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里　逃　生

刘宗山口述　刘芳彬整理

　　我是河北省沙河县南汪村人，今年六十九岁。四十年前我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的悲惨遭遇，我家世代不会忘记。

　　那是民国三十二年，我给姚庄村肖来德扛长活。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是赵泪水庙会，主家给了我五元钱（日伪票），放我一天假，我高高兴兴地来到庙会上，串了一圈，吃了点东西，约下午二点左右，我来到铁路南道口东边，刚坐下休息，大娘从会上慌慌张张地赶来对我说：“快回去吧，会上抓伕了！”话音还未落，一个叫张明豪的警备队员背着抢走到我身边。他是葛村人，俺俩很熟悉，见面没有不打招呼的，他站到我对面，问我带着良民证没有，要看看证上照片洗得怎样。我掏出良民证给他看。他边看边说：“走，到我们三分所歇歇去。”我不愿去，要回家。他拿着我的良民证不给我，我只好勉强答应，跟着他到了三分所。张明豪开开西屋门，我一进屋看见里边挤满了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将门锁上走了。经询问，才知道是被抓押了。

　　当天深夜，进来四个“四不务”的人，挨个搜腰包。谁没钱就用皮带抽。打得齐哭乱叫，我仅有的四元伪票，也被他们抢走了；

　　第二天八点钟，将我们的腰带解去，一条绳子四办四个地绑好，由警备队押着上了火车。在沙河城、顺德府各住了一夜，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来到北平；将我们交给了日本兵。在北平车站我想豁命逃跑，本村一块被抓来的刘久金、崔小常搂着我的腿死死不放。说他们已经老了，在外边全靠我来照顾，央求我不要走，死活在一起。无奈，我长叹了一口气，只好与他们一块受罪了。·

我们被抓来三整天了，只在顺德府吃了一顿稀米饭。到北平每人发了两个高梁面团于，随后又被押上另一列火车。一气开到了宣化府雁冈山龙岩铁矿。

　　日本兵把抓来的劳工编成几个作业班；有的采矿，有的运矿石。我们这个班四十人，是从矿石堆里朝外拣石头。他们生怕劳工逃跑，控制得很严，上下工都点名，有专人带队和监视，晚上设有岗山哨。生活是很苦的，一天三顿高梁面窝窝头，一顿只发给两个，没有菜。早、晚各发一小瓢水。中午饭送到工地上吃，只有凉冰冰硬梆梆的窝窝头，没有水。我双手捧着窝头啃了一口，嚼半天还咽不下去。活儿是很重的，每天早晨七点就被押上工地，下午六点才被押回来，一天干整整十二小时的苦活，晚上腰疼得连身都不敢翻。每三天发一盒纸烟，这可能算是我们的待遇。领烟时必须交回上一次烟盒。有一次我拿着烟盒去换烟，蛮横的日本兵硬说我的烟盒是假的。二话不说从腰间抽出匕首，狠狠地向我手上戳了一刀，刀尖从手心直透过手背，疼得我满头大汗，呀呀直叫。跑回工棚，撕下一块衣襟，缠了缠手，照常得上班去。

　　冬天，数九寒天，滴水成冰，雁冈山上北风凛冽，我还是穿着一身被抓来时的单衣服。手脚冻得象面包一样，又红又肿，手背脚面流着黄水。在半山坡的工地上，浑身哆嗦得象筛糠一样，站也站不住了。大家就挨个围着矿石堆趴在地上干活。手冻得失去了知觉，哪里还能抓住冰块一样的石头。有的趴下去就僵得起不来了。就这样日本兵穿着黄呢大农，挎着东洋刀；牵着狼狗，仍然满工地检查。狗的狂吠，日本人的狞笑，使人更加胆寒心惊。收工时，大家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起来，有的站立不住，有的不能走动，有的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的手被冻残了，到现在五个手指拢在一起，伸不直，蜷不住，常年麻木。

　　晚上，工棚里寒气逼人，没有灯火，没有铺草和被褥。我蜷缩在破席片上，双手紧紧揪住衣襟，身体缩小得不能再缩，就这样还是冻得浑得发抖，手足麻木。白天冻僵的身体晚上继续僵着。

　　饥寒交迫，苦累折磨。劳工们象染上霍乱一样成批地病倒了，陆陆续续地被送进了“病号房”。

　　所谓的“病号房”，是个布袋屋，五间大地方，没有窗户，只在墙西山头开有一扇小门。夏天阴暗潮湿，冬天冷若冰窖，和工棚一样，里边什么铺衬也没有，只有几块破木板上铺着几块玻席片。病号抬进去就没有人管了，不给药吃，也没有医生治疗，每天傍黑送一顿稀饭，能动弹的就自己挣扎着起来喝碗稀饭，动不了的只好在那里挺着呻吟。门整天锁着，屙、尿在屋里。进了“病号房”，实际上就是进入了“太平间”，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在劳工里，我是数一数二的年轻力壮的硬汉子，两个月以后也病倒了。幸亏武安县姓秦的代班长给抗住，没有送进“病号房”，让我埋死人。一进腊月，死人每天都有。有时一天死好几个。我把死尸从“病号房”背出来，埋在房后的山坡上。坑子是封冻前挖好的。我们班四十个人，三个多月，死了三十三个，我又帮别的班理了八具死尸，经我手共埋了四十一个人。原先我们班准备的四十个土坑，全部用完了，最后一个坑里埋了两个人。在炊事班黄班长的嘱托下，我都将墓土培得高高的，并在每座墓堆上埋下了记号，记载着死者是某府某县某村人，姓甚名谁。和我一块被抓来的同村人刘久金、吕起旺、刘仲的等死后都是我亲手掩埋的。

　　来年农历正月十二日，我拄着根子一摇一晃地从工棚出来解手，遇到一位好心的日本兵，他看我病成这个样子，再也没有油水可榨了，便对我说：“干活地没有了”。我愤愤地回答：“死了的有！”他给我开了个条子，让我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说我是痨病，不中了，治不好了。又给回了个条子，让我请假回家。我把那个条子又给了那个日本兵，他看了条子，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发给几个馒头和路费，就让我回来了。我当时已不象个人了。四个月没有洗脸，满脸污垢；头发三寸长，乱蓬蓬地披在肩上。浑身一把骨头，活象一架干骨上贴着一张人皮。一路扶着棍子一步一挨地回到了家乡。村里人都认不得我了，孩子见了我吓得直哭乱跑。我小名叫双的，从此，乡亲们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鬼双的”。谁家小孩淘气时，大人常用我名字吓唬，还真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