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祥抗战轶事
张蔚林 口述　张玉栋 整理

　　王天祥是山东单县王寨村人，生于一九○六年。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任手枪连连长。“七·七”事变后，在沙河，武安一带组军。曾先后任“冀察游击军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五军暂编第四师副师长”、十一团团长。在我党的影响和指导下，逐步成为爱国抗日的革命将领，王天祥曾在敌人内部组织“东亚同盟自治军”并出任军长，配合我军策动和领导了“大名起义”。大名起义成功后，任冀鲁豫抗日纵队司令并由刘华清，周发田介绍、陈再道主持在邢台（花市街裕民当铺楼上）举行了入党仪式。在冀南抗战史上，王天祥的功绩是难以磨灭的。
　　我在不足十三岁投身抗日战场时，即到了王天祥所辖的“冀察游击军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第五大队儿童队”。从一九三九年六月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先后给王天祥当过勤务兵、卫士、随从副官，一直在王天祥身边。他的抗战事迹有不少文章作了介绍，我不再重复。我想把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加以补充。

孙殿英暗下毒手

　　王天祥所在部队，“七·七”事变后原是我党友军。副军长邢肇棠是共产党员；王天祥所辖十一团团参谋长陈季章、政治部主任刘植岩、军需处长董自托、随从副官陈济黎等，都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开始搞反 共摩擦后，该军军长孙殿英转向反 共。邢肇棠被迫撤回八路军总部。临走时，王天祥将自己心爱的大青骡送给邢肇棠并派自己的侄子王树坤及一名卫士护送。孙殿英对王天祥的行动有所察觉，对他不转向反 共甚为不满，想用明提暗降的办法削弱王天祥的兵权。一九四0年十月，他被任命为第四师的副师长。孙殿英的阴谋为十一团官兵识破。团参谋长陈季章发动全团官兵上书挽留。孙殿英怕引起兵变，随即又下令任命王天祥为副师长实兼十一团团长。
　　孙殿英阴谋失败后，对王天祥在十一团的威信感到害怕从而也更加仇恨王天祥。随即派遣特务企图暗杀王天祥。
　　当时，王天祥随同部队驻防在河南汲县，司令部设在该县里峪村，我随王天祥住在该村刘宝贵家。刘家在东西大街有两处宅子，一处在街北，一处在街南，两宅门口错对过。伙房设在北宅。一天早上，小厨师贾阴清做好了饭菜让我用托盘端过去，并说：“汤做好了，我端过去，你甭管了”。不大一会，贾阴清用托盘端了一碗鸡蛋汤，放在王天祥面前桌上，自己坐到后面，随即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说：“别喝！有毒！”王天祥问：“怎么回事？”贾说有特务在厨房，逼我毒死你，并说给我五千块钱。”王天祥一惊，脸色十分严肃地自语道：“竟有这事？”随手端起碗将汤泼到院子里，只见抢食的几只鸡不一会儿相继死去。王天样立即派两名卫士去伙房将特务抓获。经审问，特务承认是军部秘密派遣的。
　　王天祥对孙殿英十分愤恨，遂委托团军需处长（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董自托将此情况报告了我党北方局，并请示如何办。董回来后将我党获悉的情况转告给王天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密令孙殿英将王天祥就地正法，编散其部队。我党为了保障王天祥的人身安全，壮大抗日力量，同意王天祥率部起义。一九四一年八月，王天祥率部东出邢门口，越过平汉铁路，经安阳、濮阳、内黄，东渡卫河，开往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到抗日的行列之中。

高树勋乘机诱捕

　　王天祥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率部队起义脱离孙殿英部队转向抗日后。几乎天天处于行军打仗的紧张状态。穿越平汉铁路时，前有四路日伪截击，后有孙殿英老部下、汤阳县伪军头子路朝元率部队追击，一直打了三天三夜才闯过了铁路线。之后，又有三次硬仗，打得十分艰苦。其一是安阳吕村桥战斗。王天祥派一个加强连固守，阻击尾随的日寇，三百多名鬼子伴着滚滚尘烟直扑我阵地，全连官兵奋起痛击，一直打了一天一夜，全连一百二十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同时鬼子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其二是内黄县辛村大战。日本鬼子将辛村团团围困。战斗打响后，驻扎在外村的王天祥部队及当地“民团”程道合部队又将日寇围住。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毙伤二百多名鬼子，敌人被迫退却。战斗结束后，我随王天祥登上寨墙门楼眺望时，看到远处高粱地里、棉花地里，有几个敌人尚未逃脱。王天祥对我说：“蔚林。快!去和友弟（王天祥卫士）把几个鬼子捉回来!”
　　我同友弟带了几名战士迅速接近敌人。其中一个日寇刚想举枪向我射击时，被贾友弟一枪击中膀子，鬼子手里的枪落到地下。于是三名鬼子和一个翻译束手就擒。被打伤的那个鬼子是安阳伪道尹顾问福富利。第三仗是部队刚刚突围过了卫河，正与八路军冀鲁豫沙区政委王凤梧接头期间，日寇大扫荡开始了。部队被日寇围困。战斗在滑县牡丹街打响。战斗非常残酷，和敌人几乎是逐街逐巷地周旋，很多战斗是靠拼刺刀进行的。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呼啸助威。战斗进行了两昼夜才打退了敌人。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王天祥部队至此已连续十多天急行军、打恶仗，得不到休整机会，得不到军需补充。部队减员严重。起义时三千多人，此时已不足两千五百人。与八路军失去了联系，军心严重动摇，说服工作无效，开始出现成批逃亡现象。这时，驻防濮阳国民党三十九军集团军司令高树勋派人与王天祥联系，他对王天祥积极抗日屡功奇功表示敬意，愿让几个寨子供部队休整。为稳定军心，王天祥无奈表示愿意借用他的防区稍事休整。王天祥把部队安顿在濮阳县后草场村、文留村、双庙村等四、五个寨子。同时派乔世英（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将情况向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做了汇报，请求及时接洽，联合行动。
　　高树勋为笼络、安抚王天祥，不久便任命王天祥为“三十九集团军”第五师师长。按国民党惯例，新任命的军官应在接到任命书后三、两天内向上级长官谢委。因王天样根本不想接受国民党委任，所以迟迟未去。高树勋察觉王天祥的心思，于是下了“请贴”，邀王天祥到司令部议事。王天祥无奈，被迫前往高树勋驻地濮阳县柳下屯。我和一个警卫班负责保驾。一进头道城门，十二名士兵，全副武装，持枪侍立，气氛格外严肃。二道城门里边又是六名士兵分立两旁，副军长王志义出面迎接。他把王天祥接到他公馆并设宴招待，对王天祥说：“高司令今天会客，明天再和你见面。”晚饭后，副军长和他的随员及家属陪王天祥打牌。我和警卫班人员却被安排到公馆南侧，南寨墙内一片空场上乘凉休息。当晚十一点时，王天祥将上衣脱下，连同别着小手枪和子弹的腰带一块放到他身旁的椅子上。过了不大一会儿，他突然发现手枪和子弹袋不见了，心里一惊，预料要出事了。但他表面仍显得十分镇静、若无其事。夜十二点多，王天祥的卫士阎玉才在门口值勤时突然被人抱住，嘴里被塞上了毛巾，被解除武装后押到军法处。随后，在南场上乘凉休息的警卫班，也被高树勋的警卫营包围了。班长李平凡发现周围许多鬼鬼祟祟的人影摸上来了，便大声问口令，对方不回答，他立即开枪，双方顿时交火。当时我年岁小，正睡得很香，突然被人骑在身上按住了。我一惊醒便意识到出现敌情，以迅猛异常的动作将对方睾丸抓住，将其摔倒。同时又上来几个人对付我。由于众寡悬殊，我们都被五花大绑地押进军法处，关在一所大房子里。第二天早晨，我们被松了绑，让洗了脸吃了饭，然后被带到副军长公馆去见王天祥。王志义对王天祥说：“你的兵真厉害，双方都有伤亡。高司令的兵未伤的都已送军法处。你的兵如何处置，你看着办吧。”王天祥对我们和警卫班战士说：“你们给我惹祸了。王军长对我很信任，让我处置你们。念你们跟我抗日吃苦不少，不愿再难为你们了，请你们各自谋生去吧！”王天祥说话时，从他的表情看，心里是很难过的。他明知道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但又不能明说。他一说完，我们一齐跪在王天祥面前，都要求继续留在他身边。王天祥再三耐心说服，大部分战士都含泪告别。我对王天祥说：“王司令，我年纪还小，不会谋生，还让我跟着你吧1”王天祥看着眼泪汪汪的我，知道我心里确实难过，况且他身边还需要个知己的人帮助，所以终于让我留下了。
　　随后高树勋设宴招待了王天祥。席间，高向他亮出了蒋鼎文的密令，即让高“将王天祥部队编散，将其本人就地正法。”王天祥大吃一惊。他终究是久经沙场的抗日将领，超人的骨气和胆略使他显得格外镇静。他平静地说：“听任军座处置!”竟毫无畏惧和求饶的意思。为此，在他出逃后，高树勋撤离华北战场路过单县王寨村时，特意去看望了王天祥的母亲，并赠送五十块大洋，说道：“你的儿子是条好汉，”对王天祥表示了格外的敬重。这是后话。当时高树勋心里已经很佩服王天祥的人品，所以他以委婉的口气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可以执行（蒋的密令），也可以不执行。你我都是西北军同事，我不能过分难为你，可也不能公开放走你。我要编散你的部队。你要在这里暂时委屈一下。”
　　此后，王天祥即过起了被软禁的生活。由于我有出出进进操持生活琐事的便利条件，经过一段精心安排和党的营救，王天祥终于逃出了虎口，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邯郸城军长解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王天祥从高树勋处逃出，回到冀鲁豫军区五分区，受到政委王凤梧、司令员朱程、参谋长毛贝达的接见。在欢迎王天祥安全归来的宴席上，朱程表示愿意留他在分区任副司令员。他表示无功不愿受禄，并惭愧地说，前段起义脱离国民党部队出山抗日，仗没打好，对不起党的信任和关怀，对不起抗日阵亡烈士，对不起跟随他起义的三千名抗日将士。他愿意再潜入敌区重拉队伍，发誓要“羊群丢了狼群里找，定把羊群赶回家！”
　　分区领导同意他的意见后，我陪同他立即潜入安（阳）、（临）漳一带开展工作。他先拜访了魏县回隆镇的李成华。当时李是当地民团的团长，又恰逢日寇要组织伪军，李为了脱身，乘机使了个“金蝉脱壳”计，向日本人表示本人不懂军事，缺乏威望，王天祥在这一带威望很高，又懂军事。希望让王天祥出面领衔。经过再三与日本人讨价还价，敌人终于同意了建立自治军。接近正式成立自治军时，日本人非让加上“东亚同盟”字样不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东亚同盟自治军”。王天祥任中将军长。该军名义上是“皇协军”，实质上军直属团、军官教导团里的骨干军官多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或是倾向共产党的人员担任。如突击团团长张履亭，在策动大名伪军起义时带头弃暗投明，配合我军解放了大名，荣立战功，成为革命军人。
　　王天祥组军后。立即派随从副官陈济黎向冀鲁豫军区作了汇报。八路军总部秘密派靖仁秋同志到王天祥军部工作，担任高级参议。
　　王天祥是比较细心的人，时刻避免被敌人抓住把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行动终究还是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怀疑。从王天祥在邯郸被扣、解职、受到讯问的情况看，引起敌人怀疑的有下列三件事。其一是伪军侵犯八路军根据地时，二旅主力团程坤团、一旅师建业团等伪军，先后被我八路军全部歼灭。只有两个团的团长程坤和师建业只身逃命。日寇怀疑王天祥见死不救有意为之。实际情况是：伪军进犯根据地时，我方命令王天祥率军后撤。王表示：由于日寇监视甚紧，实无办法，希望我军拣伪军最坏的团打，他决不救援。日寇看出了破绽。其二是，我党地下工作者靖仁秋到王天祥部队任高级参议后，伪军参谋处长邱笑天认出了靖仁秋。他向王天祥告密说：“靖仁秋是共产党。”王天祥顿时感到这个敌人的威胁很大，决心除掉他。此时恰有一宗案件牵涉到邱。有人告发他乘移防之机勒索民财，向老百姓摊派用船租金时按五条船摊派，实际只用了三条船，他贪污了两条船的租金。此案经军法处法官彭达审理后，判处他死刑，枪毙在大名五女师后操场。其三是王天祥在大名北关教导团召开将校会议肘，请高参靖仁秋讲形势。靖正讲时，三旅参谋长程备之（字兴华）当即提出质问。“你说德军在欧洲战场失利，日本在亚洲前景不妙，老蒋在南边过不来，那就只好投靠共产党了？”此人曾参加过八路军，当过八路军副团长，后叛逃出来当了伪军。面对叛徒威胁怎么办？王天祥征得三旅旅长程道合的问意，说他破坏旅长和军长关系，下手谕将他拘扑送军法处审查，结果引起程备之原任团长的薛团长的怀疑。团长薛登宽率部队围城呼叫，加之有人告密，日寇出面干涉。王天祥被迫放了程备之，并草草结束了将校会议。
　　鉴于上述事件的发生，王天祥想回邯郸他的公馆住几天，打探一下情况。王乘一辆福特载重卡车回邯。王天祥和靖仁秋坐在司机楼里。我和副官阎敬友及警卫班人员坐在车厢里。司机楼上架一挺机枪。当天上午到达。王天祥的公馆在南门里路东临街宅院。卫兵住在对过路西一处宅院里。当晚王天祥设家宴请了日伪“名人”郭采芹、房东秦临轩等人。饭菜是从西南庄登赢楼订购的。吃完饭后，我送走了客人，公馆旁边华兴皮革厂门市掌柜悄悄将我拦住，问我：“你们请客？”我说。“啊”。他说。“张副官，我见一个日本兵把送饭的拦到我的柜房里，换上了饭庄伙计的衣服，替饭庄的人送去饭菜”。我一听，大吃一惊，悔恨自己警惕性不高，没注意这类事的发生。我马上把这情况报告王天祥。王天样立即让增加了岗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来了一辆浅茶色的小车、车上下来一个日本军官，对王天祥说；“（日本）司令官请王桑（先生）。”并交出了名片。王只好前去。约十二点左右，还是那辆小车又来到公馆，拿出王天祥让我前往的字条，我也被接到日本军团司令部。我一进司令部，感到气氛不对头。从前我随王天祥作为客人进出司令部，门口岗哨都行军礼。这次不然，岗哨如临大敌，一副副阴森森的面孔，都平端着刺刀，仿佛即刻要进行刺杀似的，令人毛骨悚然。我仍象往常一样，一身戌装，腰扎武装带，斜挎一支手枪，径入司令部楼内。前有一名日军引路，身后一名日军平端着刺刀相随。进屋后，见王天祥和司令官小松琦和笠参谋长都在座。王天祥对我说；“我身体不好，来司令部辞职来了。经过商量。今后我不再担任军内职务了。让阎副官把全体卫士都带回大名，由新军长安排。离开邯郸时间，最好在今天下午三点半以前，你与牛培志（王天祥的卫士）帮我送送家眷。你们的安排，待事办完了再说。”事后得知，王天祥到了司令部后，司令官小松琦和笠参谋长同他谈话。谈话一开始还比较客气，气氛也比较和谐，谈了一些日常军务等不太紧要的事。谈了没几分钟，便转入正题。小松琦单刀直入：“有人告发你私通八路。我们也感到有些事做法不妥。特别是有些大事，该通气的你不通气。处决军参谋处长邱笑天，拘捕三旅参谋长程备之引起薛团兵变，还有讨伐八路时，程团、薛建业团被歼你见死不救。你在部队已没有威信。你再回去不好办了。为了你的安全，你不要再回大名军部了，需要重新考虑你的安排”王天祥说：“说我通八路，希望澄清事实，拿出证据来。如果你们听信谣言，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如果我通八路，讨伐时我的两个团能被打得那么惨吗？我的身体不好，也不想干了”王天祥的辩解，小松琦听着也不无道理，不敢正面回答问题，东拉西扯地消磨时间。笠参谋长出出进进，看样子是同上司密谋解决办法。据王天祥估计，当时敌人虽想害他，但拿不出确实的证据，只得向上司请示。
　　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王天祥被送回公馆。他对我说：“是程备之从中捣乱。现在要停止一切外界活动。日本鬼子很狡猾，杀人的手段也很残忍。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能让敌人抓住一点把柄。眼下最要紧的是让靖仁秋赶快离开邯郸，回太行总部。对他的行踪要绝对保密，注意安全。我已将情况转告陈济黎，让他进行安排。”随即请房东秦临轩去给靖仁秋买了火车票。王天祥派四弟王天朗把靖仁秋送上车，回到根据地。随后，王天祥的母亲和二太太、三太太被从大名送回；大太太谢氏及两个儿子—一留喜、留楼由王天朗和牛培志护送回山东老家；二太太李先生（李廷珍）经武安送回太行八路军总部；留下三太太陈先生（陈秀林）和炊事员贾阴清与我陪同王天祥听候日本人处置。
一周以后，日军司令对王天祥讲了两条意见：一、今后不许再插手军务，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二、推举他去保定当省长高凌蔚的参议员，即刻赴任。随即，我陪同王天祥及其三太太陈秀林赴保定就任，并借机辗转北京。几经周折甩掉了敌人的叮哨后，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取得了联系，得到党的关怀、接应，终于回到了八路军根据地，受到宋任穷等军区领导的热烈欢迎。从此，他成为革命军人，以崭新的面貌和我党我军的无数英勇将士一起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