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当劳工的苦难经历

刘长吉口述　刘芳彬整理

　　我今年五十九岁，河北省沙河县南汪村人。从小家里很穷，爹过早去世，娘被生活所迫另换门庭，我六岁过继给大伯为子，十二、三岁就给人家打短工。

　　民国三十二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我给本村刘书凯家改畦子。中午下工回来，在门口边吃饭边喂牲口，这时一个伪警备队员从我面前走过去。我惊魂未定，又有一个警备队员走过来，前进的那个又折回来，把我卡在中间，我端起碗想走开，他们快步上前，紧紧抓住我的衣领子说；“把碗放下！”我问他们要干什么，那个高个子警备队员说；“少说废话，走！”我马上将饭碗交给主家，被他们揪得脚不点地连推带搡来到四门场土地庙前。庙前树上已反绑着两个人，一个叫刘九金，一个叫吕起旺。我吓得直哭，眼泪模糊地看见滚保娘在门口站着，便求她老人家给我大伯大娘捎了个口信。

　　下午二点来钟，一条绳子拴着我们三个人，被带到褡裢车站警备队三分所。这是一个四合院，抓来的劳工分别关在东、西、北屋里，三座房子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我被关在东屋，后半晌母亲、大伯、大娘都来看我，他们隔着窗户看见了我，手扶窗台放声大哭起来，大拍手拍着窗榻边哭边喊：“我塌天了！没法过了！”我手抓着窗棂哭得更凶。母亲、大娘悲恸过甚，腿一软瘫在了地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叔叔，看见我们一家哭得死去活来，插嘴说：“你们别哭了，哭是没有用的，把孩于交给我吧，只要我能回来，我一定把他给带回来。”三位老人一听说我有了依靠，有了回家的一线希望，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下，忍住哭，慢慢地站起来，大伯紧紧抓住那位叔叔的手，感激而恳求地流着泪说：“我们全家的命就拜托给你了。”天黑下来了，三位老人在大家的劝说和督促下，互相依扶着一步一回头地抹着眼泪消失在三分所的门口。

　　屋里的人太多了，连插足的地方也没有，我只好趴在桌子底下，把那位叔叔也拉到桌子旁边蹲下来。经过询问，知道他是许庄人，叫许为保，是第二次被抓当劳工了；

　　我们在褡裢站挨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押到沙河城西街一所破落的院子里，全县抓来的劳工都集中在这儿。屋内外挤满了人。有哭的，有闹的，有的责问警备队为什么抓我们？要把我们运到什么地方去？刚过中午，母亲风尘仆仆地又来看我了，她用颤抖的手，解开旧布包，拿出两个高粱面掺慷的窝窝头递到我手中，哭着说：“娘没有好吃的东西送你，……拿去吧，路上饿了吃”。并嘱咐我一路小心，凡事让人。我泪流满面地抓着母亲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在沙河县城又住了一夜，第三天天刚亮，警备队用麻绳一串四个四个地捆好，在日本兵的刺刀下被汉奸用柳棍赶打着上了火车。车箱里，四角站着四个警察，一手拿枪，一手掂着柳棍，劳工们谁也不敢动一动，一动就是几棍子。时间长了，警察累了，开始打起盹来，有的劳工悄悄挣脱绳子，扒上车箱两侧的小窗户，冒着生命危险，从飞快的车箱上溜出；也有的利用解手从厕所逃跑的。警察之觉后，故意虚张声势地朝外射几枪，回到车箱里大声呵斥几声，就平静下来了。我们被抓已经三天了，水米没沾牙，说实在的，我不饥也不渴，手插在衣兜里，老摸着母亲给我的两个窝窝头。下午五、六点钟，车停在北京前门站，一个人发了三个高粱面团子，一截布满了一层盐的干咸菜。

　　下了这趟车，又被驱赶着上了那趟车，来到宣化府雁冈山龙岩铁矿时，已经是农历九月二十七日的早晨。下车后连口水也没有让喝，一个人发一把铁镐，坐上罐车开往工地，开始了我的苦役生涯——给日本人开挖露天铁矿。

　　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天刚亮就被驱赶着到工地，太阳落山才收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苦活。除中午就地吃饭外，谁也不敢停一下，稍有怠意，皮鞭就没头没脸地抽下来。我当时才十六岁，个子又小又瘦，力气单薄，铁镐把比我的胳膊还粗，我艰难地一镐一搞地拼命干，还经常受到工头的斥责和打骂。一天下来，累得眼发黑，腿发抖，连罐车都爬不上去。一天三顿饭，一顿两个高粱面团子，管了不管饱。早、晚饭每人一小勺水，没有菜；中午饭在工地上吃，只有团子没有水。晚上，阴暗潮冷的工棚里，没的铺草，没有被褥，木板上铺着几块席外，就这样和衣躺在硬梆梆冷冰冰的木板上睡觉。

　　我在这里干了九天哭了九天。第九天晚上，为保叔凑到我耳边悄声说；“准备好，明天早晨上工时相机逃跑。跑时你抓住我上衣角，我跑多快，你跑多快，千万不要丢手。”这天晚上，我一夜未合眼，又喜又怕。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吃罢早饭，到上工时间，罐车误点了，带工的要我们蹲下来等等。这时有上工的，有吃饭的，人来人往，乱糟糟的，象庙会一样。我刚要蹲下；为保叔叔悄悄捅了我一下，我会意地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角，趁工头不备，混进人群；急步向在南走下去，这是为保叔叔早已看好的路线。往南走不远，便是深沟，顺沟溜下去，直扑西南，头也不回，只顾进下来。整整跑了一天，逃到什么地方，跑了多远，全不知道。天黑来到一个菜园的草庵旁，从里边走出一位看菜老人，他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是过路的。老人看到我那个疲惫恐慌劲儿，心里明白了，他回家掂来一罐子玉米面粥，让我们吃，暖暖身子。我感激得不知说啥好，给老人磕了个头。走出庵子，老人将我们带到正道上，并指出一直往东走，别拐弯，前边就是XXX车站。车头向南。就可以回到家，向北就开到日本人窝了，千万别上错车。我们谢过老人，向正东走下来。

　　天不亡人，刚到车站，一列由北向南开的客车进站了。我们偷偷从车后转到车右边扒上了车。车上查票甚紧，到了一个小车站，又匆匆下车，买了一张两角钱的车票，扭头随着慌乱的人群向车上蜂拥。

　　我年纪小，挤不上去，警察一棍子打在我的头顶上，脑子翁的一下，差点晕倒，眼睛直冒金花，鲜血顺着面额流到脖子上。我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上车后遇着一位好心的老大娘，她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抓了把随身带的玉米面，给我按了按．才止住了血。快到北京站时，又开始查票，为保叔让我躲到行里架上，查票员发现了，命令我下来，我装没听见，他就伸手向下达我，我装发呓怔从架上摔下来，故意砸到查票员的身上，他一见我满头满脸尽血迹，拍了拍身子，臭骂了我一顿走了。火车开到顺德府北边，不知从那里来的飞机，将车头打坏了。车停了，人们争相逃跑，东西撒得满地，我什么也不拾，只拾了八、九个烧饼，爬到旁边的沟里吃起来。半夜才换了车头，开到褡链站。

　　下车后，我们正待溜走，被巡警抓住。他们详细地盘问了我们，斥责我们坐这么远的车，只有一张两角钱的票，狠狠地打了我们几个耳光，扣了良民证，限期五天，拿拾元现大洋，来补票赎证。

　　夜里我随为保叔先到许庄，第二天一早回到南汪。大娘一见我回来了，悲喜交加，抱住我哭起来。大伯给村里看青。还没回来。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地里，大伯一见我怔了，邻居万景娘大声告诉他：“是长吉回来了！”他才清醒过来，仍掉手中农具，跑到我跟前，抱头痛哭了一场。

　　后来将五角井上仅有的两亩地，当给邻居郜立正一亩。到车站补了票，赎回了良民证，往后的日子更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