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河　烽　火
李　华　周

　　1924年我出生在河北清河县魏路口村一个赤贫家庭。在我13岁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不久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清河县境（当时叫宏毅县），开始了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与日寇进行了机智勇敢、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目睹了敌人的残忍，参加了这场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如今虽时隔四十多年，回忆起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和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仍历历在目。下面写的是我和宏毅（原清河四区一带）人民并肩战斗的几个生活片断。

消除土匪武装，扫清抗战障碍

　　冀鲁平原，是自古所称的京畿之地，封建势力相当浓厚。这里的大片土地被地主占有，广大农民长期受着残酷地剥削和压榨。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社会极度混乱，清河县的各种反动势力和土匪蜂涌而起，地主、土豪劣绅以及国民党残余部队，也乘机划地盘，扩充势力，拉竿立旗，招兵买马，队伍名日繁多，司令多如牛毛。用封建迷信势力串通的红枪会、红衫会、黄沙会、大刀会与土匪恶霸、兵痞流氓结成队伍，各凭借自己的势力称霸一方。
　　袁庄封建地主恶霸朱光远，纠集了二百多名土匪兵痞在本村搞饮血结盟，自称司令，并同国民党逃溃的二十九军残余汪子才等勾结在一起，为争夺地盘与邻村苇子园的朱长敬进行了殊死格斗。朱长敬、朱金锋也约集了清河县半个县的各种会道门两万余名道徒以及清河县保安大队队长顾献阳的二百多名队员，于1938年农历正月初二，双方进行了混战，由于朱光远有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兵势，并与顾献阳暗中勾结，朱长敬、朱金锋虽然集两万之众，仍被打垮。这一仗无辜死伤几百人，苇子园和樊庄四百多户人家的房屋被烧得片瓦无存，好端端的两个村庄，一时间尸骨遍地，血流成河，滚滚的浓烟象一层厚厚的乌云密布在天空，使得周围几十里都天昏地暗。
　　土匪头子王朝贵、纪占鳌、于德本和张殿臣带领一股土匪占领了邵固村后，到处烧杀掠夺，奸淫妇女。进步人士王怀远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组织起了有几十人参加的民团。在大堤村与驻邵固的土匪对垒，一次作战失利，民团被打垮，大堤村的赵河信、赵立成、赵玉堂等7人被于德本亲手用铡刀铡死，几百间民房被烧毁，死伤的老百姓也很多。
　　1938年初，八路军抗日政府的干部来我村开展工作，地主富农不敢出面，就让我这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当上了村里的雇用村长。在我任村长的第六天，抗日政府让我到分区受训。在学习班里，我学习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听了八路军四旅首长关于游击战争和运动战术的讲话，还听了专署秘书长宁心力同志关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接受革命理论，感到既新鲜又亲切。从此，我自觉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烈火之中，成为英勇战斗的一名战士。在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掩护下，我和战友们与敌巧妙周旋，常常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狠刹了敌寇的嚣张气焰。
　　这年冬天，自称受国民党委任为铁军司令的刘廷芳，带着一百多名土匪和他的特务营驻到了徐店，并把徐启、秦洼、孙洼村的几百名土匪改编为铁军，还把于德本、张殿臣、孙名谦封为团长。这些兵痞、土匪无恶不作，经常对周围村庄烧杀抢掠，使人民群众整日人心怕惶。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我地下党员徐金苓同志首先在徐店组织起了自卫队。发动全村百姓手持大刀长矛进行自卫，为了提高战斗力，还从地主富农手里收集了二十多支大枪。土匪头子刘廷芳对农民自卫队又怕又恨，依仗兵多势大，派人送信让自卫队把枪交出来，并威胁说：“要不缴枪，就攻打你们的队部，凡被捉住都叫你们‘鬼推磨’一个个活活铡死。”自卫队员英勇不屈，不惧敌人的威逼，坚持与敌人相持了一个多月。但由于敌众我寡，情况一天比一天危急。正在这时，县战委会派刘开甲同志来徐店找徐金苓、徐玉成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最后决定由刘开甲和徐金苓到威县长屯向八路军东进纵队汇报徐店群众与土匪斗争的情况，要求部队支援。纵队政委听了汇报后立即派了一个营，由徐金苓、刘开甲带路，夜间包围了徐店铁军司令部。当晚消灭了铁军，缴获了步枪一百多支，手枪五十多支，子弹三千多发，除狡猾的刘廷芳在混乱中化装成老百姓逃跑以外，其余士匪头子全被擒获。亲手活活铡死七名无辜老百姓的于德本和顽抗到底的吴连杰被就地处块，为民除了害。孙洼、秦洼的土匪听到徐店土匪司令部被消灭以后也就赶紧逃跑了，我东进纵队回宿营地以后，徐金苓等带领自卫队又收缴了铁军残兵的十几支大枪、五匹马，送给了抗日政府，受到了区长冯世英的表扬，并把徐店自卫队改为基干队，还奖给大枪10支。
　　1939年初，八路军东进纵队进驻清河县后，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县、区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使大部分地主武装势力被改编。也有一些顽固分子投降了敌人。王怀远大堤村失利后，又到王官庄等村收寻被打散的人，搜集枪支弹药，重新组织起了二百多人的队伍。让他儿子王广和带队交给抗日政府改编为运河支队。有部分杂牌地方武装企图联合起来对抗，被我打垮。土匪司令于耀锐和一部分土匪投靠了国民党顽军石友三的部队，于耀锐、孙树桐等带领一部分土匪迎接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顽军头子石友三不断借机寻衅，与我抗日部队争地盘、制造摩擦，我抗日军民积极进行反摩擦斗争。石友三终于被挫败，1940年初南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消灭了地主、土匪武装，锻炼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扫除了障碍。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王官庄

　　国民党军队南撤，杂牌军队逃跑，一部分土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进纵队进驻威县、南宫、清河，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1939年4月8日（农历2月19日），日本侵略者第二次入侵清河，占领王官庄。日本鬼子设王官庄为县城，在全县抓人派夫，围绕王宫庄挖沟筑墙，伐光了周围几十个村庄的树木，又在深沟外围加了一道寨墙，每天驱赶一、二万人干了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中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无辜农民不知有多少，被日本侵略者打伤致残、抓捕坐牢的更是不计其数，
　　日本侵略者占领清河后，大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安据点、挖壕沟、修公路、采取分割手段，实施“囚笼”政策。他们以王宫庄为中心，修建了王临公路（王官庄至临清）、王威公路（王官庄至威县）和王高公路（王官庄至高村）。1942年冬天又从威县枣园到清河油坊横穿我区挖了一条宽3丈深2丈的东西方向的大深沟。沿公路和封锁沟三至五里一碉堡，几十米一个电杆，电杆上挂着灯笼，晚上有各村派人看守。在王临公路上清河一段仅20华里就安了6个炮楼，王威公路清河一段几里地就安了两个据点，在我区南部枣油封锁沟上，也修了两个炮楼，驻着一个连的伪治安军。凡是重点炮楼都有重兵把守，四务据点驻有一个伪军中队，焦堂驻有伪治安军一个连的兵力。田庄是清河与临清的交界处，不仅驻有一个伪军小队，还驻着一个日本鬼子中队和几十名警察。敌人妄想以此阻止我军民抗日活动，但他们却想不到，封锁网挡不住我抗日活动，而且我抗日军政人员在执行任务穿越封锁沟时，就是那些守灯护路的人所接应的。青龙庄的王印柱，明为日伪军的守灯护路员，实则是我地下交通员，他利用守灯护路的机会，护送过我许多抗日干部。有一次我区干部康瑞峰从清河五区到青龙庄开展工作，王印柱接到通知后，晚上便在灯笼上贴了一个暗号以告诉护送人员。同时，他又带着凿有孔眼的沙杆和木楔，等到了封锁沟边，他便将木楔塞进沙杆孔里，沙杆便成了供人爬的“梯子”。半夜时分，五区的护送人员和康瑞峰来到了封锁沟边，互通了暗号以后，王印柱便将挂着绳子的沙杆下到封锁沟底，并用力推到对岸。康瑞峰同志顺着“梯子”爬到沟底，这时王印柱用绳子将沙杆拉回到他这一边，康瑞峰又顺着“梯子”爬上了封锁沟。然后王印柱又为康瑞峰同志望哨，使他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后来有人告密王印柱“护送八路”，潘庄炮楼的敌人就将他抓到炮楼进行拷问。由于王印柱矢口否认，敌人无奈，把他囚禁在炮楼里，叫他做饭。王印柱在炮楼里掌握了敌人不少情况，并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将情报报告给我有关领导。这样他又成了我潜藏在敌碉堡内的情报员。王印柱被拉到炮楼以后，他兄弟接替了他守灯护路的差事，继续暗中护送我方人员，实际上又接替了他的地下交通员的职务。
　　日本鬼子为了训服和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大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敌人把村庄编成乡、保、甲，并分成爱护村（敌战区）半爱护村（游击区）和八路区（根据地），让伪保长按时送粮、送款，还要每天按时送情报，送不到就抓人抢东西。鬼子还强迫群众集中到炮楼里照像，印发“良民证”。有时敌人突然合围一个村庄，集中村民查“良民证”，无证的就按八路办，有的当场被枪杀，有的被抓走。敌人在实行区域分割“囚笼”政策的同时，还实行了经济封锁，火柴、煤油、食盐等生活用品按户配给，妄图以此切断我抗日力量的生活物资供给、但这些企图也都没有能阻止我抗日活动的开展。
　　日本法西斯强盗，惨无人道，杀人成性，恣意屠杀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田庄炮楼有个鬼子中队长，人矮、体肥，身上长满了猪鬃似的黑毛，一双牛蛋眼时常闪着凶光，人们都叫他“老毛子”。这个法西斯强盗每天带着鬼子和伪军到各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次，他听说焦堂村有八路军。就带领一群日伪军去围剿。他们遇上往外跑的两个群众，抓到田庄炮楼上连问一声也没有，使用刀砍死。1940年7月初。因田庄粮款一时未送到，保长梁才芝被抓到炮楼内，被打得死去活来、村里推举了7个人到炮楼为梁才芝说情，杀人魔王“老毛子”不仅不准情。反而将这7个人捆到杆子上进行毒打，然后又命令鬼子、汉奸往这7个人的脚下放了柴草，泼了煤油、点燃起来，田儒杰被活活烧死，梁钰被烧掉一条腿，其他5人被烧得焦一块，糊一块，惨不忍睹，可日本鬼子却哈哈大笑。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了人们无比仇恨。复仇的烈火在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的胸中熊熊燃烧。
　　“老毛子”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个叫石度久雄的鬼子中队长。这个家伙的凶残劲比他的前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看谁不顺他的眼就给谁一刀。他到炮楼的第一天就为显示他的枪法，抓起一个伪军的大检，一枪打死田庄村正在地里干活的梁子元。第二天又到孟庄抓捕了我4名村干部。石度自称他那把刀三天不见血就自动出鞘，出鞘必须见血。有一天石度召开各村保长会议，叫保长排成两排站好，沙于村的保长孙云峰站在后排，石度检查前排时他在后排躲了一下被石度看见，这个法西斯强盗伸手把孙云峰拉出来。抽刀就把这个保长劈了，接着他举着带血的洋刀在保长们面前晃了几晃高声吼道：“他的明为皇军，暗通八路，死拉死拉的！往后谁敢再私通八路，皇军就把他劈了！”
　　1942年农历5月3日，群众正在地里收麦子，石度又带着几十名日伪军出发扫荡，石度在路上碰见范老庄农民刘庆，刘志广正拿着镰刀往地里走，就举枪把这两个农民打死了。接着他又碰见了扁担王村的一些群众正在地里收割小麦，当场就把小学教员赵成瑞、农民焦玉祥、赵成奎、张立柱、赵成芹和赵成玉等9人抓走。石度把这9个人带到田庄炮楼吊桥下，把赵成瑞、焦玉祥大卸八块。其他4人见势不好，撒腿就跑。日本鬼子连追带打枪，结果没追上。没有人性的石度久雄命令鬼子把赵成瑞、焦玉祥剁成了肉泥，包成人肉饺子，又把挖封锁沟的几十个村里的群众集中起来，每人分给两个饺子，恶狼似的日本鬼子，平时对中国人不是砍杀就是打骂，今天却发给饺子吃？大家猜想一定是鬼子在耍什么坏点子，于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吃，石度见大伙不肯吃，就举起枪来狂叫道“谁不吃就枪毙谁”等群众吃了以后，石度狞笑一阵，得意忘形地叫道：“怎么样，好吃吧？这是你们中国人的肉饺子，是八路军的人肉饺子!”人们吃了以后，有的含恨不语，有的吐到袖子里。有的晕了过去，仇恨的怒火在人们心里熊熊地燃烧着!
　　1943年初春的一天，郑集炮楼的日伪军突然包围孙洼村，敌人抓住了会计孙占元，逼问他八路军和粮食都藏在哪里。孙占元很坚定地回答说不知道。日本小队长照着孙占元的脸上就是一个耳光，孙占元一躲闪，头上的帽子被扇了下来，几张纸条从帽壳里摔出来飘落在地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村里吃派饭的抗日工作人员，吃了饭不交现金和粮食，可打个条子给管吃饭的人家，被管饭的人都把条子交给孙占元，以后由孙占元根据条子再拨给粮食。一是习惯，二是为了保密，孙占元就把收到的条子掖到帽子里带到头上，等到一个阶段再算帐。敌人见到了抗日干部打得饭条，认为抓住了把柄，对孙占元进行了严刑拷打，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为了保护同志，孙占元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吭，日本小队长见问不出口供，暴跳如雷，端起刺刀刺进孙占元的左肋，鲜血立即喷了出来。孙占元感到一阵撕心破胆地剧疼，便紧咬牙关昏倒在血泊里。惨无人道的伪军并不就此罢休，等他们在村里抢完东西以后，又把孙占元的双脚捆在车上，让头耷拉在地上，拖了五六里路，已气绝身亡。到了郑集炮楼，又将尸体剁成了几十段。日本法西斯强盗任意屠杀中国人民的凶残暴行，真是磬竹难书。 1946年5月15日，由曹尚智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不久，区委决定让我担任孙庄、苏堂等16个村的中心支部书记，区分委，以后任区委宣传员，负责四区东半部的建党工作。而西半部17个村的建党工作则由马元祥、马长增、徐金苓同志负责。从我党的发展历史来看，抗日战争以前知识分子和失业学生为主要对象。但我们清河县地势低洼、盐碱，经济文化落后，四区更是贫穷落后，知识分子很少，所以到1938年全区90多个村庄只有3个村有党组织和几个村有个别党员，总共不过十几名党员。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党指示我们发展党员，由知识分子和失业学生为主要对象，转为以贫苦农民和表现好的村干部为主要对象。日寇侵占王官庄以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加上清河县国民党书记是我区人，又不断在我区活动，为我们的建党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我们就通过交朋友、论亲属、同学、同事等方式进行活动。通过增资、增佃、减租减息、借粮斗争、赎地、生产自救等各种运动，培养、选拔积极分子，特别在被日寇杀害的亲属和对日伪斗争的坚强分子中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孙庄贫苦农民孙开太、魏长清、魏秀国对日寇、国民党和地上恶霸怀有深仇大恨，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经常在群众中咒骂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但他们的这种反抗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为此，我们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说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通过教育他们很快接收了革命思想，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自愿加入了区游击队，并成为共产党员。他们的行动对全区农民群众的影响很大，推动了抗战和建党工作的进展。
　　县委和区委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区委书记宋玉琢同志在牺牲的前一天，还再三嘱咐要抓紧党的建设工作，县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参加各村党支部会议，要求党支部真正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团结教育群众向日本侵略者作坚决的斗争，并领导群众开展增资、增佃、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运动，通过艰苦地工作，人民战胜了困难，党的队伍也得到了发展壮大，1944年全区已有党员175名，1945年又发展到了267名。连安着日本炮楼的王官和田庄、焦堂、郑集、李胡庄也有了党员。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各族广大人民同敌人斗争的核心力量，党支部是坚强的红色堡垒。在抗日战争中，那个村有了党组织、有了党员，那个村的政权就属于人民群众，为了对付敌人的烧杀抢掠。各村在党支部和党员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了“坚壁清野”运动，把粮食、衣物严密埋藏起来，一旦敌人进村，使他见不到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孟庄、魏路口、孙庄、三庄、青龙庄、前后苏、西泮等村，距离敌人碉堡最远的不过一千多米，最近的只有几十米。自建立党组织后，几年中始终是我们的粮仓，最多时储粮达到几十万斤（包括二区公粮）。魏路口是个只有18户人家的小村，曾储存过20多万斤公粮，不论日伪军如何“扫荡，我们的公粮没受过一粒损失。
　　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广大四区人民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与敌人开展了拼死地搏斗，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3年旧历7月23日，县长常明（冯英）在秦洼村召开会议，因有人告密，王官庄的日本宪兵队和伪军闻讯赶来，包围了村长马玉科的家。其实为了防备敌人的包抄，已将会议地址移到了梁洼。敌人没有捕到县长和开会的人，就抓住了马玉科的妻子孙成拷问她会址转移到什么地方。孙成是知道冯县长他们在梁洼开会的，但为了掩护同志，她说不知道，敌人见她不说，就凶残地用刺刀在她身上乱刺乱挑，穿时她变成了血人。这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尽管痛疼难忍，把牙都咬碎了，但始终只字不露。日本强盗见问不出情况，最后竟残忍地将她扔到水井里。当时没淹死，敌人听到井里呼声，就用砖活活将她砸死。孙成死后，她的4个月的孩子因失去母亲照顾，也活活饿死了。
　　1944年，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各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清剿”、“扫荡”，他们可以扫平村庄，得到城池，但是却永远征服不了我们坚强的民族。农历8月25日，王官庄据点的三百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三庄，日寇和汉奸一家挨一家地翻箱倒柜，又砸又抢然后用刺刀将全村的老百姓驱赶到场里集中起来。日本鬼子和伪军用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一个满脸络腮胡子、满嘴镶着金牙的鬼子军官走向人群，一个人一个人地审问谁是八路？谁是共产党？公粮藏在哪里？结果一无所得。鬼子恼羞成怒，一把把共产党员于化东从人群里拉出来，野兽般地咆哮着：“你说，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粮食藏在哪里？不说就死了死了的!”
　　于化东同志是共产党员，又是武装队员。公粮是他带领群众亲手埋藏的，怎能把粮食交给穷凶极恶的敌人，怎能出卖同胞、战友，只见他昂首挺胸，一言不发。
　　“叭咯！”络腮胡子兽性大发，用刺刀扎于化东同志的胸膛，挑他的肉，顿时热血喷涌，血肉模糊。但他仍然昂首挺胸，一言不发，最后壮烈牺牲。
于化东同志的英勇献身。鼓舞了人们对敌斗争的决心，大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眼睛里闪射着仇恨的怒火。敌人又把共产党员张心灵从人群中拉了出来，打得死去活来，张心灵同志也是宁死不说。正在这时，村南枪声阵起，敌人怕被我八路军围歼，就慌忙抓着张心灵和张元合等十多名群众逃回王官庄。到了据点以后，日本鬼子又向张元合他们施加酷刑，结果还是枉费心机，一无所获。后来敌人将他们辗转了几个地方，最后扣押在石庄监狱。张元合同志在狱中经受了酷刑拷打，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后来越狱逃出，回到了家，参军南下，最后牺牲在湖北省黄岗沙河镇。
　　梁洼村抗日村长范长青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多少年来，一直传颂着他的模范事迹。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阴沉沉的天空把一切都笼罩得昏昏暗暗。刺骨的冷风，贴着地打旋儿，发出狼嗥一般的叫声，几个伪军突然闯进范长青家里，连绑带捆把他抓到王庄。原来梁洼的坏小子赵进贤向敌人报告说范长青是共产党员、抗日村长。到王官庄以后，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逼问他是共产党员、抗日村长，他一口咬定“我是给皇军办事的村长”，敌人不信把他打得满身是伤，又扒了衣服到院里受冻，刺骨的寒风吹在流血的伤口上，象刀剜一样地疼，但范长青始终咬紧牙关不承认。敌人见问不出口供，只好把他放了，仍然让他当村长。
　　1943年农历5月13，王官庄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到梁洼“扫荡”，又说范长青是抗日村长，知道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和公粮埋藏的地方。是的，范长青经常接待安置来村里工作的我军政人员，区里的一些同志大都在他家里吃住，但作为一个与日本侵略者有着血海深仇的中国人、一个誓死为抗日救国献身的共产党员，怎么能把这些情况告诉给敌人呢？他回答的还是那句话；“我是给皇军办事的村长”。鬼子和伪军不相信，就将全村老百姓集中起来，把范长青拉到人群中间，让全村人看着折磨他。敌人先是让范长青跪青，爬着用鞭子抽、棍子打，然后又压杠子，最后用香火沾着油烧他的两助，范长青被折磨的死去活来，满身血和衣服都粘在一起。但他回答敌人的还是那句话：“我是给皇军办事的村长”，日寇和伪军仍不罢休，又把范长青带回王官庄炮楼进行吊打，灌辣椒水，再次逼问，而敌人从范长青嘴里得到的仍是那句话“我是给皇军办事的村长。”
　　1943年阴历腊月30晚上，区长李维民、区委书记高祥辉等9名同志住到了范长青家。他们研究完工作以后已是半夜了。区长李维民走到院里对为他们放哨的范长青说：“范三哥，明天年初一，也得吃顿饺子啊。“放心吧，馅已准备好了，明天买点白面。保证吃上饺子“！范长青笑着搓了搓手到屋里给同志们抬掇睡处。
　　区干部由于整天乏困，很快就在西屋睡熟了，而范长青仍坐在北屋里替同志们放哨。时间过了不久，忽然门外响起了“砰！砰！”地敲门声。范长青一听知道不是自己人，就赶忙跑到西屋叫醒了李区长和高书记他们，说明情况，李维民等同志很快带好武器藏到院里茅房旁边，准备迎敌。这时门外的敲门声和叫骂声越来越响，范长青将棉袄扣子解开披在身上，光着脚趿拉着鞋，一边走，一边喊。谁敲门呀？来了，来了！”敲门的是王官庄日伪军，他们大声骂道“他妈的!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开门，是不是里边住着八路军！”范长青装做刚睡醒的样子说：“老总别说笑话，年三十熬夜，刚睡着”。
　　这部分日伪军到宏毅县二区邵固一带去扫荡，怕路上危险，让范长青找人领路。为了掩护李区长等人的安全，范长青大声对敌人说：“这条路我熟悉，我领路，说完他关上街门领着伪军消失在黑暗里。车维民等同志脱了险。
　　共产党员范长青在敌人的酷刑下，守口如瓶，没有暴露过任何秘密，并多次用生命保护了同志，后来县里召开英模大会，表彰他为气节模范。
　　孙庄是敌人炮楼底下的一个村庄。这个村的党支部是碉堡下的红色堡垒。她组织群众对敌人开展了顽强地斗争。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村参加我军和地方工作的就有42名，其中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有8人。孙金海。孙其华同志都是模范党支部书记。孙其华同志曾9次不顾自己的生死掩护县区干部。

难忘的四三年

　　1943年，日寇的“扫荡更加疯狂，再加上春季天旱无雨，夏季蝗虫成灾，到了秋天农历八月初七，毫无人性的日寇竟扒开运河堤岸，想以此淹没这一带土地和人民，赶跑、困死八路军、游击队。此时的清河、宏毅，疟疾霍乱蔓延，百姓没吃没穿。这一带成了“抬头见岗楼，低头过壕沟，不闻鸡犬叫，到处插白旗”的凄惨世界。由于灾荒和敌人掠夺，人们困苦到了极点，广大贫苦农民先是吃糠咽菜，后来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为了活命，不少人把亲生儿女送人。地主、富农和一些有钱的人，就趁机放高利贷，收买土地，堵死贫苦农民的生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农民，把希望托寄在共产党员身上。
　　为了带领人民群众渡过灾荒，坚持抗日战争，民兵在没敌惰时一手拿枪，一手拿锄进行生产自救。夜间则出动骚扰敌人，破坏公路，割断电线，在交通道口或据点附近挖陷马坑埋地雷，但敌人感到昼夜不安。同时党和抗日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生产自救、借粮斗争、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和赎地运动。为了把这些工作搞好，区干部进行了分工包片。我和徐金苓都是区执行委员，他负责西半区，我负责东半区的地下工作。魏路口村有4户地主富农。我先找到有爱国思想并和我们接近的孙思永，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抗日救国道理，希望他做一个开明绅士。经过团结教育，孙思永首先拿出1200斤粮食。孙庄陈普彬经过党支部做工作也拿出了一千几百斤粮食，交给群众渡荒。在他们的影响下，其它富裕户也都献粮献款。孟庄党支部领导群众清算几家地主富农的资敌帐目时，他们顽固地与群众对抗，党支部书记孟献等同志带领群众，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说理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同时，开明绅士孟福卿献粮献款，并主动协助群众向几家地主清算帐目，使他们终于向政府和群众交待了罪行。县参议会（统战组织）的许多参议员，如赵子庄，赵晋伯，赵次伯，陈普彬，牛杰波等人那做了大量工作。增佃和减租减息政策，并拿出了粮食，衣物支援抗战渡荒。
　　借粮斗争以后，党又领导群众进行了赎地运动。西潘庄共有156户人家，其中就有70户贫下中农将520亩地卖给地主富农和富裕户，这些地—一卖价很低，每亩只卖几十斤粮食或几块钱，贫下中农叫“饿出去的地”。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许多人不得不外出逃荒，卖儿鬻女。该村在党支部成员张立经、刘森、张立杰积极工作下，成立了赎地领导小组，领导群众开展赎地运动。开始买地户有抵触情绪，坚决不让赎。为了既要保护贫下中农的利益，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利抗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赎地领导小组反复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向广大群众，包括买地的地主、富农在内，晓以大义，讲明趁灾荒之机，用几十斤高梁换一亩好地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战。经过反复宣传教育，买卖双方还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了，全村贫下中农低价卖的地，按照党的政策全部赎了回来。贫下中农说：灾荒使我们丢了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又有了地。王清明赎地后积极要求入党，以后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孙林瑞一家六口，共五亩地，全卖掉。带着一家老小到山东枣庄逃荒要饭，四四年又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家乡。不久，党和抗日政府领导群众开展了赎地运动，经过斗争，孙林瑞贱卖的地又回到了他的手里。孙林瑞感动的嚎啕大哭起来，他见了干部就说：“共产党、八路军救了我全家的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以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更有效地扶助广大贫苦灾民渡过灾荒，1944年冬季，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运动。当时的冀南，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富民手里，雇工剥剥十分严重。孙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归几家地主、富农所有，这些土地全靠雇工和佃农耕种。为了把减租减息、增资增佃运动搞好，孙庄党支部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成立了雇工委员会。雇工张东波为主任，成员有孙书成、孙芝箱等。党支部书记孙金海，支委、村长孙其华，支委孙思章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党支部和雇委会广泛深入地宣传党对雇工增资增佃的政策及其重要意义，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还召开雇工、地主会议，双方各谈对政策的认识，并表示态度。为顺利开展这项斗争，奠定良好的基础，然后进行摸底。一是摸地主的底，即把耕地数、全年收入数及地主的劳动、人口，经济总收入调查清楚，以便有的放矢；二是摸雇工的底，即把雇工每人每年工资（或粮食）数及雇工之间最高最低工资数搞清楚，以便掌握平衡。在摸清底数之后，再逐户逐人进行清算，最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增资增佃结果。雇工魏长法原每年工资60元，增资增佃后又增加粮食400斤；雇工张东波原每年工资80元，增资增佃后又增加粮食300斤；雇工孙芝箱原每年工资110元，增资增佃后又增加粮食500斤；佃户陈维申减租减息百分之十，广大贫苦农民热烈拥护党的政策、感激党的救命之恩。雇工魏长法的母亲满含热泪地说：“俺长法爹给地主扛了一辈子活，一直受穷。现在共产党救了俺全家的命。”雇工们感激党的关怀，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张东波、魏长法、孙芝箱等十几人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在灾荒时期，县、区干部吃糠咽菜。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有一次宏毅县召开各区领导干部会议，从上午开会一直到下午四点。司务长才弄来两筐菜瓜。有的一个人吃一个，有的二个人分一个。就算吃了一天的饭。
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我抗日军民一边坚持自救渡荒，一边坚持武装斗争。日寇趁机推行第五次训化治安，我们用了8次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使一部分敌军转向我抗日政府。
　　在借粮斗争中，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和赎地运动中，我们没忘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县参议会(统战组织）的许多参议员，如赵子庄、赵晋伯、赵次伯、陈普彬、牛杰波等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我们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又在艰苦岁月里同人民结合在一起，保卫了人民，保护了群众利益。所以我们的抗日斗争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和帮助。乡亲们经常舍身忘死地掩护子弟兵和抗日干部。

美人计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不仅与日寇进行着血与火的战斗，而且反击着日伪汉奸糖衣炮弹的袭击。
　　狐假虎威汉奸霍怀才，当了三个联乡的联保主任以后，依仗田庄敌人，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他们今天给日寇说这个村有好姑娘，明天说那个村私通八路，借机敲诈勒索。还把他的兄弟霍金声介绍给日本鬼子当情报员，刺探我方情报，为日寇卖命效劳。为了抖霍家兄弟的威风，并趁机向群众勒索钱财．露怀才的母亲死了半年以后，又在田庄搭棚设坛，搞什么追丧仪式，叫各村摊送份子礼物。”送得礼少或者不送，全村就得遭殃。于裴庄是个小村，送的礼物和款少了些，第二天霍金声便报告日本人，说这个村的保长于一林私通八路，叫焦堂治安军给抓起来。汉奸孙一岐是霍怀才干坏事的帮手，他积极给霍怀才出谋划策，想尽办法勒索群众的钱财。有一次他们向各村派了很多款，大部分被他们吞没，然后造了一个假帐，召开各村保长会议公布了一个开支假单便当场焚烧掉。魏路口村保长孙长义，把霍怀才和孙一岐依仗日本鬼子残害百姓的事，向县敌工站长杨国毅同志作了汇报。杨站长派我到田庄进行调查，经查属实。我又把情况向杨国毅和云如轩区长作了汇报。这件事不知怎么泄了密，不几天孙一岐便派他的儿子往我家送了两匹洋布。我回家后母亲责备我不该买布，并询问我哪来的钱。我感到很诧异，便对母亲说我并没有买布。当母亲将送布的情况说了一遍后，我立刻明白了这里面的阴谋，马上让孙长义、孙梅享把布原封送回孙一岐家，并在当晚将这事向县敌工站杨国毅、云如轩同志作了汇报。杨、云二同志听了以后商量了一下说：“咱们请示县委把这两个家伙除掉!”
　　没过几天，霍怀才托孙海波等五位保长出面，邀我初五后响到田庄联保办公室去一趟，我弄不清他们要耍什么鬼把戏，便请示区长云如轩同志。老云找杨国毅和区游击队长毕存宽同志商议后对我说：“华周同志，我们同意你按时去，但需提高警惕，见机行事，晚饭时我们派一个武装班到田庄西头路沟里接你。”
　　农历10月，已是初冬季节，野 草枯，树木凋零，广阔的冀南平原被日寇践踏的支离破碎。那纵极的沟壕，深陷的坑洼，在夕阳的照射下，好象一条条深深的刀痕，一块块褐色的伤疤。我看着家乡被敌人糟蹋成这个样子，仇恨的烈火在心底炽烈地燃烧着。到了田庄联保办公处，孙一岐已在那里迎候我，他非常客气地把我领到一座大院子的筒子屋内。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中间摆着一张方桌，上面放着茶水，屋内挨墙还放着一张铺着干净漂亮被褥的床铺。把我安置到屋里以后，孙一岐就出去了，屋里便剩下我一个人，我又把这屋子扫视了一遍，心想他们这是摆得什么阵式？不管怎么样，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约有半个时辰，有人端来了酒菜，摆了满满一桌。接着，孙一岐和霍怀才领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和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十六、七岁的姑娘走进来。我一看这情景心里明白了几分，怒火不由得升上心头，愤然地说：“三叔（孙一岐是孙庄人，孙庄与魏路口等于一村，按街坊论应称他为三叔），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一不吃，二不喝。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孙一岐和霍怀才见我声色俱厉，不禁一颤，愣了一时，孙一岐满脸堆笑说：“傻孩子没事，今晚上吃下住下，咱爷俩好好啦啦。”我告诉他不行，不回去母亲不放心。那位姑娘也一屁股坐在床上。孙一岐和霍怀才再三劝说，并再拉我上桌吃饭，都被我顶了回去，这时，那个女人又坐在了我的左边，开始动手动脚，做一些不老实的动作。我痛斥了她几句，并挪了挪地方，她稍为老实了一些。
　　“华周老弟”，霍怀才面带假笑，用半哀半求威胁的口吻说“你拾抬手我们就可以过去，不抬手我们也没法，请原谅！”说完一甩手和那个陌生的人一起走了出去。
　　孙一岐厚脸皮继续让我吃饭，向我求情，我对他毫不让步，拆穿了他们的阴谋，给他亮明了政策，要他赶快放我回去，但他仍然不死心，和那个女人在我左右不住地紧逼。我实在按捺不住了，站起来，一抬手掀翻了桌子，只听“哗啦”一声盘子碗打碎了一地。孙一岐一扭脸跑出门去，将门关住，然后把我和那个女人锁在屋里。
　　我立即高声大骂他们下流无耻，并让他们立刻放我回去。那个女人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吓得不敢再动了，他们无耻的阴谋被粉碎了。呆了一阵子，孙一岐领着孙庄保长孙海波等5人打开了门。孙一岐向我说了几句好话又领着我到街上梁子者开的饭馆，还让我住在田庄，我坚决拒绝，并让他们立即放我回去。这时，田庄小学教员田玉林（开明人士与我们有关系）知道了情况，也来进行干涉。孙一岐无奈就让孙海波等5位保长送我回家，田玉林也送我到村外。路上碰上了来接应我的区游击队。晚饭时我安全地回到了家。
　　后来才知道，霍怀才、孙一岐怕抗日政府惩办他们，就出了个“美人计”，从临清邀来一名妓女，在范八里庄包来了饭菜，让我替他们开脱，不然就害死我。结果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霍怀才作恶多端，民愤很大，被我政府处决。孙一岐见势不妙，跑回来向我政府悔了过，但在清算斗争一开始，就被群众打死了。

通缉令

　　西潘庄敌据点的伪军小队长董超，经常挎着盒子枪到附近村庄敲诈勒索，特别是白佛庄集上随意抢掠，老百姓都恨他，都敢怒不敢言。我们武装小组商量要把他搞掉为民除害。但我们仅有的武器是几支“独角龙”，子弹也不多，怎么办？经区委书记同意，借来了一支“搂子”，几粒子弹。为了防止伤害群众，经研究确定由我用“搂子”枪毙董超，张元合带着一枝“独角龙”为我作掩护。
　　六月初五是白佛庄的大集日。我和张元合化好装，将枪放到篮子里。上面盖上青菜，便早早往白佛庄走去。那天赶集的很多，从西到东的集市满是熙熙攘攘的人。我们从西头到东头走了一趟没有发现童超，转回市场中心时才看到这家伙正一只脚踏在一辆卖肉的车子上，右手掂着盒子枪，左手抓着肉吃。我俩一看时机到了，互相使一个眼色，我便绕到了董超的背后，迅速拿出枪瞄准他的头部。糟糕！一扣板机，子弹不响。我一看张元合也未跟上，为防止被敌人发现，我们只好混入人群中撤出去。当时姓董的并未发觉，而后被坏人告密。次日董超召集各村保长追向我的下落，他在会上还宣布以300元日币悬赏通缉我。以后董超又经常带人到各村抓捕我。有一天董超带着三十多名伪军围住我村，因我和几个队员早已有防备，被人扑了空。
　　敌人抓我扑空后，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敌人掌握了我们一部分武装队员的名单，他们是孙思章、孙树森、苏怀苓、张元合、张双方、孙廷禄。这些人随时都有被抓得危险。一天下午我召集十余名队员说明了情况，让大家商量怎么办。一部分同志要求参加区游击队，公开对敌人作战，一部分同志表示就这样继续斗争下去。经过再三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决定还继续这样战斗下去。同时我们又分析了形势，认为董超这次抓人扑了空，决不会罢休。董超是西潘庄炮楼的伪警备队小队长，与郑集炮楼同属四家务据点领导。他的南邻是日本鬼子田庄炮楼，北邻是焦堂治安军炮楼，他得听这两个炮楼的指挥，行动不是那么自主。同时，他的丈人牛明耀是我区有名的人物，可让他去做董超的工作。我们决定对伪据点的伪军用登记红黑点的办法，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伪军中的多数，打击董超。
　　第二天黑夜，我们几个人按照预定的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到距炮楼只有几十米的地方隐藏好，然后轮流向伪军喊话。我们讲了政治形势，说明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日本侵略者一定要失败。劝他们不要忘记祖宗，不要忘记是中国人，不要再继续帮助日寇做有损害祖国的事情。要弃暗投明，反戈一击。同时，也指出了董超的罪状。命令他今后不准到处抢掠、敲诈民财，伤害百姓。如果继续作恶，抓捕我工作人员和群众，就是罪上加罪，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决不饶恕。
　　喊话以后没几天，西潘庄炮楼让潘庄伪保长给我们捎信，保证不再随便出来了。但后来他们又配合郑集据点的敌人疯狂地到各村抓人。有一天他们先后到三庄、于庄、苏堂、倪村，抓了一百多名群众，声称抓的都是土八路，还要送王官庄。他们宣布要想放人就得交出区委书记高祥辉和李华周，呆了两天没人理他们的茬，他们也知道抓的都是些群众。于是索取了一些钱财，就把人们放了。几天后，郑集炮楼的敌人把悬赏捉拿我升了格，由300元升到500元。后来敌人又抓了我几次，但都扑了空，以后就改用特务手段寻机抓我。
　　抓我的这几个特务原都是叛变投敌的统战军，又是当地人，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而我们有些村干部对他们不知底细，还认为他们是统战军。有一次张祥、田玉湘、王福祥等5个特务带着武器，白天从四务出发到清龙庄去抓我，到前倪村遇到村长王兆玉同志（地下党员）。吃饭时王探听这伙人要去捕我，便又给他们买酒杀鸡，设法拖住他们。同时，叫爱人孔兰凤（地下党员）到王洼，向区委书记高祥辉汇报。高祥辉一面派人要我从青龙庄去王洼，一面派人到李里古调区游击队。这5个特务扑了个空，又听说游击队来了，就逃跑了。
由于挫败了敌人的几次抓捕阴谋，他们更恼羞成怒，扬言要把十五联乡即我区东半部的土八路扫荡干净，斩尽杀绝，敌人的猖狂活动，特务的四处抓捕，使每个党员和武装队员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1945年农历正月24日拂晓时分，王官庄、四务、郑集、田庄各据点的日伪军约300多人，把孙庄、魏路口团团围住，汉奸特务把我家翻了个遍，并在村里挨门挨户折腾了个够。我虽然没有在村里，可孙庄驻有9名县区干部，县武委会主任庄村同志也在我村未跑出去。由于群众舍生忘死地掩护，这些干部和20多名党员、村干部都未受到损伤。
　　敌人这次行动失败后，更加剧了对我的围捕，并且把悬赏费由500元增加到1000元，（当时我任区委委员兼联防队指导员），生命不惜，何怕通缉！我与区游击队长华存宽、联防队长张元合和武装队员，仍然一刻不停地活动在敌人周围，并配合县武装大队拔掉了四务、郑集两个日伪据点，枪毙了多次抓捕我抗日干部的汉奸特务王福莱，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