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罢工前后
——顺德府车站工人的罢工斗争
王　相　全

　　一、“二·七”前后顺德车站的基本情况
　　顺德车站在当时是个头等站，机、车、工、电、警五大段都有，大约有五百多工人。客、货车来了都在这里上水、加煤、换机车，客运量和货运量都相当大。因此，是我党重视工人工作的主要站之一。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阶级一样，受着重重残酷的统治和压迫，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地位，工资很低，再加上罚薪苛扣，工人一天三餐连饭都吃不饱，生活很困苦。铁路当局还随便开除工人，使很多工人失业，逼得工人不得不讨要过日。总之，那个时候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没有一点保障的。
　　二、顺德车站工会的成立
　　在北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顺德车站于1922年春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俱乐部下设组织、宣传、教育、交际等部 门。它的任务是：通过俱乐部的拉拉唱唱、谈谈笑笑，团结工人，教育工人，从而启发工人阶级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与俱乐部敌对的反动组织有“同人会”、“传习所”等，参加这些组织的多是上层领导和有权势的人，如站长、段长等。它的任务是：监视“工人俱乐部”的日常工作和工人们的进步活动，双方斗争相当尖锐。
　　1922年11月间，顺德车站俱乐部接长辛店电告：全国各处铁路代表，到北平香山碧云寺开会，会期三天，顺德车站的代表是我。这个会是大学生召开的，会议内容是：将各站原“铁路工人俱乐部”改名为“铁路工会”，并决定全平汉路分建16个分会。一律挂上牌子，会议决定顺德车站为“平汉铁路总工会第八分会”，我任工会主席，孙少林为副主席。当时顺德车站工会直接受长辛店工会领导，因此，我经常与长辛店工会干部王俊、施文彬、陈林茂、吴宗西等同志联系工作（估计他们那时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去处不详）。
　　顺德工会约有300多工人（北辖到内丘，南辖到邯郸）下设组织、宣传，交际，劳保等部门，困难的工人由大家救济，工人们都说“工会是自己的家，有了工会就有了说话的地方，有了工会斗争就有了靠山”。
　　三、“二·七”前顺德车站工人罢工斗争的两件事
　　1、1922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顺德车站的铁路工人，在俱乐部的直接领导下，实行了缩短工作时间的罢工，并派出代表与铁路当局进行说理斗争。斗争的口号是“争自由、增工资”。我记得当天铁路警察，在站长办公室周围站了岗，持枪荷弹地保护着他们。我们工人的代表蜂拥闯进站长办公室，提出“不增薪不上班”。站长看到工人的力量很大，害了怕，不得不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结果决定，每二年一个工人加一次薪，工时为八小时，斗争取得了胜利。
　　2、支援正太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12月间，正太铁路工人在法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生活极为困苦，为了“争自由，增工资”，在党的领导下（彭真在此），进行了全路的罢工斗争。工人提出八条要求：即过年过节双薪，成立工人子弟学校，发工作服等等，同的还向统治者提出，晚答应一天长一条，结果过了4天才答应，由原提出的八条要求变成了十二条。
　　为了支援正太路工人的罢工斗争，顺德车站在接到平汉路工会的电告后，也举行了罢工斗争。工人们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并开展了募捐运动，每个工人拿出1至2块银元，支援他们的罢工斗争。由于正太工人罢工斗争和其他兄弟铁路段的支援，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法国总办派代表接见了工会负责同志，答应了增薪，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十二条条件。决定一个工人一月长3元资。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很多工人相信了工会组织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能给自己办大事，从而更进一步壮大了工会组织。
　　四、为支援“二·七惨案”顺德车站铁路工人举行的罢工斗争
　　1923年1月间，顺德车站接长辛店工会电：北平劳动组合书记部指示，每个分会要选两名代表，于30日晚到郑州开会，研究成立全国（平汉）铁路总工会事宜。”接电后，顺德车站工会，即选派我和舍永辉（工会会员）为代表赴郑州参加会议。我们于1月30日早起程，晚上到达郑州。当晚全体代表（共1000多人）研究决定2月1日开成立大会，但在2月1日这天遭到郑州警察局的干涉，他们粗暴地说：“没有吴大帅（指吴佩孚）的令，会是不能开的”，并封锁会场大门。工人代表以理与之斗争，不少工人冲进会场，没有进会场的代表遂与警察搏斗起来，结果会议还是没有开成。
　　2月2日，我们派了代表赴洛阳见吴佩孚，又遭到军阀官兵的辱骂和干涉，4时左右代表乘车返回郑州，向各代表传达了赴洛阳的情况。工人代表义愤异常，决定各站代表3日回各站，把敌人干涉成立总工会的情况向工人传达，并听令罢工。
　　我和舍永辉3日晚回到顺德车站，4日召集了分会的干事会议，传达了郑州会议情况，宣布听令罢工。
　　6日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会上进行了启发动员，号召大家继续向统治者进行斗争，大家劲头很高涨。当晚，长辛店工会来电指示：“7日12时，平汉铁路全体职工罢工”。接到指示后，顺德车站工人于7日12时全部罢工、工人自己订出一条纪律：谁要是上工，就乱棒打死谁，打死不偿命。车站上火车不冒烟了，汽笛不叫了，上水工人故意炸坏了锅炉，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手里拿着铁镐，木棒，准备迎接事变。在站台上除站长和几个狗腿子慌作一团外，到处冷冷清清。
　　7日12时，三次客车开到官庄车站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快到阴历年了，车上的客人很杂，人又多，官庄是个小站，客人住宿吃饭很困难。顺德车站工会，一方面怕出事，另一方面为了照顾旅客，就让三次客车开到顺德车站停下来。当日下午4时左右，六次客车也从南方开到顺德车站，两辆客车约有二、三千人，纷纷议论起来，客人们的心情只是希望早些开车，好回家过年。处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的任务有两个：一方面工人分头召集客人，大讲罢工斗争的原因，并且工会还给旅客蒸了不少的馒头，让他们充饥；另一方面，严防反动的铁路当局对工人进行屠杀。
　　罢工的当时，站长、段长和警察带着枪支如狼似虎一般，到处搜查工会领袖和工人，逼着工人上班。工人们答复：“没有上级的命令，工是不能上的”，不多时，郑州警务段总段长胡XX（绰号胡扒皮）坐专列到了顺德车站，即与顺德站警务段长石XX联系，一方面布置警察镇压罢工工人，另一方面接见工人代表，向工人说好话，让工人全部上工，并说：什么事商量着来，上了班什么都好说......。我们当场气愤地说：“没有上级的命令，工是下能复，车是不能开的......”，话音未落。胡扒皮即令警察，将工人唐得仁、王三、赵玉连、赵X恒4位同志捆了起来，押上车，拉到郑州去了。工人们一拥而上，用棍棒与敌人搏斗了一顿，结果无效。三天后，顺德站工会派代表到郑州，保出了这四位同志。后来他们被车站开除了工籍。
　　“二·七”后，顺德车站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工人，即组织了“黄色工会，主席是郭炳文，副主席祝寿彭，其他干事有李增贵、屈的玉、赵贵、胡勋令等人。这个组织的任务主要是麻醉工人，使工人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当时，我们也有不少工人参加到“黄色工会”中，去团结工人、教育工人、启发工人进行合法的斗争。
　

　　（1917年王相全从平汉路真［正］定车站机务段调到顺德车站机务段工作。1920年至1922年任顺德车站俱乐部部长，1922年后半年至1923年2、3月间任平汉铁路总工会第八分会［顺德车站］主席。“二·七”风暴后，调离了顺德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