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国民党部队当马弁的时候
徐青山口述　刘华进整理

　　我原籍是山东省东明县，有一年家乡闹饥荒。父母带着姐姐、哥哥逃难到山东冠县张尹庄落脚（我在冠县生人）。张尹庄是回民查拳之乡，我11岁时便投本村查辈教练张锡太为师，潜心学习查拳（白天讨饭、干活，晚上学文练武）。当我17岁的时候，县里举行运动会（以小学生为主），我参加了儿童组武术比赛，获全县第一名。这时，正巧韩复渠的部下二十九师一八三团团长靳殿邦在场观看，十分欣赏，随即便从参赛的成绩优胜者中挑选出24名青少年，组成武术队随军操练。我是第一个被选上的。也是年岁最小的一个。当时，我穿上军装很高兴，因为我再不因饿肚子问题犯愁了。团部给武术队制办了刀枪剑戟等练武的兵器，还发双饷给我们（每月18.6元现大洋），为的是让我们忠心保卫团部长官的安全。
　　部队在冠县整顿操练了三个月，就开到济南府，不久便发生了“七·七”事变。从1937年1月到1945年日寇投降，我一直在这个部队里服役，并且先后为四位团、旅、军长充当马弁（保缥），亲历亲睹了台儿庄战斗、韩复渠部队被改编，以及长沙百团会战等重大事件。不过年代久了，一些事情记不清了。现就能回忆起来的一些情况讲述如下，供历以研究者参考。

韩复渠部队的军风

　　韩复渠原是冯玉祥的部下（第八军），军风很硬。号称冯玉祥“铁军”部下，颇得冯玉祥器重。二十九师一八三团是这支“铁军”的精锐，所以英勇善战，军风更硬。这支部队平时训练就很严格，士兵们每天5点钟就开始跑步出操，一跑就是20多里，早饭后还要进行攀杠子、跃木马、逾障碍、练枪法、抡刀习武等军事科目，一直练到中午12点钟，喝点水便睡觉休息。下午2时继续训练，到下午四点钟才吃第二顿饭，饭后紧接着又开始自由操练和野外勤务、夜间教育（搞紧急集合，快速打背包等）、筑垒教范（挖地沟筑工事），直练到深夜。在操练时每个士兵还要身负八、九十斤的装备，诸如大刀、洋镐、水葫芦、背包，另外，还要带上4枚手榴弹和200发子弹。训练起来是很苦的。每人配备的那把大刀，个个磨得飞快，朗晃晃，亮闪闪，可谓消铁如泥，吹发即断。士兵们每日都要舞刀训练近战本领。训练间隙大家常常将5个铜板摞在一起，挥刀一劈即成两半。以此比试刀的锋利。
　　这个部队的纪律还是较严的。他们接受冯玉祥将军训导多年，养成了好的军纪作风。平时很注意军民关系，在行军或驻防时，尽量不打扰老百姓，一旦有谁违犯纪律就要站惩。有一次，部队从河北清河前线回济南，经过济宁州，驻下来休整。规定进城后不许随便骚扰百姓，违者杀。这天下午旅长荣光兴和其他长官随着手擎军令大旗的督察队沿街巡视军纪情况，当走到济宁州玉堂咸菜店门前时，发现一个士兵手拿一块萝卜咸菜，边吃边由店里走出。荣旅长令他站住，问这咸菜是怎么来的。他吓得浑身像筛糠似地说，他进店后见没有人，就从瓮里捞了一块咸菜充饥，哀求长官饶命。荣光兴很生气，当场开枪将这个饥不择食的士兵击毙，并张贴安民告示，从此，再没人敢违纪。
　　由于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这支部队很有战斗力。

血战台儿庄前后

　　193年7月7日，日寇侵占芦沟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也被迫发出抗日命令。这时，韩复渠部下的二十九师也被拉到烟台、龙口，在沿海一带修筑工事，秣兵厉马，随时准备迎击日寇。当时，我们一八三团驻守在烟台的西北角。一天晚上，在前后杨家村和张二贩子村附近，与日寇接上火，展开了激烈的夜战。我们官兵个个士气高涨，斗志旺盛，勇战敌寇，短兵相接，不少将士手挥战刀赤膊上阵。那时，大家讲究打仗一身白（穿白裤褂），一身红（意思是赤膊上阵），血战到底。这一战消灭了不少鬼子，我们自己也战死七、八十人。战斗结束时，街道上、粪坑里到处是死尸。后来由于敌众我寡。顶不住了，便奉命撤退。我们快步通过黄河桥，撤到河南岸，后来在济南附近进行了短暂休整。不久又开到济宁参加战斗。这两次战斗，实际上
最台儿庄血战前的练兵。济宁一战后，我们的部队执到湖北香河县稍息一两天，便开赴台儿庄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师大会战。当时，我们旅指挥所就安在距台儿庄主战场10里远的地方。隆隆的枪炮声震得指挥所房屋刷刷掉土。前方将士浴血战斗，十分勇敢，各级指挥官也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指挥战斗。一天夜里旅长荣光兴骑马列前沿阵地观察地形，敌人的炮弹打来，把战马吓惊，荣光兴从马背上摔下来，黑灯瞎大，迷失了方向。幸亏我这个马弁及时赶到，将他架回指挥所，又返回去找到受惊的战马。不然。他很可能牺牲在前线。
　　当时，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极少，制空能力差。所以很多行动都在夜间。白天连生火做饭也不敢，因为灶简一冒烟，就会引来敌人的飞机大炮。在台儿庄一直激战了六，七天，敌我双方死伤都十分惨重。台儿庄战斗一结束，我们的部队就被蒋介石调到南京附近的横店镇休整。经过休整补员之后，又被拉到长沙，参加了有名的长沙会战，消灭日寇很多。不久又返回湖北香河。

我跟随的几位上司

　　我在国民党部队里先后给四个上司当马弁（保镖）。第一位上司是一八三团团长靳殿帮。他本人很爱好武术，并且有一身好功夫。所以他在冠县召开的运动会上，一眼就看中了24名武功较好的青少年，组成随军武术队，并给予较优厚的待遇。“七·七”事变后，为适应战斗的需要，武术队改为特务排，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照常进行武术训练。在烟台西北角与日寇打了一仗后，团长靳殿帮因患疝气病，不能行军打仗，连马也骑不上去了，只好退回后方。由康玉山接任团长职务。从此，我们特务排在康团长的直接指挥下进行训练。两周后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操场集合，康玉山对我说：“旅长叫你去一趟。”我答一声“是！”就去了。旅长名叫荣光兴，四十来岁、我一到他的办公室，他就对我说：“康团长另有调动，你以后就跟我吧。特务排的其他人也都分到各连排去了。”从此，我就成了荣旅长身前身后的马弁。除我之外，还有马增云、陈文灿、王福尔等6名士兵共同当旅长的保缥。我们这7名马弁每人都会一套武术。旅长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白天警戒，夜里在门前窗后值班放哨。稍有风吹草动，电话铃便连锁响动。我们几个贴身保缥立即出动。那时，我们真是忠心耿耿，不敢有丝毫差错。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从没脱衣休息过。荣光兴对我的工作尤其满意。
　　那时，国民党军官往往把手下的马弁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当作礼物赠送给其他人。台儿庄血战之后，我们部队调来调去，最后调到南京，旅长荣光兴调到南京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处长。一天，第三集团军副司令曹福林（河北霸县人）到办事处来办事。荣光兴为讨好上司，就指着我向曹说；“这个回子（指我这个回民）跟我几年了，靠得住。你带去用吧。”
　　曹福林看我一眼，说：“我正缺个人哩。”他们这样几句话，就把我从一个主子手中转让给另一个主子。曹福林让我将铺盖卷往地吉普车里一扔，便跟他去了。
　　曹福林是第三集团军副司令，派头自然要比以前我跟随过的几位上司大得多。每到一地都必须首先为司令安排舒适的住处，并且要临时拉电话线。报警装置通往每一个警卫室。司令睡下后，除有一个排的兵力负责保卫工作外，我们这些马弁还要守在门口，站岗放哨，不论三九寒天，还是炎夏酷暑都是如此，不敢有半点怠情。

　　部队每到一县一镇，当地的县长、镇长等官吏都要拿着名片前来登门拜访，继而下请柬宴请、接风洗尘，并陪同打麻将，观歌舞，极尽巴结之能事。曹福林很习惯于这种奉迎。

　　每当司令官与“地头蛇”吃喝玩乐打麻将时，我们这些贴身马弁都得在门里门外放哨，跑前跑后地待侯着。不过，每次打完牌之后，他们总会把赢的钱分给我们这些马弁一点，作为犒赏。我们得了这些钞票，舍不得花用，拿到街上兑换成金银首饰。因为那会儿物价飞涨，手中的现钞眨眼之间就不顶用了，只有换成金媒首饰才较稳妥。我这个穷家出身的大头兵，有个钱更是舍不的花用，全兑换成首饰，装在裤腰带里（腰带缝成长口袋状），作为体已珍藏，以备后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退役下来，用这些积蓄讨了老婆，成立了家庭，总算活着过来了。现在我的6个儿女全都成家立业。孙子孙女、外孙女个个活泼可爱。真没想到我这个在旧中国要饭吃、当马弁的叫化子，在今天的新社会里竟然能儿孙满堂，过上如此幸福的生活。我过去侍奉过的那些上司们，如果尚在人世，知道我今日的幸福情景不知道会怎么想。
　

　　　　　　　　　　（徐青山原是邢台市服务公司工人，72岁，现已退休。任市武协副主席，每天业余教育少年练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