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欺凌

张　兆　林

　　一九四二年初我参加了革命，起初在情报联络站工作，这年秋后被调到统战军警卫连当侦察员。一九四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拂晓，奉副司令员宋持命令，在执行任务中被大陆村出发到雷家庄方面的敌人发现，一直尾随着我，那时我手中只有一只冀南土造橹子枪，仅四粒子弹，打了一枪，第二枪就不响了。就在这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在李家庄村南被捕了。

被捕入狱

　　被捕后，被敌人带到大陆村，将我捆到柱子上，下午四点开始审问。在审问时，有两个日本鬼子,几个伪军，一名翻译，左右两旁各一名打手，每人持有一根铁棍，首先进行一阵毒打，打后进行审问。问的具体事项是：村名、姓名、年龄、何时参军，担任职务，从那里来，到那里去，部队今天住在那里，什么部队，连长是什么名字，另外什么地方埋着公粮，那里有地洞，要如实讲清，如不交待进行枪毙。我在敌入审问以前早已做了思想准备，如果一旦暴露部队机密或出卖同志即等于叛徒出卖灵魂。因此我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按着方志敏的誓言做到“宁为革命死。不求自身安”，虽不能当流芳百代的英雄，但也绝不做遗臭万年的贪生鬼。

　　我对敌人的回答是：“我叫张兆林，魏家庄人，参军跟部队才20多天。在连部当通信员，任务是通知各排、班领给养及晚上行军前的集合地点，今天我是从界县沟北边一个小村里动身来到这里，前天晚上部队出发时因我头痛发烧把我留在村里，连长说：等你好了以后可暂时回家，等今后部队由你村经过时，再通知你归队。所以我弄不清今天部队住在哪里，同时我们游击队常是晚上动身走路，因过去我没有出过门，过的是什么村，住的是什么村，我都弄不清，光知道我们连长叫陈振彪，是山东人，指导员叫郎志义，是东北吉林人，人家是否改了名我也弄不清，另外你们问的哪里埋着粮食，哪里有地洞，我就更弄不清了。说完后叫我跪在地上又进行了一阵毒打，最后伪军翻译对日本人说叫他回去好好想想，明天进行回话。一直到天黑，只叫我吃了一个干粮，喝了一碗水，把我关进一间小黑屋里，晚上给带上手铐。隔了一天，到二月初一下午，又进行一次拷打审问，我仍按原话作了回答，始终未说真情，又隔了一天，到二月初三早饭后，日伪军赶着大车，把我绑起来，押送到城里日本部队卫兵所里，住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即二月初四日，将关押在卫兵所里我们16入一块押送到伪政府看守所里（即监牢狱里）。敌人是以犯人管理犯入，每天两顿饭，每顿只叫吃一个谷子面窝窝头，一小碗稀白粥。每天只叫到厕所去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统一行动。每天晚上睡在木笼里，睡觉前每人带上一个铁脖卡，脖卡上另有一个小铁圈，熄灯睡觉前，首先用大铁链穿住每个人脖卡上的小铁圈，围着木笼转一圈，用锁于锁住，链头拿着钥匙，这样监牢狱生活过了四天。

远渡重洋

　　古历二月初八日早晨，伪政府人员宣布我们16人名单（都是八路军和区干部），将我们16人用绳子捆成一串上汽车，押送到高邑火车站，下汽车后随即又上火车，一路上都有持枪的敌人监督，实在没逃跑的机会，到石家在下火车以后，有十几个持枪的日本鬼子把我们送到南兵营劳工训练所里（实际是俘虏收容所，据说华北有塘沽、济甫、石家庄、太原四个这样的收容所）。我们16人进了南兵营大门以后，排成二路横队站好，把每个人原来穿的棉衣全部脱光，然后用冰凉的碳酸水向我们16人身上喷射，名为消毒，实际是故意捉弄我们，使我们感受痛苦罢了。然后叫我们每人穿着个人的鞋子向前10步走，立正后声明到前边指定的一间小木房里，自行挑选黄色破棉军衣，只能穿上一件裤子，一件祆就行，每人穿的破棉衣，有的没扣，有的没领，还有的露着裤裆，我挑的是一件没领没扣的破棉袄，没有办法，找了一节麻绳捆在腰间，晚上我们新到的共有300人睡在一排木房里。两条木板炕上没有铺盖，仅有几领破席，尤其是二月初十晚上下着大雪，刮着西北风，把所有的玻璃窗基本都碰坏了，这天晚上300多人挤在一起顶着破席头过了一夜，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吃两顿高粱米干饭，没有碗筷，每人一个罐头筒，从厨房里炊事员抬出几笸箩高粱米干饭来，大家抢着吃，抢得多的多吃，抢得少了少吃，抢不到的不吃，渴了就用罐头简从井里弄点凉水喝，一得病就是高烧，对所有的病号分为一、二、三病洞，凡是进入三病洞的病号要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死亡，先进南兵营的老同志们都说：南兵营是大监牢狱，是人进鬼出的地方，我们亲眼看到的每天都用排子车拉出十几名死人，据说拉到郊区一个大坑里填土盖住就算完事，这样不知死了多少人。敌人在兵营四个角上设有警卫班，围墙上拉有电网，如对有怀疑的人即打入地窖里，叫你里边吃里边拉屎，上边盖住石板，设有一名站岗的，要活活折磨死为止。对我们身体比较壮的人进行抽血，名为验血检查身体，对我们后进南兵营的300多人都抽了一至两磅血。据说在南兵营扣押着几千人（其中有干部、有战俘、有老百姓、同时也有一部分当伪军犯有嫌疑的人，情况非常复杂），所以虽然人多，但不易暴动。自从进入南兵营以后，首先关到隔离室里，等到一星期以后，从中挑选了300名身体比较壮的青年人，起名叫特别教育队，改变了生活方式，从二月十八日起，给我们300人换了一套黑色新棉衣，每人给发了两条白被子，声明准备到日本国去当劳工。日本领工人员在起程的头一天下午给我们讲话说：日本国工业发达，气候好，没有水旱自然灾害，到那里干二年，挣一部分钱，再学一套技术，同时也是为了建设东亚共荣圈，保持东亚永久和平等等。我们认为敌人这种花言巧语是蒙蔽我们，是为了叫我们顺从地去日本国。于古历二月二十六日早七点上火车，晚八点到达济南火车站停车。敌人持枪站岗，防止劳丁逃跑，半夜以后开车。到二十七日下午一点到达青岛车站，下车后把这300名劳工领到一处旅馆三楼住下，我们每班30人住一间屋里，只能挤在一块坐着，根本就不能躺下休息。就这样连过了三个晚上，到二月三十日早晨和由济南运来的200名劳工一块上船，8点离岸，远渡重洋，直奔日本行驶。一路上每人每天只叫吃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两小碗稀白粥，一路晕船的能占四分之一。有的两三天不但不能吃饭，还要呕吐。呕吐得使整个船舱里臭气熏天。就这样苦熬了五天，一直到三月初四下午到达日本海港门司，到门司下船后立即去洗澡，同时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全部蒸气消毒。晚上又坐船到下关海港，住到车站旅馆，等了一天以后，又上火车北行，第二天到达东京，住了一晚上。三月初七上午上车北行，晚上到青森海港，下车后随即又上轮船，天明三月初八到达北海道的海港函馆下船，又随即上火车北行，经过札幌到北见市。住了一夜，三月初九日上午到达日本北海道北见国留边藻町字二股地崎组（即劳动工地）。

　　我们300名战俘劳工，离开了中国石门“人进鬼出”的南兵营，乘船、坐车，历经15天的时间，到达了日本北海道偏僻荒无人烟的劳动工地。下车后看到的是一片冰天雪地荒野的森林、荆棘，路旁初建的木房，就是我们的宿舍、住地。从此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成了忍气吞声牛马不如的奴隶。

非人生活

　　我们住的是新建水头房，地板下都是冰雪，气温还在零下20度左右。住着这种铺冰盖雪四边透风的木房里。中间仅生着一个木柴火炉，晚上冻得人们反来复去互相拥挤，那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冷风刺骨夜难眠”。一百多人住在一个房间内。晚上睡觉没有便盆，天气再冷也得起来到厕所里小便，因此常常有很多人受风寒、发冷、发烧，再加上吃的是土豆和豌豆面，使很多人泻肚拉稀，每天早晚要到厕所十几次，有三分之一的人身体被折磨的躺倒不起了。就是给点药吃也无济于事，因为天气寒冷，白天坐在离火远的地方也要披上被子。

　　在吃饭方面，定量供应。每人每天不过一斤粮食（谷子、豌豆、玉米混合面）。在吃饭时，首先满足队长、炊事员、卫生员们吃饱，然后每天三顿分到劳工们嘴里就寥寥无几了，有时每人配上一至两块土豆，重量也超不过半斤，每班领饭后，有轮流值日的人给我们分食，往往稍有不公平的时候，就为此吵起嘴来。在到后的前几个月中，根本吃不到油和新鲜蔬菜。去日本当劳工的大部分是青壮年小伙子，饭量再小的人也吃不饱那就别说经常劳动饭量大的人们了，如清河县的王寿样，因吃不饱，在饭后把掉在地上的土豆皮和干鱼骨刺都抬起来吃掉。就这样只在宿舍休息了四、五天就开始每天踏着二、三尺的积雪，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进行伐木、堆积树枝。在工地上往往有的同志因饥饿而晕倒在地。

　　在劳动方面，到古历四月上旬，大雪融化，气候渐暖的时候，即卡紧了我们的劳动时间和强度，从此每天四点半起床吃饭，五点半点名出工上班劳动，十一点半收工回住地吃饭，下午一点继续出工，一直劳动到下午六点才收工，每天平均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强度，一年四季劳动，根本没有午休。在春末夏初零上气温5度左右的时候人们都还穿着棉农劳动，劳工们在这食不饱腹、力不足的情况下，当然劳动效率就不高了，敌人嫌我们干活慢，叫每人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干。如果再不出力简直是冷的呛不了呀！这样弄得我们300人当中常有四、五十个病号住院。在住院的时候更不叫你吃饱了。在此情况下，我县郭书臣等三人，由于难忍敌人的残酷压榨，被迫由仓库里偷了四袋面粉和几件衣服逃跑了。被发现以后，劳工们停工一天，在他们逃跑的当天下午就被抓回来了。敌人的监工头和劳工队长、班长为了打一辙百，面对全体劳工，叫他们逃跑的三个人跪在地上，用木棒打的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打后叫劳工们把三人架到车上送到北见市拘留所里，日本人说；如再有偷东西不好好干活的把你们统统的饿死。

　　穿的衣裳，每人只有一套棉农，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都穿的破烂不堪了。只有把被子布撕开当补丁，在这实在衣不遮体的情况下，才给发了一件用树皮织的象麻袋布一样的衣裳。每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衣裳破烂不堪，活象一个叫化子。

　　对待劳工轻重病号更是漠不关心，例如我在抬木头的时候，队长们嫌走的慢了挨了一顿臭骂，我走快了几步跌倒在地把腿碰伤了一大块，忍着痛还要继续干活，因没给上药包扎治疗，两天后发了炎，把整个右腿都肿了，大小便都不能动了，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才把我抬到医院进行开刀手术，抬回工地病房里休养。由于换药治疗不及时，把膝盖下边的肌肉腐烂的只剩下筋骨了，因此一直拄了七个月的双拐，才算长住了伤口。直到现在我腿上还留有三块伤疤，使我终生难忘。在病房里常有几十个病号，不管是多么重的病号，不管能不能自己吃饭喝水，根本没人理睬。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房间睡在木板上，除外伤病号、其余80％都是肺病，肝炎、气管炎，有时也给点药吃，但恢复健康的很少。仅和我在一块住院的就被折磨死了37名，开山放炮砸死了5各，因工致残的一名安徽人直至回国伤口都未长好。日本投降后，我们50多名劳工逼着警察领我们巡回查找中国劳工的时候；每到一处询间，死伤人数都在30％左右，据说有的饿死、病死、砸死，还有的上吊自杀，总之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上了绝路。

幸存归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十月十八日晚上，才接到了回国的消息。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就离岸回国了。在船上，我们都抱着莫大的希望，互相抄写了通信地址。在海上行驶十一天，于十月三十日上午到达塘沽靠岸登陆。大家欢天喜地的说：这次不是作梦，真的回到了祖国！同时还说，在作梦的时候都是昏昏沉沉看不见太阳，这次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是真的回到祖国了。

　　总之。我这次被捕。虽经过了千难万险，受尽了折磨，算是敌人屠刀下的幸存者，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