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冀南军区“铁流报”社在临西的活动情况
杨 心 超
一九四零年四月,我们临清县由原属鲁西北特委改属冀南四专署领导。当时,敌占区的临清县卫运河以西地区(现临西县)是共产党活动的老区,地下党的活动非常活跃。当时,我任杨庄村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也就在这年的阳历四月,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冀南军区主办的《铁流报》社在我家组成,并展开了抗日宣传工作。
一九四零年四月的一天傍晚,在我们村东南的野地里,刘兰英同志(本县曲庄人。当时的区委领导人。后离休干山东省委)把一个陌生人介绍给我,只见这人背着一把小提琴,有点文人风度。兰英同志说:“这是钟臣同志,他来这里开展工作,就安排他住在你家,这个保卫任务也就交给你……”。刘兰英同志交待完工作就走了,当时他对仲臣同志并未作过多的介绍,后来从工作接触中,我对他的身世才逐渐有所了解。钟臣同志是广东人,十七、八岁就读于广东师范,姐姐在香港做事,“九·一八”事变后,钟臣同志偷偷跑到姐姐家弄了点路费赴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参了军。在部队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他这次来是办报的,他作为“铁流报”报社的书记兼总编,接受冀南军区党委的命令到冀南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钟臣同志来这里十多天后,又陆续来了十七、八位同志,从我的记忆来看,他们是娄本亮同志(死于文革,生前在总政工作)袁大德同志(永年县人,解放后一直在天津工作)、王维同志(临清人,已故)、李增树同志、李勉同志(女)和她的爱人(姓名已忘记),还有张超同志、杨毕廷同志等,这些同志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的样子,血气方刚,革命精神十分旺盛。
自打他们来后,冀南日报社社长黄敬武同志便经常来我家和报社的同志联系工作,有时还住在这里。另外,和报社经常联系并提供消息的还有冀南行署参议陈臣和临清县参议刘兴辰(本县林麻寨村人)等人。
在钟臣同志的领导下,报社的同志一方面开展抗日宣传,一方面帮助地方党组织抗日斗争,在斗争中和人民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村里这一带较早有党员和建支部的村,群众基础比较好,所以,在鬼子的“眼皮底下”,他们都是老百姓的“儿子”、“兄弟”和“姐妹”。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当时的办报条件极为艰苦,印刷物品十分紧张,印刷的报纸开始都是刻写、油印、四开面,不定期。印刷所用的钢板、蜡纸、油光纸、油墨等都是从敌占区的临清、德州等地弄来的,有些还是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日本货”。大概是一九四一年,我军从敌人手里缴获来一部电台,还有一台中文打字机,武装了报社,从此,打字代替了刻写,办报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变。
为了安全起见,我把电台和负责电台的同志安排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农民——杨本立家的一个小草屋里。
当时,跑情报的陈臣和当时鬼子的各据点都有联系。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断取得很多可靠的情报。另外,还有杨毕廷同志、李勉及其爱人都是情报员,他们经常是夜间外出,夜间归来,探听敌方消息。在我们村东三、四里地的西来寨村,二十多里地的高村都有鬼子炮楼,同志们的工作处境十分危险。所以,一些物品都藏在村西南挖好的地洞里。老娄我们两个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我家外院里挖了一个地洞,遇有紧急情况时,大家就藏在地洞里照常工作。在一般的情况下,同志们晚上也不敢在家里睡,都是到野地乱坟之中去。由于大家都十分谨慎,所以报纸、文件等从未受到过任何损失。一九四三年“四·二九”鬼子铁壁合围的一幕是十分惊险的。当时,袁大德、娄本亮、李增树等同志正在摇鞍镇乡的柴庄一带分散活动,合围的炮声从西边的香城固一带响起后,李增树同志腰里藏着手榴弹到摇鞍镇村西去探消息,从逃跑的群众中弄清敌情后,火速回来报告,同志们立即分散隐蔽起来,才得以安全脱险。化装活动的袁大德、委本亮二同志,却遭遇到了敌人。袁大德同志在这次围剿中腿部负重伤,被当地群众抢救到曲庄张氏大娘家中藏在地洞里。张大娘颇通医道,孤身一人,是个“堡垒户”,她象慈母一样无微不致地照料着袁大德同志,一直伺候了三、四个月,枪伤才得以痊愈。从此,抗日军民结下了更加深厚的情谊,同志们称张大娘为“抗日母亲”。袁大德同志则直接以“娘”相称,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张大娘去世前他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铁流报”及时迅速地刊登中央和军队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和各种抗战的消息等。印刷后即由报社的同志秘密分送军队各部,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苏联被围歼的一则消息就是通过“铁流报”传向各地的。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为宣传党的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点燃群众抗日斗争的烽火,指导冀南地区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临清县城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年,日本投降,斗争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全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这时,钟臣同志作为我军某军团的党委书记南下了。根据工作需要和党的决定,报社在类本亮同志的领导下,由我牵着毛驴,驮着印刷工具,秘密护送他们到南宫继续开展工作。
杨遵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