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西县剧团成立前后

樊　甦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一支文艺轻骑队——邢西县剧团，在中共抗日邢西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于巍巍太行山麓的内阳村成立了。

　　那时，邢台城是京汉铁路线上第一个解放的城市，日本鬼子又在八月十五日向我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又正式签订停战协议。被日寇封锁、蹂躏了八年、饱尝风霜艰辛之苦的邢西县山区人民，听到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真是兴高采烈、喜出望外。八年，听起来时间短暂，但它却是艰苦异常的八年，天灾人祸横生的八年，可歌可泣、英勇奋斗的八年。

　　先说天灾吧：一九三九年九月发洪水，肥沃的土地，村村被冲走了大半；四零年大旱灾，从二月一直到秋后，滴雨未落，庄稼寸籽不收。到四一、四二年仍是持续干旱，连遭三年的灾荒，人们只好吃树皮、草根，什么榆树、菜树、抱码等树皮，都被剥了个净光，被饿、冻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四四年又遭罕见的、遮天盖日的飞蝗和密密麻麻蝻子的袭扰，更是虫口夺食。

　　再说人祸吧：“七·七”事变后，什么刘桂堂、朱怀冰、石友三、鹿锺麟等溃军南窜，他们先后相继困扰在山区，暴虐残忍、杀淫抢掠、打骂百姓、抢米抢面、制造摩擦、无恶不作；最残酷的还属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日寇采取“三光”政策，向我山区进行了疯狂的、连续的扫荡，使我根据地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别说吃、穿相当困难，就连人们日用的火柴，也难找到一根。谁家不是用铁构在做饭的锅底上刮烟煤，然后用火镰片敲火石吹引着茅篙做饭！吃的咸盐更困难，一两半钱的也难找到，谁家的糠菜饭，也只好淡吃。可怕的流行的传染病，也在折磨着人们，真是民不聊生啊！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很早来到这里，成立了抗日政府，带领山区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与天斗，与地斗，与日冠、伪顽、特务斗，实行“劳武”结合，进行生产自 救，减租减息，清理旧债，干方百计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拯救人民，使人民才能死里逃生。这些罄竹难书的功劳，千秋万代人民也不会忘掉的啊！

　　这年秋天，到处呈现了一派丰收的景象：高梁歪歪着脖儿，谷穗压弯了腰，棒锤粗的玉米穗儿，沉甸甸地撇在秸杆的一边，在那干枯、发蔫的红缨儿下面， 龇着一颗颗的黄、白牙齿，在大笑日寇的投降；柿子树上，挂满了蒜辫儿一样稠的果实，象一盏盏的小灯笼，也在欢庆抗日胜利，真是山也笑来、水也笑，人们的脸上，个个都露出了笑容。就连那经常在夜间嚎叫的“寒号鸟”的叫声，也似乎有了大的改变；过去是“咕、咕、咕、咕”，在日寇连续扫荡的那三年，人们谐音地听成了“烧、光、别、住！”而今它的叫声，却突然变成了清脆的“打、倒、 日、寇”的音调了。

　　就在这种形势下，各村除召开大会庆祝外、还纷纷开展了娱乐活动，有的村唱大戏，有的村组织秧歌队、跑旱船、拉碌碌、踩高跷等社火举行庆祝。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一边忙活秋收，一边开展娱乐活动，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山区，沸腾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

（一）

　　也许是组织上了解我喜爱文艺戏剧工作的缘故，我正在家里忙活收秋种麦，突然接到县领导通知，让我放弃小学教育工作，负责筹建邢西县剧团 。我记得，当时在县政府驻地下坡子村，给我交待任务的是中共邢西抗日县委宣传部部长赵明深①同志、和县教育科长梁有珍②同志。他们说，日寇虽然投降，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被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着，为了解放全中国，剧团要紧跟形势，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宣传群众，教育人民。由于我们财力、物力的困难、必须发扬抗大精神，依靠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拿出节目来。他们还说，演员要以内阳抗日高小毕业生中的文艺宣传队为基本演员，再增招 一部分乡村青年爱好者。我当时感到责任重大，有些胆怵，但除向领导请求，增加领导力量外，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记得当时，上级只给拨了一点点开办费，除买凤笼、碗、筷等炊具外，其它一无所有。经领导同意，先排排大型时装剧《血泪仇》。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正式工作一开始，遇到的困难，一桩桩、一件件接踏而来：

　　没有房子住，我们就住在老乡家。选了个较宽敞的院落做厨房，在老乡的厦子下，用石头垒了个简易锅灶。

　　没有导演，只好我先充任。我心里想咱己既无受过专门训练，缺乏戏剧理论知识，又无干过这种工作，没有一点实践经验，这哪能成啊！可在当时情况下、真正可胜任导演工作的人、实在奇缺难寻啊！我只好自我安慰：没有“朱砂”，咱这个“二红土”先凑合着用吧！

　　没有乐队，专门派人请来白岸乡大鱼村瞎子王德福（小名丑小），一面教唱腔，一面教伴奏。

　　剧中角色多、行当全，因不了解每人演出情况，就让演员同志自己报角色。全剧主要角色王仁厚，台词多，唱段多，谁也不敢饰演，我就自己先担当起来。

　　没有排练场地，白天、晴天就占用老乡的打麦场：阴天、夜间就在地主的羊圈里，先用棍子在地 上划出天幕、二幕、出口、进口的位置，然后就在上面练习滚、爬、摔、打。弄得大家晴天一身土， 阴天一身粪，可谁也不在乎。

　　唱腔不好设计，就根据剧情、人物性格等特点，分别用山区人们喜闻乐听的丝弦、河南调（又名 淮调）、河北梆子、落子调等几种腔调来演唱，排成了几个腔调合台的大杂烩。如剧本中第七场——“龙王庙”一场戏，是全剧的高潮部分。王仁厚的儿子王东才被国民党的军队抓走充军后，王带着全家人离乡背井，想逃往陕甘宁边区，夜宿龙王庙。不幸的遭遇是。儿媳被国民党军队奸污后杀死，老伴气忍不过，就一头碰死在庙里；王仁厚手拉着两个少依无靠的闺女和孙子，走投无路，泣不成声。我们就把这场戏排成善于表达悲哀剧情的落子腔来演 唱，有力地表达了那种悲哀、惨痛的情景。

　　没有服装、道具，能做的我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实在做不成的，我们就拉成单子向老乡求借。就连剧中老汉使用的旱姻袋，也得随演随借。

　　没有边鼓、云板敲打，学打鼓的同志，就用筷子敲桌、凳边儿或葫芦瓢儿来练习。

　　没有油彩化妆品，就用红、黑油墨代用，用点燃后的火柴棍儿做眉笔、划线条、划皱纹。

　　没有粮食吃，我们全体演职员就亲自去扛。当时从粮库扛回的全是高粱、玉米等原粮 ，我们还得自己推碾子、拉磨，把它加工成成品粮，才能吃用。

　　没柴烧，我们就亲自动手上山去打。记得有一天，忽降大雪。大师傅李银贵同志说，一点柴烧也没有了，怎么办？我们全体演职员，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跑到十几里开外的草峪沟口，去剥公家的、属于庙产的、刚 伐倒的湿杨树皮，扛回来就烧。因为柴湿难燃，这顿晚饭，直等到半夜才吃上。

　　没有司务长、会计，左万云、刘盛成二同志，就自报奋勇地兼任了起来。

　　有志者事竟成。尽管遇到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我们五十多名演职员团结一心，不怕困难，依靠群众，所碰到的一桩桩、一件件的困难都被我们踩在脚下，大家却在唱、做、念、打上狠下了基本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节目基本排成。请示领导同意，我们就到县委、县政府的驻地——将军墓镇下坡子村，给首 长庆作了汇报演出。

　　在下坡子村后的打谷场上，就坡搭了个简易舞台，点的是两个象把把锅一样的菜籽油灯 ，帐幕、服装、锣鼓等用具，全是从内阳村业余剧团中借来的。那时已近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我的心里却暗暗地捏了一把汗，生怕演不好，没法向组织交代。当演到王仁厚一家的悲惨遭遇时，观众们纷纷落泪，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禁不住的失声痛哭起来。第一场演出后，县委书记郭凤山③，副书记冯世英④、县长王登科⑤等领导同志，一起走上舞台，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并祝贺演出成功。根据领导和群众的意见， 又连续演了四晚上才停止。第一炮总算打响了。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誉和好评。随后拨款给剧团购置了必需的天、二、顶、条、前等幕布，又派人赴邢台买来了鼓、锣、钹和板胡、二胡、横笛、等打击和管弦乐器。这时。全团演职员的信心更足、劲头更大了，纷纷表示，坚决要把剧团办好。紧接着又排演了吴玉书老校长编写的《一坛血 》和唱剧《如此国军》、活剧《黎明》、歌剧《四闺女拜寿》、《兄妹开荒》等剧目。

　　为了表彰英雄、歌颂本地模范人物，梁有珍同志执笔编写了大型唱剧《冯九伶 》。冯九伶同志是西枣园乡滑子村人。当时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逆境中斗争成长，和全县第一个搞互助合作的王俊生同志、合作社明灯姚德增同志、纺织英雄郭爱明同志以及造枪模范张玉山等同志，一同出席了晋冀 鲁豫边区政府在山西省长治市召开的群英大会。又为了配合中心，宣传扩军，我们又赶排了《范小丑参军》、《刘老婆看子 》等剧目。

　　四六年一月间，县委为了加强剧团的领导力量，又调来了范文明和李万志二同志，到团来作领导工作 ，我感到十分高兴。为了充实和壮大演员、乐队、和舞台工作者的阵容，又从崇水峪业余剧团中增招了安文刚、安文善、安长玉等十几个同志。这时演职员同志总数已达六十多人。除琴师王德福同志年龄稍大点外，其余男女演职员中，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年仅十岁。

　　节目有了、阵容强了，就在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遵照县领导指示，演职员个个身背铺盖卷儿，自带帐幕。乐器等物，巡 回在邢西县的大小村镇上公开演出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水门村的一次演出。水门村是边区劳模王俊生同志的家乡。全村三百七十多口人，分居在十五华里长、十五个大小山庄里。除南面村口外，三面是崇山峻岭、山峦起伏，靠西北面形成了悬崖峭壁的大屏障，交通非常不便，历史上从未唱过戏。听说我们要去，乡亲们自动腾出好房子让我们住，村干部又特意宰杀了十几只大山羊，家家户户又专门摊了当地群众最爱吃的大 煎饼来招待我们。民兵连长郑洪和还亲自给我们作治安、保卫工作。村里看我们的戏演得好，又赶制了一面锦旗送给我们。临走时，王俊生同志带领全村群众结队相送。并派人牵来几匹大马和骡子，除准备给我们驮驮帐幕外，还想让年幼和体弱行走不便的同志骑。经我们再三说服和推让，终于被婉言谢绝了。但这种盛情、这种鱼水关系，使全体演职员倍受感动、永生难忘。

　　一冬一春，我们先后在山区的大小村镇上，演出了百十场戏，深受群众欢迎。天气虽冷，但我们的心里很热；生活虽苦，我们的心里却觉着甜滋滋的。当时绝大部分演职员同志，生有 脓泡疥疮，尽管疼痛难忍，刺痒钻心，走起路来，扭扭拐拐，但也顾不上管它，只有在每晚上演完戏后，才好不容易地找点谷草或干木柴，到老乡家的宿舍里，围着圈儿烤一烤，解一解一天的苦楚和乏困。我不仅挖疥，还得了个老疟疾病，隔两日发作一次。这也是当时山区人民患的较普遍的传染病。病来时，先是冷得要命，浑身打颤，上下牙齿不自主地互相碰撞，就是盖上四五条棉被子，也觉不出热来；冷半小时后，就又大烧起来，头疼、头晕难忍不说，就是钻进冰窖里，好象也不知冷。一连烧三、四个小时，持续不断。尽管病魔这样缠磨，但也没阻挠住我一 次次的演出。

　　记得有一次在浆水镇公演，头一场打炮戏，安排的是《血泪仇》。我也知道，这天该是疟疾病应给我戴“紧箍咒”的时间。调换节目吧，同志们都不大同意 ，让别的同志代替我饰演王仁厚吧，事先没安排上A、B角。开演的锣鼓刚一敲过，冷、热病可真的向我侵袭来了。浑身哆 嗦，在后台连脚步都不好站稳，别说划脸上的皱纹，就是假胡须两手也难粘上。心里多么的焦急啊！老范同志和几个同时给我化妆的男女演员，一看我这个狼狈样子，都劝慰道：“不行咱们就停演一晚上吧，让者樊同志好休息一下……”我强打精神，坐在后台的板凳上，看看同志们焦躁的 脸，听到同志们宽慰的语调，顿觉信心更足。我用结结巴巴的声音，问了同志们一句：“观众来的多不多？”同志们齐声回答道 ：“多，很多！”还有一个同志补充说，这里村镇集中。一定比别的村观众要多的多！我心里想，既然群众这样信任我们，又不怕天黑，跑路来看我们的戏。怎么也不能让他们失望、扫兴而归呀！我不顾病魔的纠缠，让刘盛成同志帮我划皱纹、 撕羊毛、抹酒精胶、粘胡子。我暗自思忖，只要能说话、会思想、记台词，我就要坚决地支撑下去，决不让演出效果受到损失。我随后又给同志们说：“待一会该浑身发烧了，一定要给我准备两碗白开水喝，防止嗓子 干唱不出声来。”当时正是阴历二月十四日。月亮虽明，天气却还是凉飕飕的。看看台下人山人海的观众，身上虽有没法形容的苦楚，但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能让王仁厚这个屡遭磨难、历尽艰辛的老汉形象受到损伤与破坏。三个小时的戏，我终于坚持下来了。当刹戏的尾声锣鼓一敲完，前幕徐徐下落时，我却不自主地躺在后台的地板上，再也起不来了……。就因为买不上特效治疗药——金鸡 钠霜（奎宁），直病到剧团调到太行一分区时，在医院里打了几针，才治愈未发。

（二）

　　一九四六年四月，邢西、邢东县合并为邢台县。剧团也改名为邢台县剧团。县政府设在孔村。五月，我们全体演职员，伴随邢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分别从下坡子和孟家嘴两村出发， 携带帐幕、道具、乐器等物，个个身背行李，高兴愉快地向东进发了。因为绝大多数同志尚未进过城，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喜悦。有的说，进了城先得上上“清风楼”，再去摸摸“拴牛 橛”；有的说，先去看看汽车、火车，然后进澡塘好好洗个痛快澡，也好治治身上的疥……。在那崎岖蜿蜒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一直走了一天多，才在大石头庄村找民房住下。由于县领导对剧团关心，为了增强演职员的外表阵容，经过量体登记，让裁缝很快地给每人做了一身灰粗布、仿八路军式单衣，还有一项国帽。大家穿在身上虽然长了点（那时叫“二尺半”，却倍觉舒适、温暖。我和李万志、刘天祥、马维生、高竹梅等同志进城还照了张小合影。遗憾的是，因那时受条件限制，连个全团大合影像也未留下。同时，领导上又给买来两盏汽灯和一些化妆油彩。这两盏汽灯，可真成了剧团中的宝贝疙 瘩。为了宣传群众，扩大演员视野，丰富舞台经验，领导上又让我们到邢台市纳凉园“群众剧场”公演了五晚上戏，节目是《血泪仇》、《里坛血》等。观众也很多。

　　正在准备下乡到城附近的大村镇上演出时，突然领导上通知我们，说让剧团到太行一分区（专署），做汇报演出，三两天内就得出发。全体同志闻讯后，个个喜笑颜开，甚感荣幸。

　　人多事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主演刘天祥同志，突患暴发性眼疾，两眼红肿似血， 畏风羞明、疼痛难忍。出于无奈，我只好给大石头村干部联系，要了一头小毛驴，备上鞍驾，让天祥同志骑上，我牵着驴，直向邢台市北门里老天主教堂的眼科医院奔去。经门诊检查确诊后，立即点上药水，又给拿了内服药。医生说，你们再到大街里试试，看还怕风、怕光否。可真灵验，到大街一试，他既不怕风、怕光，疼痛也大大减轻。医生还给说，什么是发物，你 们就让他吃什么，三、两日内就会痊愈。在回来的路上，我赶着毛驴，我俩又说又笑。五月的天、骄阳似火，汗流侠背，二十华里的路，不知不觉地赶回来了。同志们见了，都很高兴。我把检查、治疗的过程说了一遍、大家都夸起了医院的高超医术。

　　太行一分区当时驻扎在赞皇县城附近。我们从大石头在动身，虽然路途遥远，却仍无一件交通工具。我们还是身背背包、徒步行军。第一个落脚点是临城县城。当到达临城后，让我们住在城 西北的小村张家庄。该县领导，又留我们在县城演了七、八天戏，我们趁机又稍微进行休整。

　　十多天后，我们即又开始向赞皇城进发了。因为当时正值六月天气，炎热难熬，加上负荷较重，半路上先后病倒了好 几个同志，没办法，只好一村转一村，沿途要辆牛拉木轮大车送病号走。谁知在照顾病号的同时，我也病倒了。我记得当时上吐、下泻、头痛实在无法支持，以后我就昏迷过去了。患有严重胃病、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的范文明同志，沿途要了副担架，抬着我走。晚上住到一个村子的老乡家里。当我稍微清醒过来时，老范同志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腰部，把 嘴贴进我的耳边，小声给我说：“老樊！你看我的腰里是什么？”我强打精神睁开眼看了看。他的后腰部鼓囊囊的，象是拉了支手枪。我心里想，没听说上级给发过枪，他是怎么搞来的呀？我惊奇地问他；“你啥时搞了支枪呀7”他一边微笑着，一边解腰带。然后从腰中取出一个用毛巾裹着的东西，在微弱的小煤油灯下，打开让我看。我用手揉了操两只昏迷的眼睛，才看清楚是一块象手枪大小的长石头条。此时，我俩都不禁哈哈地大笑起来。他一边把开水碗递给我，催促我要多多喝些开水，一边接着给我说：“元氏、石家庄还没解放，还乡团活动很猖 獗，听说这一带村庄，过去土匪特别多，咱们不提高警惕不行。我在过河时，捡起这块长石头条，系在腰里，当个壮胆物。有了这个，沿途要个担架，好象也容易些。”一提起这些事儿，我俩好大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屋子里待别沉静。只听见那盏快燃尽的小油灯，在 嘣、嘣、嘣地要油喝的响声。此时此刻，我们俩不由地念叨起同志们的安危了。年仅十岁的李万芬、赵明星等同志，还有拉弦的瞎子王德福同志……。顿时使我俩感到离开大队的痛苦。一夜也没睡好觉。

　　人心齐，泰山移。困难没有吓倒我们，六十多位同志，终于几经坎坷地抵达赞皇县城。我被送进设在城西北角乡村里的专署医院。

　　住下来不久，赞皇城里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开始了。为了体验生活，增强全团同志的阶级斗争观念，领导上又决定让我们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斗地主、打恶霸、分田地，运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在赞皇城，我们先后又演出了《血泪仇》、 《如此国军》等剧目，并新排练了《王贵与李香香》等，有力地配合了运动的开展。特别是一次次翻身农民斗地主的诉苦会，使我们受到了极为生动而深刻的阶级教育。

　　金秋八月，太行一分区派人来团，当众宣布从即日起，剧团收归他们领导，不再回邢台县了。这一突如其来消息的公布，应该说这是领导的 信任与关怀，是对剧团演职员的器重，本应视为一件大好事。谁知恰恰相反，全团上下真象开了锅，立刻沸腾起来了。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多数同志，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小的和大部分女演员，出于对故乡的留恋，表示不太同意。他们说，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一草 一木，故乡的乡亲父老，我们时刻也不会忘记。当时我们几个领导，认为到哪里也是革命，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对于组织上的命令，表示要无条件的服从。虽我们再三作说服动员工作、也好象

无济于事。他们却自动地组织起来，给领导交涉，要求返回邢台县工作。

　　强扭的瓜不甜。这样僵持了约十多天，领导上只好又答应我们回故乡了。

（三）

　　一九四六年九月间，全体演职员又徒步回到了邢台县，让我们驻在邢台市新兵营（现为邢台市一中）。县文教局领导李一本⑥、梁有珍等同志，亲临剧团，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和我们在一起，共同研究和制订了今后剧团的发展计划、经过周密而认真的讨论，最后确定还是以时装剧为主，兼而学点古装传统历史剧配合演出，从而继承和发展古装剧的程式动作，以便满足群众的要求，增强演出效果。但学什么剧种呢？学 京剧、河北梆子等，缺少名教师指教。请不到教师，理想就不会变成现实。最后决定还是排演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丝弦剧。

　　说动就动，雷厉风行。很快请来了沟岔村的霍忠堂和清沙坪村的王德待当武功、 唱腔教师。又选择、确定了排练剧目，如《邯郸会》、《调寇》、《夜战马超》、《雷振海征北》、《算粮登殿》、《朱洪武吊孝》等封建迷信糟粕较少的传统剧目，一边排练一边增删了一些台词和 情节，根据行当和个人特长，分担了各个剧中的角色。大家背台词，学练发、展、髯口、水袖、扇子、靴、靠等基本功；又学些枪、刀、棍、鞭、锤等武打套路，在唱、做、念、打上狠练起基本功来。记得当时作息时间大体划分为：早晨，黎明即起叫嗓子，练武打；午前、午后分头进行排练；晚上。除到市内观摩名剧团的演出外，大部分时间由个人支配利用。许多同志喊哑了嗓子、练肿了腿也不知劳累。张修业同志因学翻筋斗，摔伤了踝骨，但他也不怕疼。人人把苦和累置于度外。

　　在学、练古装剧的同时，王昌言⑦同志又执笔编写了《逼上梁山》剧本，我们也马上进行了排练。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能，个个都有学练的节目，还排演了话剧《模范家庭》、歌剧《白毛女》和唱剧《官 逼民反》等时装剧。掀起了一个古装、时装一齐上，话剧、唱剧同时练的热潮。由于大家心情舒畅，刻苦排练，只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上述剧目就基本脱颖而出了。

　　其间，回忆起来还有一段很有意义的插曲呢。教育科长李一平同志和剧团主演赵兰英同志，举行结婚婚礼，典礼仪式就在排练厅进行。我们不但临时编排了有二、三十个同志参加演出的“精彩节目”，惹得大家都捧腹大笑不止；晚上，梁有珍副科长又率领全团演职员，大闹洞房。使我们官兵之间，没有丝毫隔阂，沉浸在一种平等、和睦、团结的大家庭中。一次婚礼，谁也没花一分钱，就圆满完成了。

　　在排练中间，一些可廉价买到的服装、道具、行头等，上级拨款又购置了一部分；还特意制做了一套演时装剧用的硬景架子；属于花钱多的大蟒、大靠、头盔等，在演出中间，还是向农村业余剧团求借。

　　艺丰胆壮。有配合中心紧跟形势的时装剧，有继承传统、群众喜爱的古装剧，就是在一个村连演五天五夜，也有不重演而又唱不完的剧目。

　　一九四七年刚刚过罢春节，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就又开始在邢台县境内巡回演出了。属于传统府会，如浆水镇的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将军墓镇的二月十九，冀家村、晏家屯的三月十八， 宋家庄镇的四月十八，营头的四月初六等等，我们都应邀赴会演出。白天演古装，灯下唱新戏。因为我们是职业剧团，不论在哪里演出，没有收过群众的一文钱。来请我们演出的人来人往，定期让我们参加演出的信，络绎不断。我们边演出、边总结、边改进，舞台经验日渐丰富，演出质量与效果不断提高。我们日夜奔波在邢台县的山区、丘陵、平原之间，所有的庙会和大村镇，我们几乎都跑遍了。遇到秋、麦天，我们就主动帮老乡抢收庄稼，他们夸我们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合拍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实践出真知。这时的剧团，已到了鼎盛时期。生、旦、净、未、丑各个行当，都培养、锻炼出了一部分人才。有了剧本，只要背念转台 词，排练一两遍，就能很快演出。安文刚同志演老太婆，台步好、身段强，只要一出场，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左万云同志演丑角，饰《白毛女》中的穆仁智，群众都喊他“活狗腿”；刘盛成同志饰大净，他当的崔二爷，大家都骂他“大坏蛋”；张永和同志各个行当全拿，缺什么角色，他都可随时补演；刘天祥和马维生两同志的对打，堪称剧团中的一绝。唱文戏，能作到幽雅动听，唱出味来；唱武戏，什么枪、刀、棍，什么六人荡 子、八人荡子、简直满台风雨；就连十二个人的下饺子——翻筋斗，也象天花乱坠了。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剧团演出起劲的时候，四七年腊月甘三日，领导上派人到团 通知说，从今日起，全团开始放假；至于什么时候返回，须等组织通知。命令一发布，真象晴天霹雳，震惊了每个演职员的心。一个个面面相觑、愁眉苦睑、不知所措。谁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只好怀着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憋了一肚子气，冒着鹅毛似的大雪和凛冽刺骨的寒风，踏着淹没脚脖深的积雪，背起自己的铺盖卷儿，含着辛酸的眼泪，离开了自己的剧团。个个在家里静等着、幻想着，盼望着还有那一天，全体同志又都能回到剧团这个温暖的怀抱，再过起那紧张而又有意义的集体生活。三、四个月过去了，也未得到让我们返团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县领导部集中在杨寨整风，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剧团只好被迫解散了。一支活跃在太行山区的县剧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夭折了。

　　两年多的时间，剧团象一池清澈透底的泉水，洗涤了我和同志们的心，是那样的纯净，那样的明亮，那样的洁白；剧团又象一个火红而炽热的熔炉，她陶冶、锻炼了我和每个演职员的意志和情 操，是那样的勇敢，那样的坚贞，那样的顽强。两年多的时间，全团同志未拿过政府一元钱的报酬，只要求家里给代耕就行，未说过一句争荣誉、争待遇的牢骚话，未发生过一件大的争吵、打闹事件，未违犯过一次群众纪律。如果剧团一直延续到今天，对党、国家和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一定会作出更多的、不可估量的贡献。

　　剧团虽解散了，政府还是对同志们负责，有的被保送到大中专学校继续深造，以后成了讲师、会计师、总工程师等；有的由组织介绍另行分配了工作；有的自 投门路安排就业。六十余名同志，至今虽已年逾半百，他们却遍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春、昆明、太原、石家庄、邢台等各大中城市，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肩负着更繁重的工作。有的后来成了文艺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①赵明成，男，邢台县崇水峪乡明水村人、后任中共邢台县委日书记。“文革”中去世。

　　②梁有珍，男，邢台县浆水镇人。历任柏乡县长、河北省科协主任等职，现任河北化工学院党委书记。

　　③郭凤山、男、邢台县崇水峪乡马峰村人、后任邢台地委书记，“文革”中去世。

　　④冯世英、男、邢台县白虎庄乡牛旺村人。后任邢台地区行署专员，已故。

　　⑤王登科、男、邢台县浆水镇人 ，后任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已故。

　　⑥李一本、男、河北省赞皇县人。现任 中央教育部师范司司长。

　　⑦王昌言、男、邢台县龙泉寺乡龙泉寺村人。现在河北省文联工作，是全国有名的戏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