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邢台抗日根据地的经过
高　　扬
　

　　我在邢台工作，作为县委书记，时间只有七、八个月，以后作为地委的领导人，也管过邢台。现将开辟邢台抗日根据地的前期情况介绍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和一些东北大学同学，加上北京的其他流亡学生，从济南转到新乡，从新乡去太原，于十月二十五日到太原，我到北方局，见到彭真同志（那时彭真同志叫老魏），接上党的关系。
　　在我们到太原之前，东北军有两个退职的师长，想要组织人到太行山收编东北军从平汉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北方局决定我们这批人一部分到晋察冀去，大部分参加这两个师长组织的部队。我记得这个部队名义叫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组成人员，在太原出发时八十名左右。两个东北军的师长一个叫张廷枢、一个叫张政枋。跟他们在太原的大概有十多个东北军的团、营、连级军官，其中有两个党员。学生中除东北大学的以外，有东北中学的。
大约是十一月一日夜里我们从太原出发。当时傅作义准备在太原抗击从大同南下的日本侵略军。为了避开敌人飞机轰炸，可以夜里走。走时太原街上老百姓很少了，商店也关了门，交通警也都没有了。我们经过徐沟到太谷，碰到了丁玲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太谷待了三天。从太谷出来，到了和顺县油坊玲停下来。因为北方局要我们到石拐镇找八路军总部，接受他们的命令、指示，说八路军总部从五台越过正太路要到石拐镇。等了几天，朱老总、彭老总、任弼时几位同志带着八路军总部到了石拐镇。关山复、王一伦和我三人到总部跟任弼时同志接上党的关系。任弼时同志说派周桓同志到我们这个部队当政治部主任，实际是政治委员，张廷枢任司令，张政枋任副司令。周桓同志是辽宁省安东市附近大东沟人，他十几岁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当时的职务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周桓同志没带几个人来，除勤务员、警卫员、电台台长和译电员外，只有苟兴阳、孔金锦两位（红军干部）。他来之后，我们支部就改组成总支，周桓同志兼任总支书记，关山复同志作副书记，我和王一伦同志就不参加总支部作委员了。

　　我们这个部队，在青城住了一段之后，其中一部分来到了邢台浆水。据说刘振邦同志想开展邢台山区抗日工作，找到冀西特委书记彭涛同志，经彭涛同志介绍，找到我们。这样，周桓同志决定带我们这批人的一部分下到邢台。大约是十一月二十日来的。到浆水后立即建立起浆水抗日临时政府（没说叫县政府，也没说叫区政府），政府主席李梦萍，副主席冯长诗。梁如月、吴光裕。同时组织起了游击队，叫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第一游击大队。刘振邦任大队长，王旭（现名叫王新之，原煤炭部副部长）任教导员。部队集结起来，开始有二百几十人，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年老体弱和年龄太小的），剩下一百七、八十人，编成三个中队。我记得在二中队当了两个星期的指导员，以后把我调出来，关继武同志（原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已故）接替我任指导员。杜者衡（原辽宁省省长，已故）当三中队长，指导员是谁记不清了。这个部队，只有十几支枪。我们离开太谷，在范村遇到一批从娘子关溃退下来的四川部队。在那个地方纪律很坏。经过谈判，给每个人发了一些钱，遣散了，收缴了七、八十支步枪，一挺机关枪，百十枚手榴弹。从青城下来的人把带的枪交给了游击队。
　　十二月初，我们游击纵队内部发生矛盾，闹分裂。司令张廷枢在察哈尔参加过抗日同盟军，和咱们党曾有过接触，表面上思想较为进步。他是东北军阀张作相的儿子，不是真正要革命的，只想打个旗帜，准备蒋介石把张学良放出来，他好有个进身之阶。周桓同志来了，党的领导加强了，他觉得真正变成八路军太受约束，就和我们闹矛盾。两位司令在邢台内邱收编了五、六百东北军散兵，武器装备齐全，我们没有多少枪，干部又多数是文弱书生，不会打仗，于是我们紧张了，怕他们搞武装袭击。周桓同志就派关山复同志（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到和顺下庄给一二九师打电话，请来了青城游击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有一个老红军带着。十二月九日晚上周桓同志带领我们退到桃树坪。过了约半个月，一二九师派民运科长孙达生同志来调解矛盾。孙达生同志是老党员也是东北人，西安事变前后在东北军工作过很长时间。当时张廷枢带着部队住在和顺松烟镇。周桓同志也去那里了。关继武、李都（原长春市委第二书记，已故）和我三个人一块到松烟去谈判，谈来谈去，除决定开除支持张廷枢的吕立芒、任之乎、刘兆宽三个人（都是九月份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的所谓“政治犯”，当时怀疑他们是“托派”）。以外，张廷枢说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对团结也没起好作用，一个是孙东垣、他是东北军中的老党员，另外两个是李都同志和我。孙达生同志就带我们三个回一二九师，一二九师把我们交给那时和一二九师同住辽县（即现在的左权县）西河头的晋冀豫区党委。
　　过了阳历年，区党委决定我做邢台县委书记，李都同志任副书记，一二九师派一个老红军，给我们那个游击大队做大队长，大家一齐来到浆水。那时顾卓新（原安徽省委第二书记，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王旭、杜者衡等同志都还在，还有几个东北中学学生，在作组织农会、自卫队的工作。县委对外的名义叫八路军工作团。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也记不清了，将军墓那儿有几个人，浆水附近有几个人。我记得有薛明（“文化大革命”前辽宁省计委主任，已故）二庞然（“文化大革命”前辽宁省委组织部长、现在中纪委工作）、田哨（那时叫王珏，现地质部政治部副主任）、马乐（在援朝战争中牺牲），还有马导（他不是我们从太原一块来的，是一二九师派来的，他建国后曾任某军工部设计院党委副书记，“文革”前病故）。还有浆水地方参加工作的李庆伟、张玉环、李震宇、李振隆、贾振彬同志等。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游击队曾到邢台县城附近活动，和敌人有过接触。大概二、三月份我们第一次和当时的邢台县长胡震同志联系，是李都同志去的。没过多久，顾卓新同志被调到临城县作县委书记，李都同志也调到内邱作县委书记去了。
　　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敌人扫荡以后，我从营头到城计头。在这以前我先在浆水，以后就住在将军墓。这一段的工作主要是跟会门斗争。邢台那时有个张锡九，住在路罗，国民党给他个民军司令的名义，召集了几百人，有兵、没枪。张锡九原来是邢台第四师范的体育教员。他派一个姓郑的住在将军墓，开始依靠地主作些活动，跟咱们对立，这个人是个学生，同我们接触以后关系还可以，不久这个人走了。将军墓一带普遍有红枪会即“红学”），川外西黄村、马河一带也普遍，浆水的下店以下会门挺厉害，路罗川也是，营头一带没有。
　　我们和红枪会关系最紧张时，邢台游击队已经编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独立团，开平汉路东去了。跟会门斗争，我们依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党的威信和八路军的威信。
　　邢台红枪会的瓦解，据我现在看，与吴金铎部队给他们以打击有关系。在天气最冷的时候，吴金铎的部队从武安沙河过来，行军纪律很坏，在杜旮旯和红枪会冲突了。红枪会群众不让他们往北开拔，打了起来，被打伤打死了一些人。那时全县红枪会有八个大团，团总部设在路罗。于是团总部的头目下命令，全县调了一两千人，自带粮食，在路罗川上边村庄集结，与吴金铎部对峙。以后吴金铎部开到和顺境内被改编了，红枪会群众因挨饿受冻又有伤亡，对他们的首领滋长了抱怨情绪。四月以前，红枪会在全县不少村庄和成片地方是占优势的。有的村杏黄旗招展，我们根本进不去；有的村能进去，但是群众不觉悟，还相信红枪会那一套。四月底，一二九师从山西下来几个侦察员，在桃树坪被地主唆使红枪会的人给杀了。为惩办红枪会的反动罪行，一二九师处决了红枪会路罗总团部的几个反动首领，县长胡震同志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红枪会首领的罪状，并出了布告，处决了红枪会反动首领之后，全县会门一下子垮了。各村的杏黄旗都收起来了。张锡九部队也逃散了。这样我们就着手建立县政权的统一领导。
　　在这以前，浆水抗日政府的辖区除浆水川以外，管到将军墓川的上半截。路罗那儿我们设有区政府，但是民军张锡九部和红枪会活动猖獗，区政府号令不行。冀西民训处在宋家庄设立了区政府，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民运股长谷记芳同志在西黄村开辟工作建立了区政府。六月胡震同志设在营头的县政府搬到城计头之后，就宣布浆水政府为区政府，原政府主席李梦萍改任区长，副主席吴光裕同志调到县里当民政科长。宋家庄区我早已派薛明等同志去工作，接管很顺利。西黄村区政府原来就归胡震同志领导。会门一除，邢台根据地行政领导的统一很快就完成了。全县根据地行政领导统一了。我就在城计头和县政府住在一起。那时没有什么县委机关，我们的人都分到下边去了。我也没有马，也没有枪，一个人背上灰布背兜到处跑。从太原出来时买了墨水和纸，墨水和纸用完了就用铅笔，找乱纸订本子对付着做记录。
　　七月份我跟胡震同志一块到沙河县渡口开过一次会，一路发疟疾，回来后养了半个多月。八月初。接到冀豫特委通知，调我到特委当宣传部长，派刘承栋即刘毅同志接替我的工作。那时也很简单；没多少工作可交待的，连个会也没有开。他来了之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