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的连队
——回忆我负责高级战俘收容所工作片断
聂　荣　廷

　　1949年秋后，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军，从安徽省的芜湖出发，经长途跋涉，参加成都会战。12月，在邛崃附近的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第五兵团等部数万人。生俘五兵团中将司令李文及许多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前方捷报传来，真是令人高兴。
　　在战役结束的当天晚上，我所在的军政治部宣传部的郭竞仁部长。把我叫了去，对我说：“此次战役，捉到了许多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这些人需要有个临时机构来管理、教育。同时，因为三兵团政治部没有来前方，我们军政治部还要代行兵团政治部的职权，也就是说还要接受十一军、十二军等兄弟部队送来的国民党军的高级被俘军官。因此，军领导研究确定，成立‘俘虏收容所’。你是搞敌军工作的，军领导决定由你负责临时‘俘虏收容所’的工作，担子很重，但又给你派不出多少人来。由你负责全面工作，另给你派一个管理员，管理伙食，六个炊事员，一个文书，两个通信员，另从警卫营给你拨一个排负责警卫任务”。此外，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绝对不能让一个俘虏军官跑掉。这是个原则问题。
　　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我，还没回味过来，马上又压上了这副重担，心里确实觉得沉甸甸的。过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都是有领导人牵头。这次是叫自己挑头，又没有别的“价钱”好讲，这是胜利带给我们的“重任”。还能有什么说的呢？我只有作好一切准备，迎着困难上，去接受这一严峻的考验。
　　军队作风，从来是雷厉风行的，昨晚接受了任务，第二天早晨，管理员老周，带着几个炊事员就来了〔两个通信员，一个是原来就跟我的、南阳战役解放过来的晏耀庭同志，一个是小罗。一个文书，下午也来报到了。警卫排的同志随后也整队赶到，来接受新的任务。临时“俘虏收容所”，就这样仓促地宣告成立了。
　　“俘虏收容所”成立后，各军和我军各师纷纷将战役中捉到的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送到收容所来。
　　当时，处在战争环境，收容所的地址，就设在成都附近新津县的一所文庙内，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我们只好因陋就简，买些稻草铺成地铺，支上大锅，俘虏军官们来了首先能保证吃上饭，能够有个地方睡觉，这是起码的要求吧!
前后不到两天，大部分俘虏军官都送来了，其忙乱程度，是可以想像的。先后送来的有国民党军第五兵团中将司令李文，第一军中将军长陈鞠旅，第五十七军中将军长冯龙，第九十军少将军长周士瀛，以及许多师长、参谋长、高级参谋等，共计三十多人。我们将这三十多名军官编成一个排，三个班，临时指定由管理员老周兼任排长，从军官中指定三个班长，三个副班长，叫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战争刚刚结束，驻地是新解放区，国民军的散兵游勇溃散得到处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还没有来得及肃清。军里派来的警卫排，由王排长率领，配有六挺轻机枪，负责俘虏收容所的警卫任务，一是绝对不能让一个俘虏军官跑掉，二是负责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当时，物资供给渠道不像和平时期那样畅通，一个管理员，六个炊事员都要自己去市场采购食物，调剂生活，工作紧张，有时不免显得忙乱。这些国民党的军官，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全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依赖勤务兵服侍过日子的人，一下子变成自己照顾自已：当然是不习惯的。为了方便生活，也体现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请示了军政治部，决定派一部分战士来照顾他们的生活。但是派谁来呢？却犯了踌躇，我们部队的战士，基本上是两种成分：一部分是老解放区参军来的，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才上前线来的，叫他们来侍侯这些俘虏军官，思想上是有抵触情绪的；另一部分就是从战场上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的士兵，经过教育，自愿留下当兵的。他们原来在旧军队里，受尽了军官们的欺压、凌辱，参加了解放军，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如果再叫这些战士来服侍旧军官，他们从思想上也想不通。后来，我们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从这次战役俘虏过来的士兵中清查寻找，比如，原来李文的勤务兵，还叫他来侍侯李文，陈鞠旅的勤务兵，还叫他来照顾陈鞠旅，因为他们之间的个人脾气、生活习惯、爱好都比较熟悉、使他们的生活得到较好的照顾。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经过这一安排，就顺利地解决了。一个由高级俘虏组成的军官排、一个由警卫部队组成的警卫排，再者，就是一个勤务排，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连队。
　　我们这个连队。虽是临时性的，但任务很明确，最终目的就是一个不少地把他们送交到重庆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俘虏收容处。
　　我们“俘虏收容所”的工作方针是：稳定情绪，交代政策、学习文件、为进一步改造思想打下基础。对他们的生活，按规定尽量照顾，从优供应膳食，千方百计地把生活搞好。但行动上要严格管束，绝不能让一个人跑掉。
　　我带领着这个特殊的连队，由新津转移到自贡，住在一个盐商老板的庄园里，度过了1950年的阳历新年，尔后从自贡又移居到泸州，最后到达重庆，移交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俘虏收容处”。从1949年的12月，到1950年的2月，前后经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历尽了千辛万苦，从思想上、生活上、行动上都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又要及时处置瞬息即变的事件，夜间还要各处巡查，可以说三个月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在白天的学习中，又要准备应付俘虏军官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请教”。而回答这些问题，有的需要查找资料，有的自己根本无法回答，则需要请示上级。所以，既不能信口开河地随便应付过去，又不能使他们对我们所回答的问题产生缺少理论或事实根据的印象。因此，就要下苦功夫去钻研，根本无暇看场电影或欣赏一次戏剧。记得某位教师曾这样说过：“我们当教师的，如果要给学生一碗水的话，我们自己最少要有一桶入。”当教师的所说的对象是他的学生，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和感情又是一个样。而我当时对付的“学生”则都是敌人营垒中刚刚放下武器的较顽固的反动军官。我那时只有二十二岁，从年龄上，从生活经历上，从对某些事物的理解程度上，都远远比不上这些俘虏军官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基于这些现实惰况，我在领着他们学习中，绝不以领导者的身份自居，每次学习开始的时候，首先向他们宣布，咱们共同学习，共同探讨问题。因此，就避免了他问你答的被动局面，既是共同探讨，谁都可以提问，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有人提出了怪诞的问题，还可以让他先谈谈自己是怎样看待的，是怎样理解的。就这样，有些貌似很难解答，或带有不怀好意的挑衅性的问题，往往就从他们自己的发言中得到了解决。另外。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他们是战败者，他们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和谴责，当了俘虏之后，如果没有我们派部队保护着，他们也不会生活得这样安然。所以说，真理和正义在我一边。因此，在讨论问题时，我就能够始终处在主动的地位，不会被他们所提出的怪题难倒、驳倒。三个月来，精神上虽然处在高度紧张之中，但也不乏为了辨清一个问题，使俘虏军官们认识过去的错误，从而显示我们学习效果时，所产生的胜利的喜悦。
　　岁月易逝，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但在“俘虏收容所”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却恍如昨日，一些人的形象，仍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国家提出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来解决台湾和祖国大陆统一的问题。当年，在“俘虏收容所”的一些军官、有的人可能已经故去，有的人也可能尚在台湾。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一定会回忆起我们在“俘虏收容所”共同学习、共同生活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再次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共同座谈，那多有意思啊！
　　下面，我根据回忆分别叙述几个有代表性的、或者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人物。
　　1、李文
　　(1)李文其人
　　第五兵团中将司令李文，是“俘虏收容所”中军职最高的战俘。他身材魁梧，微胖的体态、圆脸型，举止沉静，外型上具有旧军队高级军官的那种派头。他是蒋介石的摘系，是胡宗南部下的高级将领，曾经担任过胡宗南部队九十军军长、三十四集团军司令等重要职务，同时也是胡宗南核心组织——铁血团的重要成员，经常参与胡的重要机密的研究与决策，是胡宗南的得力干将之一。傅作义任华北“剿匪总司令”时，蒋介石把李文调去，作傅作义的副手。担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实际上是来监视傅作义的，因为蒋介石对不是嫡系的傅作义是不放心的。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汉有扣留他，对他讲私人义气，反而派了一架飞机和一个排的部队，把他护送到南京。斯时，胡宗南正在西南军政长官任上，把李文要了去。胡宗南把残兵败将搜罗在一起，编成了三个兵团。任命李文为第五兵团司令，让他扼守在成都附近，作战略机动。以裴昌会为第七兵团司令，把守川西北。以李振为十八兵团司令，据守川东南。以此态势，意欲掌握西南半壁河山，与人民解放军抗衡，妄图东山再起。由于我军进军神速，我们刘邓大军在南，第一野战军和贺老总的部队在北，对成都形成南北夹击态势。胡宗南一看大事不妙，知道坐在成都已成瓮中之鳖，千条妙计，走为上策，于1949年12月仓惶乘飞机逃往台湾。树倒猢狲散，裴昌会、李振眼见胡已逃走，解放军的进军势如破竹，抗击是毫无希望的。两个兵团先后宣布起义，投向人民。李文的第五兵团在邛崃战役中被我军消灭，他本人被我生俘。
　　（2）刘伯承的一封信所引起的一场波动
　　李文初来“俘虏收容所”时，按规定要进行个人财产登记，李文身上除带有几块金砖外，还有一封用毛笔写的信。我们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规定，不搜俘虏的腰包，对于你们的个人财物，为了不致互相拿错或丢失（另一个没有向他们直接讲明的理由就是防止他们对我军的政策不理解，畏罪吞金自杀），所以要由所里代为保管，等将来你们离所时，再交还本人。对于那封毛笔信，我打开来看了看，开头写的是：李文将军......，不觉引起了我的兴趣，就继续看下去，信是以刘伯承的名义写的，内容大略是：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希望你审时度势，果新地举行战场起义。要向傅作义将军，陈明仁将军等学习，投向人民，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以求得人民对你的宽恕。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望迅速抉择...。这封信在李文眼里，比黄金还要重要许多倍，像什么委任状啦，嘉奖令啦，他却可以弃之不要，唯独把这封信视若珍宝，带在身边，好像护身符一样。他可能这样想，拿这封信，或许就有了向我们讨价还价的重要资本。
　　刘伯承司令员写给李文的这封信，我看完之后，没有马上还他，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晚上去军政治部汇报当天收容俘虏的情况时，顺便带给军政治部宣传部郭竞仁部长看了，郭部长说：胡宗南三个兵团，一个是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一个是李振的十八兵团，人家都起义了，只有李文，收到刘伯承司令员的信，还不当机立断，仍在犹豫、彷徨，战败被俘的下场是自取的，起义的备受优待，是座上宾，被俘的虽然按照政策也受优待，但终究是阶下囚，经渭就是这样分明。既然当了俘虏，拿着这封信，恐怕也难改变被俘这一根本现实。李文拿它当宝贝，就还给他好了。”
　　第二天，李文表现心神不定，我找他谈话时，他请求把刘伯承的那封信还给他，由他保存。我说，昨天是顺便看看，惹得你心神不安，何必呢？信还在我这里，你拿去好了。李文这才喜形于色，将信装在身上走了。情绪上也随之安定下来。
　　（3）在学习中
　　我们”俘虏收容所”收容的这三十多名军官大部分是五兵团的人，象一军中将军长陈鞠旅，五十七军中将军长冯龙等，都是胡宗南内部核心组织铁血团的核心人物。李文曾经当过九十军的军长，现在这个军的少将军长周士瀛对李文更是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李文身上。按说大家在这里，身份都是一样的，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但在旧军队里多年形成的那种上司和部属的观念，束缚着每个人的头脑。这从每个人在学习讨论发言时，不时注意李文脸色的举动，可以看出李文仍左右着这伙人的一切行动，牵动着每个人神经中枢。做好李文的工作，就牵住了牛鼻子。
　　我们的学习方法，一般是针对形势和思想情绪，指定某一篇文章学习。如果为了解决某个思想问题，则多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这样，有来有往，又不拘形式，便于窥视对方的内心活功。李文最初找我谈话时，曾提出：“我们接刘伯承将军的信，就马上召集部属研究起义的事，你们部队的行动太神速了，以致使我们还来不及商量，部队就垮下来了。”我说：“我们解放军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对于起义、投诚和被俘，都是区别对待的，远的不说，别的也不说，就你们胡宗南这三个兵团来说吧，裴昌会、李振都宣布了起义，当然待遇就不一样。你收到刘伯承司令员的信，或者是犹豫不决，或者还想当第二个刘戳（注：刘勘系胡宗南部队第二十九军军长，1948年2月在陕北宜川瓦子街战斗中，战败自杀）。”李文深表惭愧，也为错过了起义机会而非常惋惜。
　　（4）赠金
　　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李文派他的勤务兵来给我说：“李司令”愿将两块金砖送给你，说你工作太辛苦了，请你不要多心。我说，这是李文的个人财物，我们只是暂时替他保管一下，绝不会没收他的，请他放心。致于要送给我个人，这更是不妥当的。我们人民解放军从来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参军打仗，没有想到要升官发财。我们视金钱如粪土，要它实在无用，根本就不屑一顾，请你转告李文，再不要生此念头。
　　李文送金之事，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但见金子都不要，在他们眼里，却是一件新鲜事。在日后的接触中，李文对我显然是更尊敬了些。
　　1949年12月30日，我们转移到自贡，准备在这里过新年。我通知伙房，要多加几个菜，给大家“打打牙祭”（多吃点肉，改善生活的意思，打牙祭是四川方言）。午饭后，又叫通信员买了一筐桔子，分送给大家。这是他们被俘后在解放军部队里过的第一个新年，在每个人的思想上，却留有较深刻的印象。
　　（5）临别赠笔
　　1950年2月，接到二野政治部的通知，让把这些俘虏军官，送交重庆歌乐山二野政治部“俘虏收容处”。我们从泸州乘船，走了两天，抵达重庆，然后又乘汽车到歌乐山“俘虏收容处”营地。当天就办完了交接手续。在返回沪州之前，向他们道别时，李文拉住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相处了两个多月，你对我们的生活关心照顾，在学习上，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明白了许多道理，对解放军的政策，我们也懂了不少，真使我茅塞顿开。我从内心里感激你，你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解放军的军人。今天就要分别了，我把这两支美国产的派克笔送给你，留个纪念，聊表寸心。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很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着两支崭新的派克金笔。我说：“你的情意，我领了。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应该作的。由于自己的水平低，深恐难以完成领导上所交给的任务。两个多月，依靠大家的合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今天，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目的地。你们也就不用再到处转移了，今后，你们将要在这相对安定的环境里，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钢笔对你来说，留下是会派上大用场哩！”他看我说过来说过去，不收这笔，觉得很难为情，他说：“这样吧，我把笔送给你，你把现在用的钢笔送给我，咱们互作留念总可以了吧？”我当时用的是一支秃了尖的“关勒铭”牌钢笔，用的时候，需要使劲甩甩才下水，怎好意思去和人家的派克金笔交换，去“当作留念”呢？终于也被我婉言谢绝了。李文感到实在无可奈何，只好深情地点头向我道别。
　　2、周士瀛
　　周士瀛是国民党军九十军的少将军长。高高的个子，上宽下尖的瓜子脸型，乍一接触，给人一种年轻气盛、行动潇洒的外部感觉。他是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深受胡宗南的器重。因为胡宗南是黄埔出身，所以他的部队里，不是黄埔，便是陆大或浙江老乡，不是这种人，是很难站住脚的。周士瀛靠了黄埔出身，又有人事背景，得以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一般情况下，在解放战争期间，黄埔八期毕业生，当上少将，是很不容易的。擢升军长，则更是凤毛麟角了。周士瀛能够扶摇直上，当上胡宗南的主力九十军的军长，可见他和李文、胡宗南的关系是极不一般的。
　　周士瀛人很精明，善于思考问题，在学习中，发言总是字斟句酌，逻辑性也较强，但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此看问题的方法，往往失于偏颇。另外，我还注意到，他在学习发言时，不时用眼神飘向李文那里，好象是能否得到他的同意或赞许。记得有一次，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时，周士瀛说：“毛泽东说的......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我们这些人，就是景阳岗上的老虎”。自己把自己划入反动派的范围之内，定性还是很客观的，但是存有某种不服气的情绪。我说：你们这些人，大都统率着几千人到几万人的军队和人民解放军作战，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卖命，的确应该划入“反动派”的行列。现在你们放下武器了，按照我军政策，你们生活上受到优待，人格上受到尊重，更没有给你们什么刑罚。和国民党捉住共产党人时那种百般凌辱，残酷折磨，生活虐待，甚至秘密处死相对照，我们够得上是“施仁政””。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和军队能够比得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宽大为怀了。至于你们今后的出路，毛主席在文章中也说得很清楚：“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大家对我的话虽然点头称是，但思想上还是将信将疑。
　　过了几天，周士瀛和我交谈时说：“我是黄埔八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中，可以说是晋升最快的了，蒋介石破格提拔我当军长，可见他对我的器重，我怎能不去为他卖命呢？被俘之后，我当时想，共产党一定会把我当作死心踏地跟着蒋介石的死硬分子，不是杀头就是坐牢，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在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时，就把自己当作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经过这一段的学习，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想法太糊涂，对蒋介石的效忠，是‘士为知己者用’的陈腐观念。我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用自己的后半生，去为人民办些好事，将功折罪，求得人民对我的宽恕”我说；“在你们这伙人中，你是最年轻的一个，受过正规军事学校的训练，思考问题又快，只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你的知识才会发挥出对人民有益的作用。过多的思想顾虑是不必要的。济南战役被俘的王耀武，襄樊战役活捉的特务头子康泽，我们都没有杀，生活得很好。希望你们打消顾虑，安心学习，出路就看每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了。”这些话看来都说到他心里去了，他频濒点头表示赞同。
　　3、乐典
　　乐典是李文第五兵团司令部的少将高级参谋，和慕高参一样，同是李文部下的高级幕僚。此人个子矮小，圆脸，四十多岁。在旧军队里，这种人有资历，但缺少靠山，只能弄个闲散职务、混碗饭吃而已。他行动沉稳，讲话慢条斯理，颇有旧知识分子风度。由于不是直接带兵打仗的军官，思想上顾虑也少，自认为罪恶较轻，不致于有被杀头的危险，因此，他的行动潇洒自如，肯发表见解，有时碍于李文在场，讲话很注意分寸，显得有些拘谨。据他讲，他和我党的某些干部，过去曾有过一些接触，对我党我军的政策，略知一二，所以他是收容所里情绪上比较乐观的一个。
　　乐典进收容所不久，就向我打听我军的一位高级干部，我问是谁，他说是舒同，我说，舒同是我们华东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赫赫有名，谁人不知。他说，我和舒同是老同学，从学校毕业之后，由于各人的思想、环境、志向的不同，就“分道扬镳”。现在他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了，我想写封信给他，不知他会理我不？我说，你写吧，我代你转递给他。当天他就写好了信，通过军邮寄走了。大约过了十多天，舒同给他来了回信，信是毛笔写的，一看那刚劲浑厚的颜体字，我知道，这是舒同的亲笔！信写的很长，足有五、六张信笺。信中除忆述过去同学时的旧谊之外，对他在四川获得解放，没有当了蒋介石的殉葬品表示庆幸、并勉励他好好学习，加紧改造，将来还能为人民服务。乐典自从收到舒同的回信以后，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学习劲头更大，也更乐观了。记得有一次在学习中谈到解放军为什么能够以劣势武器，打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时，乐典说，依我看，主要有两条：一是解放军的兵不爱财，二是不怕死。所以能够用两条腿跑过国民党军的汽车轮子，再就是国民党内部太腐败，所以造成失败。对乐典的发言，没有人表示异议。我说：“乐典的分析，是对的，但还不够完全，还有很主要的一条，就是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坐的不知有参加过淮海战役的人没有？淮海战役，双方参战部队，大约有近二百万人。而从解放区来支前的民工，就有一百多万人，有推独轮车送粮食、弹药的；有抬担架运送伤员的，其壮观场面，真令人感动。好多民工都是从山东、江苏、河南数百里之外赶来的。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战支前，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大家对淮海战役的壮观场景，没有亲眼目睹．在坐的陈鞠旅、冯龙两位，对陕北的情况当会熟知的吧。我一野部队，在陕北那样穷困地区作战。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沙家店、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也是不可想像的。而国民党的军队每到一处就糟害老百姓，把老百姓门板摘了去修工事，吃的抢光，鸡鸭杀光，抓丁抓夫，糟践妇女，怎能不遭到老百姓的痛恨，它怎么能够打胜仗？”这一席话说的大家都低下了头对过去自己所带部队的行为表示忏悔。
　　4、郭道秦（名字中的某个字，可能有误）
　　郭道秦，是国民党军的少将师长。他个子高大，红圆脸膛，络腮胡子，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在这些军、师长中，他是唯一的一个行伍出身的军官，没有进过黄埔或其他军官学校。他原籍是河北省大名县人，自幼家境贫寒，很小就在一个饭馆里当学徒，但人很聪明。很早以前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驻防大名时，经常去这个饭馆吃饭，郭道秦经常端菜、送饭到桌，时间长了，对郭的年轻机灵很喜欢。部队移防时，就把他带走当了勤务兵。他是从当兵一步一步“熬”上来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混了个师长干干。此人性格开朗，又是河北省人，他知道我是河北人之后，就整天喊我老乡。接触多了，他悄悄地问我：“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杀头？我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我如果能够获得宽大释放，我就回家去侍奉高堂，尽点孝心，别无他求。”我说：“我们解放军对待俘虏过来的军官，严格按照政策，不打骂、不侮辱、不搜腰包，生活上给予宽待。我们现在对待你们就是这样的。鲁西南羊山战役活捉的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淮海战役活捉的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襄樊战役活捉的特务头子康泽，都是我们这个部队俘虏的，他们现在都生活的很好。他们官职比你高，打仗也比较顽强，给解放军造成的伤亡也大。如羊山战役，我们部队就吃了宋瑞珂不小的亏，他被俘后，我们同样按照政策，优待他们。你怕杀头，说明你自己认为有罪，但比起他们来，你就会明白，我们解放军始终是按政策办事的。只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重新作人，我党我军对你们是会宽大处理的。”后来他在学习中，发言积极，行动活跃，自己打水打饭，没有旧军队那种官架子。此人讲话诙谐，闲下来时，喜欢讲些低级下流的故事，赢得大家廉价的一笑。但是，多数军官对他的举止，表示蔑视，认为他没有水平，说这些话有失身份。当了俘虏，还又说又笑，一点气节都没有。但他很不以为然，他说“过去走错了路，现在应该悔恨，解放军把我给解放了，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我为什么不高兴呢？我们确实应该庆幸，我就是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也没什么“升”头了。我对自己获得新生，非常高兴。如果允许的话，我将买一挂一万头的大鞭燃放，以示庆祝。”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1949年新津收容他们起，到移交二野政治部“俘虏收容处”止，经过了两个多月时间。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经过了多少次的唇枪舌战，终于安全地一个不少地将他们送交到二野政治部“俘虏收容处”，胜利地完成了领导赋予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当从重庆返回沪州，向军政治部卢仁灿主任汇报这次完成任务的情况时，受到了卢主任的赞许，认为“俘虏收容所”人员少，又远离军政治部的领导，确实够辛苦的，希望把这次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使之更加发扬光大。
　

　　　　　　　　　　　　　　　　　　　　　　　　　　　　　　　　　　（作者原系邢台市郊区政协主席，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