西县1944年大生产动员大会现在开始!”并致了开幕词。接着，代理县委书记王庭栋同志向大会作了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了一个来小时，便进行大会表态发言。会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全县展开了。县政府机关除少数人坚持日常工作外，绝大多数人都早出晚归奔赴开荒第一线。十天之后，整个机关都完成了开荒任务，我和大家一样也完成了开荒半亩的任务。随后，同志们都深人各区帮助运动开展较差的村子。我和两个同志到路罗和白岸十几个后进村开荒十几天。直到天冷上冻时，又回头一个村一个村的从积肥和繁殖牛羊、发展经济等方面进行帮助。
　　1945年春节是在路罗村一家困难户度过的，虽然吃的是豆面饺子、菜汤、糖窝头，但精神非常愉快。晚上村里举行了文娱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和自编话剧《今年打败希特勒，明车反攻小东洋》。
　　在1944年大生产运动中，庄稼普遍长得很好。秋前，将军墓一带忽然发生了蝗灾。当时，蝗虫普天盖地而来，我和王庭栋带人赶到那里，将军墓村东二尺多高的谷子和四五尺高的玉米都成了光杆儿。针对这种情况，立即成立了灭蝗指挥部，下设大批灭蝗队，负责分块围歼。情报队负责弄清来向和边沿，宣传队负责宣传破除迷信，人定胜天。还将现有一千多人的的灭蝗队伍增加到三千人，集中优势兵力，就地消灭，不许往外赶。灭蝗队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支援，大家替换吃饭和休息。一连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斗，几百亩范围的大小蝗虫、蝗蝻全部消灭。后来统计，有几十亩庄稼全被毁掉，有几十亩庄稼毁掉一半，有一百多亩略有损失。广大农民立即对受害的农田进行了补种、套种和其它补救。由于大家齐心合力。补救及时，尽管大秋作物受了一些损失，但是秋后算帐，全县粮食仍然取得了好收成，比1943年增产四成多。
　　1944年10月，我代理邢台县县长。
　　1945年3月，我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由王登科同志代理县长。王庭栋同志在我学习之前就调到武安县任县委书记，由郭风山同志任县委书记。

　　　　　　　　　　　　　　　　　　　　　　　　　　　　　　　　　　　　　　　（中共邢台县委党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