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在邢台
杨　帆

抗大总校（青纵）到浆水

　　1939年7月，抗大总校在延安举行了庆祝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根据党中央为使教育适应前线战斗的需要，把学校迁到敌后战斗环境中去，培养锻炼更多更好的军队干部，以进一步加强、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怀着万分眷恋的心情，背起沉重的行装，告别了曾经哺育过大家成长的母亲一一抗日民主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经过数次轻装，到了延川准备过黄河去晋东南，正碰上日本侵略者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大扫荡。于是抗大只好改道，由葭(佳)县过河，路过晋西北，转往晋察冀边区，在灵寿地区渡过一冬。当时，我八路军在黄土岭打了一个大胜仗，击毙敌酋阿部中将，这个被日本侵略者誉为侵华的“名将之花”眼巴巴地凋谢在太行山上，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被彻底粉碎。抗大(代号青纵)也就在刚过1940年元旦之后，又整装出发，过正太铁路封锁线，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范围的襄垣、武乡、黎城，办校约有半年之久。
　　1940年8月，我军打响了百团大战，取得了战略上的很大胜利。随后日本侵略者对晋东南进行了一次残酷的报复性扫荡，抗大总校又奉命分两个梯队向冀南转移。第一梯队由何长工副校长指挥先顺利到达邢台浆水镇；第二梯队由王智涛训练部长指挥，在黎城、武乡交界的大山上来回转了好几次，深秋时，才转移到浆水定居下来办校。
　　当时战斗部队打了几次硬仗，需要补充兵员，总部决定由抗大抽调在职干部百名左右，组成三个工作队，分赴晋中、豫北、冀西游击区和接近敌区去扩军。我们这路到了晋中。过了春节，工作队大部分人员返回抗大总校重新分配工作。

抗大派干部帮助邢西县地方工作简况

　　邢西县是冀西地区的甲等县，面积大，人口多，同敌顽斗争相当尖锐。加之封建会道门的破坏，斗争形势比较复杂。1939年3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仲麟率领庞炳勋等来到邢台山区，并在贺家坪、牛豆台设立顽河北省政府和省党部，同年9月，张荫梧带着他的河北民军到邢台另立县政府，取消农会，另搞一套“战地委员会”，扶植红枪会，并与侯如墉顽固军、十三支队于1939年冬配合日本侵略者分三路进攻我解放区。1940年2月，朱怀冰的九十七军袭击暗杀我抗日军政干部，同年3月纠集了石友三的三十军、孙良城的铁军、最反动的红十字军、张荫梧的民军、侯如墉的十三支队、夏维礼的二路军等开进邢台西部山区，妄想把冀西抗日根据地扼杀掉，把抗日军民一下消灭掉。那时，一二九师的青年游击纵队赶到，积极配合当地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彻底粉碎了敌顽军的阴谋，最后顽省政府、省党部无法在我根据地盘踞下去，只好溜之大吉，跑到中条山脉与豫北一带，继续搞破坏活动。1940年4月，邢台封建会道门还乡道袭击浆水抗日县政府，实际也是顽军策划的。总之，顽固军虽然撤走了，但是斗争仍在继续，如何恢复创伤，任务相当艰巨。由于邢西县地方干部缺额很大，因此县委找到学校政治部，要学校派干部帮助地方工作。
　　我从晋中工作队回来后，组织部的同志便找我谈话，通知我不再回经理处任干部教育干事。抗大总校由保卫部部长吴格成、科长龙振华分配我到邢西县公安局帮助工作，去接替原来派在公安局的刘泳川同志（在黑龙江）与吴玉同志（女，现在北京市京剧团工作）。当时，已在县政府帮助工作的有李正（在邢东办事处，现在国家计委）、李纪章（女，在教育科工作，现在物资总局任副局长）和在妇救会帮助工作的程鹏（女，现在上海市任卫生局长）。至于帮助儿童教育工作的女同志，那就更多了。如宋家庄小学校长黎坚（现在北京部队科委工作），浆水小学校长刘莹、教员李炬（现在北京海军）等等。与我同时分配到地方帮助工作的还有林杰（现任安徽屯溪专署副专员），任武委会主任。
　　据我所知，后来派到地方的干部主要是保卫部系统到县公安局帮助工作，因为公安局机构不健全，除了局长马文昌、二股长王双喜、秘书冯光玉以外，缺少侦察员、文书、公安队员。当时，我们向吴部长、龙科长汇报后，派了黄新民同志担任二股副股长（我当一股长）。到1941年夏，我与他都传染上恶性疟疾，他被送桃树坪抗大总医院治疗，不久病故。
　　黄新民同志牺牲后，保卫部又调来了张博久同志担任股长（现在工作不详）。同时，邢东办事处对敌斗争尖锐，缺少公安干部，保卫部又派了刘光军同志（广东人，现在上海仪表局担任局长），他带了几名公安队员，活跃在接敌区与敌占区，工作很有成效。
　　当时，六专公安系统编制上有两个公安派出所。一个配在武安县的阳邑镇（商业相当繁荣，情况很复杂，有小上海之称）、另一个原定在邢西宋家庄镇。这与阳邑比，我们认为不如放在邢东办事处合适，于是将派出所设在邢东，由刘光军同志担任所长（由于我们没有正式通知他本人，致使在文革中成了悬案）。与此同时，公安系统编制各区增配公安干事。当时邢西县有八个区，但是一个公安干部都没配上，怎么办？抗大保卫部又派来了四名干部，二区是孟进城(红军，现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三区(或是七区)是陈生金，五区是何朝兴(红军小鬼，现任武安县政协委员)，六区是陈九寿(后在土岭被俘牺牲)。除了这一批公开在地方公安系统担任职务的干部以外，还有张云特派员(现任北京公安学校）、王英（已病故，又名何占光），有段志超保卫干事（现在总政纪委工作）领导的王造明（现在郑州铁路局休息），曲文选（不详）、李永生（在内蒙）。两个在敌占区和根据地内做秘密情报的工作组。
抗大派出帮助工作的军队干部，是在当地党组织及行政首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除了津贴、伙食由军队原单位发给外（主要是为了不增加地方负担），所有党政生活一律与地方一样，和当地干部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双方亲密无间，当时建立起来的真正同志式的战斗友谊，直到现在使我难忘。
　　所有参加帮助工作的抗大干部，在当时只有一个心眼，就是怎样把自己全部精力放在搞好所帮助的工作上，大家都是踏踏实实地工作。对地方工作没有经验，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就虚心向当地干部学习请教。因此，地方上对抗大帮助工作的干部印象是很好的，至今不少当地干部谈起那时抗大干部帮助地方工作的情景，还是赞不绝口。
　　抗大总校对于驻地根据地建设，可以算得上是全力支持，除了派干部有求必应以外，对当地村镇干部的训练、清查户口、反特、反扫荡等项工作，也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如司令部文印股周方同志（又名周兆平，现在总参装备部工作）在浆水镇帮助地方工作，二大队特派员石于同志（或任武汉市副秘书长）在冀家村破获白丁党案件。总之，例子是很多的，不能一一列举了。

　　　　　　　　　　　　　　　　　　　　　　　　　　　　　　　　　　　　　　　　（中共邢台县委党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