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分化吞灭刘珍年部的前后
韩　仙　房

　　1927年北伐期间，张宗昌的鲁军第四军旅长刘珍年，率部进入胶东，兼并鲁军残部。1928年9月1日，通电响应北伐，投靠蒋介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1929年2月19日，张宗昌、褚玉璞等卷土重来，收罗旧部图谋死灰复燃，与对珍年战与牟平，1929年4月23日，以张逃褚俘而告结束，刘军重据烟台，奄有胶东。
　　当时陈调元的山东省政府设在泰安，尚未进入济南。刘遂占有胶东十一县及烟台、龙口两海口，把持地方行政、截留关税田赋，并积极购械扩军，形成军阀割据。蒋介石与继陈调元而为山东省主席的韩复集，对刘极不相容，矛盾日深，遂有1932年9月28日韩刘之战。而蒋介石则早已派遣特务深入刘军，从内部加以分化。在刘部调出胶东后，蒋更旅展其消减杂牌军队的惯技，逐步吞并，最终将刘珍年杀害。我当时任刘部参谋长，亲预其事，就记忆所及，分述前后经过于次。
　　一、刘珍年割据胶东购械扩军
　　刘珍年的暂编第一军军部驻在烟台，部队驻胶东各县。以第一师师长赵振起驻掖县，第二师师长梁立柱驻蓬莱，第三师师长张銮基驻平度，完全控了胶东半岛。由刘派出各县县长及公安局长，随军到任，并先后派杨力川、邓景璋为烟台东海关监督，郁葆棣为内地税局局长（后改货物税局，系中央统税机构）。由于刘的地方驻军，兼管民财两政，并截留了关税、统税及各县田赋，刘的军部，事实上成了军阔割据的“军政府”。
　　刘本人野心极大，虽投靠了蒋介石，并非真心归附。他不止一次的向我说：“我们若有三万人，便可横行！”此时有了胶东地盘，正可展其“抱负”。张宗昌重到鲁东时，刘部第二师师长刘开泰，率其本队第四团，第四师师长李锡桐、第五师师长施中诚率其全师叛刘附张。牟平战役时，刘珍年部不过万人。战后收容俘获的张褚残部，裁汰老弱后，得四干余人，加上绥靖胶东各县，陆续收编的零星部队及游兵游勇，凑起来只不过两万人。刘即派出下级士官，分到直、鲁、豫各该人的家乡，大量招兵。另以原烟台海军学校为校址，设立军官学校，刘珍年自兼校长，以李辅汉为教育长。招收中学毕业的青年学生，训练后派充部队干部，经常在校的学生约五百余人。
　　刘珍年扩张实力的兵源既为上述，装备方面自然也有一套办法。他派人由保定修械所、大沽造船所，重金招来一批技工，在烟台成立了有四百多工人的修械所，以军部中校军械官张炳南为所长。首先修复由褚军接收下来的残破枪枝，继有军械处长王金书去天津、沈阳活动，由东北兵工厂及德国进口钢管等器材，自己制造七九步枪、迫击炮。这个修械所等于是个小型的兵工厂，但它只能生产炮弹、手榴弹。所以由东北兵工厂，先后购进子弹五、六十万发，手榴弹以仿山西造的木柄者生产最多。
　　除了修械所应用的军火器材，不时向国外及东北兵工厂购置外，向国外购买枪支共有三次。第一次，1929年向天津德商礼和洋行恰购，由德国进口马克辛式水压重机枪一百五十挺，每挺一千元，计十五万元。这批机枪由日轮运到烟台时，东海关监督已换了南京政府派来的吴洁华。海关发现军火，即拟扣留。刘珍年派出他的特务营，一面包围海关，一面武装运枪。事后，吴洁华只有向南京财政部报告了一下，实际无可奈何。第二次，由德国购进自来得手枪二千支，每支附子弹五百发，价一百二十元，计三十六万元，如期运到烟台，这次海关干脆未管。后来刘珍年以这批枪，把张銮基的第三旅第九团，编成一个手枪团。第三次，1930年，由刘珍年胞弟刘锡九（时为刘部政治处长，解放后任河北省人委粮食厅长）经手，在天津向日本洽购大枪五千支，每支一百元，计五十万元。先将价款用双方名义存入英商麦加利银行，言明运到后，由双方签字付款。不料这批枪运到天津时（一说大连，已记不清）被海关扣留，当时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由他作主扣住不放。卖方通知对珍年，刘束手无策，适蒋介石北来，自北平来济南视察，刘珍年即命我去济南见蒋，借着欢迎他的机会，当面索要。我在济南铁道宾馆见到蒋介石，代表刘珍年致欢迎之意，然后委婉地说明这批枪被扣的经过，请予发还。蒋介石表情冷淡，表示对此事毫无所闻，口中嗯嗯了几声，只说了句“我查查看”就算完了。我知道他故意装腔，但也无可奈何。当日晚间，韩复渠忽然把我找到省政府去，屏退左右对我说：“听说你们买了一批枪？”我见他已得到消息，爽性将和枪被扣的经过，一一向他说了。韩也很爽快，直接了当地向我说：“这批枪我可以帮助刘军长要，但要出来后。我得分两一半。”我回到办事处后，连夜用电话征刘珍年的同意。翌日，我和韩复渠同去见蒋介石，再提起索枪的事，韩果然大卖力气，代为索要。蒋仍不动声色，木然地说：“我查查看。”可能为了敷衍韩复集，对我又加了一句：“你对刘军长说，若扣的是你们的枪，我告诉他们发还。”我和韩复渠满意而退。韩以一言之劳分润二千五百支大枪，很为高兴。我也就返回烟台，向刘珍年复命。蒋介石回到南京不久，我们就接到财政部的通知，着派员去天律海关认领被扣的枪支。刘珍年派军械处长王金书率人前去认领，不料海关拿出来的是一些打铅弹的破旧老枪，这些货只能在博物馆中陈列，谁肯花五十万现洋去买？恐怕真货早经换掉。王金书向海关交涉，海关负责人说：“我们扣的就是这些枪，是你们的就办手续领走，不是你们的就不要领，别的我不知道。”王金书不得要领，只可空手回来，刘珍年及其左右对经手的刘锡九颇有怨言，好在枪款存在英国麦加利银行，没有买方签字，日本人提不走。后经刘锡九赴天津交涉，这笔款子没损失，但枪被蒋介石不动声色地截去。日本人当然不甘损失，可能南京另付了价款，我们就不知道了。
　　刘珍年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的番号，不久改为新编第三师，又改为陆军第二十一师。1929年，湖南反蒋混战，蒋又给刘部一个讨逆第十七军的番号，刘珍年任军长，仍兼第二十一师师长。无论叫个什么名堂，军也罢师也罢，刘珍年只是一股劲的招兵买马，购械扩军。到了1932年韩刘混战前夕，刘部共有官兵三万二千余人，其编制如下：
　　军、师司令部驻烟台。
　　第一旅旅长赵振起驻掖县，辖三个团。
　　第二旅旅长梁立柱驻蓬莱，辖三个团。
　　第三旅（原称独立旅）旅长张銮基驻平度，辖三个团。
　　直属特务团团长崔振东，教导团团长薛东阁，炮兵团团长苏德三，辐重营营长吴冠军，工兵营营长邓铄，以及特务营（卫队）、汽车队、无线电队、军官学校均驻烟台。
　　直属骑兵团团长张秉权驻牟平。
　　重武器有山炮九门，野炮两门，12生地、18生地、8.4生地迫击炮二百余门，轻重机枪四百余挺。武器装备，均与当时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五个师相等。
　　刘部的饷项发放的办法是：高级官佐五成，中级官佐七成，下级官佐及十兵十成。按这个七折八扣的标准发偏，每月军费开支仍需三十万元。购买军火器材及枪炮子弹的临时开支尚不在内。这些开支，除了蒋介石每月给七万元包干外，不足之数，起初每月截留东海关关税不足十万元、内地税局统税十万余元，尚可挹注。后来蒋介石派人把这两个税收机构抢回去，给刘的军费由原来的七万元，增为十一万元、十四万元。这笔钱尚不敷开支之半，庞大的军费开支，完全取给于胶东十一县。刘珍年平素以“不怕死，不爱钱”相标榜，并制成臂章叫官兵佩戴。即便他真的能“不爱钱”，但为了他个人的野心，叫胶东这十一县的小地方，给他养三万多军队，其祸国殃民之实与其他军阀割据亦无二致。
　　二、美、日帝国主义在烟台的横冲直撞
　　烟台地方虽小，因系港口，华洋杂处，英、美旧、荷等国，均设有领事。侨民以日本人最多，单是日本料理馆就有八家。对外侨管理，原为烟台警察厅负责。刘珍年到烟台后，取消了警察厅，改设烟台公安局，接管了原警察厅的业务，先后派李元森、王静涵为局长，并兼水上公安局长。当时烟台的海防，简直是虚设，水上公安局有两条炮舰。一名“澄海”，一名“定海”，只有几十吨位。在蒋介石的媚外政策下，对外侨管理，只是虚应故事，实际上都是领事团说了算数。
　　美帝国主义的太平洋舰队，驻菲律宾的远东舰队，每年“定例”在五月一日，开到烟台来“避暑”。一来就是二十余艘兵舰，官兵三四千人。每到四月中旬，由菲律宾、香港、上海来的洋妓“咸水妹”、酒吧间等便充斥烟台，成为这批海盗的前站。美帝舰队来到烟台后，随意上岸，酗酒斗殴，胡嫖滥赌，真是坏事作尽。钱花光了便偷，因酗酒、互殴死在岸上的时有发生，这大概就是美国总统经常吹嘘的所谓“美国生活方式”，而竟在我国领土上任意践踏。这般瘟神由每年五月初到达，“照例”不管，实则也不敢管。
　　日本帝国主义的舰队，每年也有两次经过烟台港的定期航行。而日本的捕鱼队，更是海上的恶霸。他们的机帆船捕鱼大编队，常闯入我国领海，横撞我国渔民的渔船，使我渔民无法进行捕捞，渔民告到水上公安局毫无办法。而日本领事反常常找到中国官厅无理取闹，说什么中国渔民妨害了日本渔队捕鱼，损坏了渔网、渔船，要求赔偿。日本领事森冈，就经常为这事来找刘珍年，刘总是让我代他接见。我把水上公安局报来的中国渔民的控告书拿给他看，这个日本领事根本不看，只是一味胡搅蛮缠，有时竟赖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走，极尽无赖之能事。而侨居烟台的日本人，贬毒、走私、到处欺压居民，更是无所不为。
　　1932年春季，东北长春发生“万宝山事件”。一些下关东的胶东农民，被夺去了土地，不得已经烟台逃回家乡。这些被日本人夺去生路的农民，历述被欺压迫害的惨状，激起烟台居民的愤恨。首先由烟台各校学生发起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号，游行队伍通过市衢，很多店员及居民自动加入，沿途越聚越众，并包围了日本领事馆，高呼口号，抗议“万宝山事件”。日领事馆紧闭大门，龟缩不出。事后，日本领事森冈，副领事内田，却找了济南交涉使署驻烟台交涉员袁馨，一同来见刘珍年。日领事提出抗议，并提出条件，要求立即有效地制止一切反日活动。刘珍年表示：对于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护；学生们的示成游行，是日本人惹出来的，中国政府和军队，对于这种爱国行动，无法干涉。森冈等对刘的这样答复，深为不满，拂袖而去。整日，竟有四艘日本兵舰开进烟台港口。日领事又来交涉，并说如得不到圆满答复，日本陆战队将登陆，自行制止反日活动。刘珍年一面调动军队布防，一面命我急电南京报告。当晚接到蒋介石复电，竟命刘疏导学生，防止反日活动，并嘱慎重处理，勿使事态扩大，以免有妨中日邦交等语。我们接到这道电令，真有哭笑不得之感。接着，驻烟台的美国领事魏柏，来找刘珍年，自愿出面调停。刘命烟台公安局长王静涵，邀集各校校长，对学生进行“疏导”。其实日本人只是威胁一下，未必真想大闹。经过美领魏柏的调停，说刘已采取措施，制止了反日活动，日本方面也就顺坡下驴，日舰撒出烟台港。
　　三、刘珍年与陈、韩间的矛盾
　　刘珍年占据胶东后，除派人分别接收了东海关、内地税局及各县县政外，又在烟台设了一个市政筹备处，派刘效曾为处长。但烟台的一切行政，一向由公安局包办。这个市政筹备处形同盛设。不久刘效曾调充烟潍公路局局长，市政筹备处等于撤消。不料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后，省主席陈调元立刻派周善同为烟台市长，周也就由济南来烟台上任。不言而谕，这是陈调元收回胶东行政的先着，让周来试着踏踏路数。刘珍年对周善同的到来，既不欢迎也不拒绝，把他摆在市政筹备处的原摊里，听之任之。周善同尸位素餐，一筹莫展，坐了几个月的冷板凳，溜回济南一去不返。刘珍年任其自来自去，不加闻问。又恐陈调元再派一个来，随又把原任第三师师长何益三，派在市政筹备处位上。陈调元统一省政势在必行，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提请南京，任命刘珍年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并邀刘到济南参加省府会议。刘去出席了省府的会议，与陈洽谈甚欢，并在济南设立了办事处，派傅伯良为处长。通过这次陈刘会见，刘把胶东十一县的县长，完全送请省府加委。表面上双方好象接近了一步，实际一切照旧，并未解决问题。这样又敷衍了一段时间，终于图穷匕见，陈调元向刘珍年提出：收回胶东各县行政。刘也干脆向陈提出：收回行政可以，但每月省府必须协饷若干。这笔交易未谈成，陈调元就调任安徽省主席，山东省政府主席由韩复渠继任。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中原混战前夕，阎派崔正春（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时的参谋长）、冯派晋子寿到烟台活动、联络刘珍年共同反蒋。阎锡山并通过傅作义，送给刘珍年一百支冲锋枪，十万发子弹。刘一礼全收，但唯唯诺诺没有明确表示。同时，蒋介石也来电报，令刘派出一旅人，拨归津浦线总司令顾祝同指挥。刘珍年亲率部众，进驻平度。表面上他有所行动，实际上刘珍年舍不得拿自己这点本钱，给任何一方添赌注。他既未认真的帮助阎、冯倒蒋，也未按照蒋的命令，出兵津浦线，一直屯兵平度，静作壁上观。未久，中原混战以阎、冯败绩告终。而在这场混战中，津浦线上东方面的韩复渠，被晋军张萌悟打得大致，韩复渠只剩下残兵败将一千多人，退到潍县坊子镇一带，溃不成军。其间蒋介石、顾祝同，迭电刘珍年出兵握韩，阎锡山、冯玉样也来电邀刘夹击韩复渠，刘始终按兵不动，不作左右祖。后来，蒋介石海运十六师李韫珩部，由青岛登陆开进山东，才帮助韩复渠收拾残部，重返济南。这次混战，刘珍年虽保全了实力，未受报失，但落了个人皆愤恨、两面不讨好。战后，我去济南，韩复渠对我说：“你代我谢谢刘军长，我退到潍县坊子时，他要打我一下，我就垮了。多谢他那时没有动我的手。”这些话表面上是致谢，实际正是韩对刘的坐观成败，心怀愤恨。以后，韩改组山东省政府，就把刘珍年的省府委员改掉。双方甚少往来，韩、刘二人始终未见过面。

　　1931年8月，韩复渠派省府参议靳文溪、山东牛照局长刘熙众，到烟台与刘珍年联络，希刘与韩合作，完全听命于韩。刘对来客虎与委蛇地应酮一番，婉言相拒。1932年春，靳文溪、刘熙众二人又来，转达韩复集的惫旨：欲统一省政，希刘将地方行政权交出。刘珍年象对付前省主席陈调元一样，请二人转达韩主席：交出政权也成，必须省府协晌，因是未能成议。
　　韩复渠也是野心勃勃的军阀，既有山东地盘，亟欲扩充实力。但此时青岛在奉系沈鸿烈手中，烟台又为刘珍年所据，既不能统一省政，又无法通过海口购入军火。他对刘珍年正面联系无成，便密谋驱刘。此时李景林适在济南，任山东国术馆长。韩复渠知刘珍年及其所部官佐，均系李的袍泽，遂与李勾结起来，密谋分化刘部，拥李重领旧部。李景林也是个颇具野心，不甘寂寞的军阀，遂派其旧属田营长（忘其名）潜入烟台活动。田隐匿在刘部辐重营中秘密串连，被人发觉告密。田与刘珍年与我均系旧同事，刘获悉田的来意，将其抓起来痛打一顿后驱逐出境。刘当时曾对我说：“督办（指李景林）不离开山东，我们永无宁日。”韩复渠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把李景林旧部张宪邀到济南。张宪曾为李部预备军军长，当时我任张军部参谋长，刘珍年任所属第二旅参谋长，张銮基、梁立柱均在张部任团、营长，梁立柱并是张的义子。刘珍年二十一师的高级官佐，清一色都是张宪的旧属、韩复渠就凭着这个，把张宪找来，商量好条件，由张分化刘部。1932年7月，张宪派其旧部丁梦林，到平度等防地，联系张銮基、梁立柱。梁适去烟台，未获见面。丁即说张銮基，许以师长，使其叛刘投韩张未为所动，但亦未及时向刘报告。此事后为刘侦知，对张虽未当面询问，已是心存猜忌，伏下后来刘、张反目根源。韩复渠密谋愈急，必欲驱刘而甘心，遂在1932年9月18日，发动战争。韩刘混战后，刘军撤出烟台，张宪即被韩复渠任为长山岛行政委员，兼烟台市政筹备处长，韩、张勾结谋刘可为佐证。
　　四、蒋介石派遣特务打进刘军内部
　　刘部本是杂牌军队，又在胶东割据，把持行政，截留关税，大肆购械扩军，当然深为蒋介石所忌。只缘唐生智、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陈济棠等接连反蒋，蒋介石忙于内战，一时无暇顾及，但并未对刘忘情。首先由南京政府派来吴洁华接任东海关监督，又派汤铁樵接任内地税局长，关统二税，全数上缴财政部。经刘珍年派人与南京交涉，将原领每月七万元军费，增为十一万元。发表讨逆第十七军军长后，又增为十四万元。刘仗有地方收入，对此虽不满意，倒也不甚介意。1929年，陈诚当上十八军军长后，派其副官周至柔来到烟台。周是保定军校八期学生，与陈诚，刘珍年和我都是同期同学，与刘并是步兵科同区队。周来烟的目的，是联系刘珍年投到陈诚门下，也就是间接投到蒋介石门下，效忠于蒋。刘对周一味敷衍，不肯真的就范。周至柔住了两天，怏怏而去，这自然更使蒋陈对刘不放心。接着在中原混战中，刘又不服蒋的调遗，就又加深了蒋对刘的猜忌。
　　周至柔返回南京不久，又有个保定军校八期的同学李恒华，由南京来烟台向刘投效。李字雨春，河北省冀县人，他是八期炮科学生，与陈诚同科，与刘和我是邻县同乡。他在军校毕业后，即在李景林部任炮兵连长，与刘与我又是同事。李景林在1925年直隶督办任内，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击败下野。我和刘珍年投入鲁军，李则南去两广，投入桂系张发奎的“铁军”充当炮兵营长。此刻来投，据说原到南京投奔陈诚，不料陈诚不念同学之谊，不予位置，转而来烟投刘，痛骂陈诚，忿忿不已。刘以李多年关系，又慕其“铁军”虚声，慰勉相留，许以重任。1930年，刘将师部原任参谋处长张宝琳，调任龙口公安局长，遗缺即以李恒华充任。
　　李恒华当上参谋处长后，勤于治事，且其人沉默寡言，遇事谦和，与刘部上下相处极为融洽。刘珍年傲气凌人，刚愎自用，李处处呵其以好，加以众人交口称誉，李遂深为刘所信任。
　　不料李来刘部不久，刘珍年即接蒋介石来电，谓刘部政治处长刘锡九（武汉政治分校毕业）思想过激，指名免职。刘锡九免职后，介绍其同学李素若为政抬处长，不久，蒋又来电：提名驱逐继任政怡处长李素若，及中校指导员过家和（后来说：李素若、过家和均是托派），同时指名驱逐的还有第三旅军需处长董荫椿等数人，及军官学校学生数十人，开有详细名单。刘照办后对我说：部队内必有蒋派来进内部的特务，不然名单从何而来？嘱我和李恒华缜密地注意调查，但当时 谁也没有疑到这事竟与李恒华有关（刘珍年在杭州被扣后，刘部第一旅副旅长李风岗告诉我，李恒华确是蒋介石、陈诚派进刘部的特务。他有一部秘密电台，设在烟台张裕公司内。李与刘在杭同时被扣，李恒华翌日被释，接着便由蒋介石任为南京防空司令部参谋长。不久，又调升为薛岳第五军的副军长）。
　　南京派帅志真为刘部二十一师的党务特派员，帅到职后，刘象对付陈调元派来的烟台市长一样，态度尽管客气，工作不予支持。帅见无法开展，不久离去。后来，又派李郁文为党务特派员，刘依样葫芦，结果在刘部中，连集体入党也没办成。刘珍年的这些作法，经过李、帅等人密报，一时南京有刘珍年部将来必“红”的传说。实则刘本人受其弟刘锡九等人的影响，虽也阅过一些进步书籍，但也只知扩充个人势力，并无政治进步表现。即此已大招蒋介石疑忌，蒋、刘矛盾日益加深。
　　五、韩、刘混战后的“唤虎出洞”
　　1932年11月，韩、刘混战停战后，我在南京代表刘珍年与韩复渠的代表张钺，洽商划定刘军防区问题。由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从中主持。双方要价还价地几经磋商，最后已决定下来，原防区不变。我已打电报向刘报告正准备返烟合复命，忽接到刘珍年打来电报，谓已经向蒋介石请求调出山东，命我见蒋面请调防。刘从来未考虑过调防问题，现既与韩复渠商妥仍驻原防，何以忽又提出调防，此举实出意料。刘电报中提出：这次战争虽由韩复渠发动，胶东民间遭受很大损失，自己驻防数年，无颜以对地方父老，故请调防等语。这些话当然是些冠冕堂皇的通词，真正原因，我回军后才得知道，韩、刘停战后，我在南京未归，参谋处长李恒华，拉着政治处长韩梅岭，极力向刘珍年进言，主张调出山东。理由是：①既与鲁韩交恶，发生战争，目前虽经制止，终难相安。②局处胶东一隅，势难发展。并举杨虎城军为例，杨部原驻胶济线南，实力尚不及刘部。湖南唐生智倒蒋战争中，杨调出山东，战后，回到西北，不但取得陕西地盘，势力且伸入甘肃。据此劝刘调防，以图发展。刘珍年平素本具野心，对于李等所第二项说法，颇为动心。在李等怂恿下，遂电请调防。此事是李恒华个人行动，或由蒋介石授意“唤虎出洞”虽不可知，但刘起意调出山东，刘左右的副师长何益三、旅长赵振起等，均不曾与谋。是李恒华一力主张，韩梅岭从旁帮腔，则是实事。
　　接着刘电后，蒋介石适去汉口，我由南京搭船赴汉。在轮船的餐厅里，遇见前山东省主席陈调元。陈在安徽省主席卸任后，改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把我拉到房间里，问我韩、刘战事的经过，然后对我说：“请你转告儒席（刘珍年字），如今之计，只有一头倒在蒋的怀里，此外别无出路。”这是陈调元的一套“处世哲学”。我在温州与刘珍年见面时，曾把陈的原话转达，刘只笑笑，未置可否，看样子，并未引起他的注意。
　　六、蒋介石在刘军调防中的阴谋诡计
　　我在汉口见了蒋介石，他已看到刘珍年请求调防的电报。蒋对此故作怀疑，表示不信刘真的想调出胶东。他向我说：“你问问刘师长，真想调防吗？愿调到什么地方？”我电刘请示，得复电，坚持调防，地点希望调海州、徐州，或豫东、豫西均可。我当然不便把这话向蒋直说，遂托陈诚代为说项。未儿，蒋召见我告诉：决将刘军调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我电告刘珍年后，得复电同意，并命我就近接洽军队运愉问题。我找平汉铁路局长何竟武商谈，何表示希望军队海运到汉口，由汉口起，铁路运输的车皮，他可以全部负责。正在这时，蒋介石又把我找去，拿一份文件给我看。原来是湖北士绅范熙绩（前陈调元部四十六师师长），夏斗寅等二十余人联名的呈文，反对刘军进驻湖北。蒋表示很作难的祥子，最后决定改调宁波。过了两天，《浙江日报》又发表了宁波人民反对刘军进驻的文章。蒋再把我找了去，颇为扼婉地对我说：“你们的名声实在太坏了，到处遭到反对。”遂再决定改调温州。蒋介石这样尽作姿态，是另有他的阴谋目的，下文便可知道。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蒋所主使，预为布置的。不然刚调湖北，范熙绩等就来反对；蒋说调宁波，《浙江日报》的文章登了出来。他们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调温州才是蒋介石指定的“经过路线”，而不是目的地，所以也就没有遭到反对。
　　1932年12月，驻胶东的刘珍年部，全部集中在烟治港上船，由副师长何益三指挥，海运调防温州。船是由上海雇用的商船，分五批运载。第一批梁立柱的第二旅全部，第二批，赵振起的第一旅全部；刘珍年本人及师部各处、直属特务营，第三批，直属骑兵团炮兵团；第四批，直属教导团、特务团、无线电队、军官学校、修械所等，第五批，张銮基的第三旅全部。在陆续运载中，蒋介石来了电报，命刘部骑兵团，调驻浦口附近的滁县。刘珍年舍不得把这批枪马齐全的骑兵分割出去，对于蒋之来电，硬作没有收见，压下未理，骑兵团仍运温州。
　　第二批梁立柱的第二旅，到达浙江温州湾港口登陆，即驻温州〔永嘉县），第二批赵振起的第一旅到达后，温州已住满无法留驻。刘珍年和师部人员留下，第一旅移驻浙南的瑞安、平阳、泰顺三县。第二批第四批到达，勉强分散驻下。修械所暂设萧山。第五批张銮基的第三旅，最后到达温州时，已是到处拥挤不堪，无论如何不能再驻。蒋介石来了命令：命刘部第三旅，西进丽水，经遂昌等地，进驻闽北的浦城。于是，刘珍年部在无地驻兵的事实面前，兵力开始被蒋介石轻轻拆散。
　　我由南京迳到温州，与刘珍年见了面。刘部南来后，人马均不服水土，官兵患疟疾者几达半数，军马每天死亡四五十匹，加以所有官兵，都是直、鲁、豫人，根本不愿南调。所以部队内沸沸腾腾，怨声载道，士气极为低落。至此，刘珍年才感到调防的失策，并开始认清了调到温州已是钻进了蒋介石的圈套。但他这个人骄傲、刚愎，从来不肯认错，可是面对着部队一团糟的情况，心情异常焦躁。特别是放弃了胶东这块“养命之源”的地方，仅拿蒋介石拨给的有限军费，这三万余众的人吃马喂，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刘与我商量，亲去见蒋有所要求，又以军马日有死亡，再过些日子就要死光，不如带去南京交给军政部送个人情。但是人枪仍舍不得放，只是把马带去，原来的骑兵团；无形中变成了步兵。
　　1933年1月，听说蒋介石回了奉化。刘珍年和我，及南京办事处长杨力川，带着六百多匹军马，由温州乘醒狮轮去宁波。上岸后，见到宁波警备司令王南，王告诉我们不必去了，蒋巳回了南京。他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便原船直放南京。到达后，对挑出一百匹好马，送给陈诚，又分送朱培德、何应钦等各十匹，余马全数交给了军政部。
　　刘珍年见了蒋介石，要求把所部二十一师恢复军的编制（以前曾为暂编第一军及讨逆第十七军）。蒋以编遣会议后，全国几十个军已满额为由，拒艳了刘的要求，刘拂袖而去，愤然回到寓所，对我说拟去杭州小住。接着，参谋部次长熊斌，军委会主任秘书高凌百，浙江省民政厅长吕成，先后到刘窝挽劝。当晚，熊斌复来，说蒋允增拨两团饷项，刘仍不愿，当夜与我同去杭州。刘这样桀骜不驯，当然更增加蒋的忌恨。
　　我们到杭州后，住在刘庄，刘珍年无心领略西湖景色与刘庄庭园之美，终日恨恨不已。就在此时，刘部又发生事端，赵振起的第一旅第一团团长陈肃，率两营人驻在浙南泰顺，因陈肃克扣了士兵每人二元的赏金未发，招致全体官兵不满。这两营人哗变，陈肃弃军潜逃。后由旅长赵振起，袭赴百丈口，将这两营人招抚回来。据赵振起说，这两营人只是拉了出去，并未抢掠。但当时浙江人据此大肆攻击，说刘军兵变，地方遭到很大损失。蒋介石即以此为口实，命令赵、梁二旅继续西调浙江的衢县、常山、开化。未挨到达，即改令进驻江西的河口、弋阳、贵溪，二十一师师部，驻在河口。于是，蒋介石的全部计划完成，一面分化了刘军内部，一面把刘军赶到江西，充当他“围剿”共军的炮灰，妄图达到他使杂牌军队与共军作战，彼此势力对消的阴谋诡计。
　　七、刘军缩编与张銮基旅叛离投蒋
　　刘珍年和我，在杭州住了两个多月，得知蒋介石把他的军队，全部调进江西，心虽不肠，却也无可奈何。1933年4月1日，刘珍年偕我，乘汽车由杭州直去河口。到后，即接蒋介石的命令，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第二天，我即去上饶，与驻上饶的第四师参谋长张砌白，同机飞南昌开会。4月5日回到上饶，接刘珍年电话，命我将暂住上饶的炮兵团，带回河口。途中经过石溪（刘部李世骧营驻地），与特务团长崔振东、骑兵团长张秉权相遇。崔未表示什么，张则满腹牢骚。原来，刘珍年回到河口后，又采纳了李恒华等人的建议，不加考虑地下令缩编，把原来任副师长的何益三，调为总参议；第一旅副旅长李风岗调为参议；骑兵团编编取消，团长张秉权调任第一旅副旅长；第三旅旅长张銮基，调升副师长，原特务团团长崔振东，升第三旅旅长。崔振东此行，就是去浦城接事；张秉权则因交卸了骑兵团，调为别职。请假回籍探亲。其他官佐士兵，多有因缩编而被裁汰。对于被裁官兵，并未安置，亦未发给编遣还乡路费。这些人漂流河口至上饶道途骂不绝口。崔、张去后，我又遇到副师长调总参议的何益三。何一见我，即矢口大驾刘珍年，说这样毫无计划地缩编，简直是倒行逆施。又说：“他把我调为总参议，我毫无意见，但我要见他去上海医疗眼病，等了二个多小时才见到。一见面就指着我的鼻子斥责，说我既腐化又恶化。君子绝交尚不出恶声，他这样待我，我跟他没完！”我劝狱何益三，以大家与刘珍年多年关系，请他不要介意，何恨恨而去。
　　我回到河口，参谋处长李恒华告诉我，蒋介石派来一个叫朱一民的少将高参，于4月4日到达，担任驻刘部的联络参谋。由李恒华陪同介绍，我当晚与朱一民见了面。朱即对我说：“浦城方面，似有变动。听说城门已闭，街上贴了不少标语。我当时尚未深信。
　　河口师部设在天主教的教堂内，我和刘珍年住在西院楼上，楼下是师部军需处。我回到师部，先到楼下军需处长白英书室内略谈，听见刘珍年在楼上他的房中大踱。刘听说我回来，即请我到他房中谈话。我略述南昌会议经过，并即提出刘这样事先不订计划，不筹经费，即行缩编，对编余官兵没有适当安排，影响极坏。刘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却由里盒下抽出一份电报给我，我见是张銮基打给刘的。略谓：“希望钧座下野出国，军权交参谋长韩洞。如是，我们的团体尚存在，不然我这独立旅（第三旅原称独立旅），将首先不为你所有矣。”等语。我亦将朱一民所谈的情况，向刘报告。遂决定召来赵振起、梁立柱等，共商对策。张銮基与梁立柱素来不和，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刘对赵振起却不甚放心。
　　次晨，赵振起由弋阳赶来河口。果然，他亦收到张銮基的电报，联络他的第一旅，共同倒刘。刘珍年召开了团、旅长及师部各处长会议。刘在会上，铁青着面孔一言不发，听取大家意见。我力主安抚，事态不要扩大。梁立柱对张銮基抱有成见，一力主战。他要求刘珍年再给他一团人，以他的第二旅可以包打。赵振起则从感情出发，主张由他个人去浦城，说服张銮基，不行他缥着张銮基共同离开刘部。参谋处长李恒华、政怡处长韩梅岭，则主张派人潜入浦城，对第三旅官兵进行分化，孤立张銮基。刘珍年采纳李、韩的办法。但派去的人，立即被张銮基逮捕，前去接事的崔振东，未到浦城，行经仙霞岭，亦被扣押。
　　接着张銮基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刘珍年部。后来听说，在朱一民派到河口前，蒋介石先已向浦城张銮基部派去联络参谋。张宣布叛刘后，蒋介石即命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派员携带四万元（一说十万元）前往浦城抚慰，并允即给番号。不久，命张銮基部为独立第四十五旅，归军政部直属。后又改为新编第三十五师，张銮基即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以赵尘卿为处长。
　　刘珍年见分化张部无成，即电蒋介石报告，并请明令讨伐叛军。蒋起初不理，后来催急了，复电命如稍安勿躁，并嘱千万不可用兵，张銮基这一旅人，是刘部的精锐。从德国购进的两千支手枪，完全装备了这个旅的第九团，这是刘珍年苦心经背的“家业”，是主要的“本钱”，实在难以割舍，怎肯这祥轻轻抛掉。虽然听到了蒋介石、鲁涤平对张部的拉拢，其时尚未证实，正在进退失据，4月末突接军政部电令，谓自五月份起，第三旅张銮基部饷项由二十一师划出，着第四师代领转发。刘接到这个电报才知自己第三旅这份“家当”确已被蒋介石一口吞下。当时怒不可遏，决定离军赴杭，表示抗议。这时．蒋介石在庐山打来电报，召刘赴庐，陈诚、何应钦、顾祝同亦来电，促刘赴庐谒蒋。我和赵振起等，亦劝刘慎重，不可操之过急，刘均不顾。他又召集了一次团旅长会议，宜布第二旅长梁立柱调升副师长，以教导团长薛东阁，升任第二旅长，部队由副师长梁立柱负责。刘打电报给蒋介石，请假赴杭养病。5月20日，刘珍年偕李恒华、韩梅岭，另带参副和电员数人，由河口启程去杭州。我与赵振起等骑马相送。途中，我和赵再次向刘劝谏，赵并说：“一定要离军养病，可去上海也较杭州为佳（意上海可进住租界，比较安全）”，刘不听。
　　八、梁、朱间的矛盾与刘珍年被扣
　　刘珍年离开河口的当日晚间，朱一民即来找我，询间刘的去向。我告以刘已专电请假，赴杭州养病，朱亦没表示什么。
　　梁立柱以副师长代理刘的师长职务。这个人性情粗鲁，好酒如命，他对张銮基的叛刘独立，积愤难平，每于酒后，辄大声漫骂。一天他竟指使十几个团营长，跑到朱一民的住所“请愿”，质回朱一民，为什么中央竟对叛军张銮基庇护？并表示代表全体官兵，向中央请命，要求明令讨伐张銮基，要朱一民转达。朱敷衍了他们一下，便跑来找我，说梁派人对他进行威胁，他的住所很不安全。我安慰了他一番，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认为他的住所不安全，可以搬进师部来和我同住。朱一民不肯，只跟我要一班卫兵，警戒他的住处。我立即照数拔给了他。第二天梁立柱集合官兵讲话，愤怒激昂地重申：一定要讨伐张銮基，言语中对蒋介石蔽护张部，深表不愉。不料朱一民化装成农民，杂在操场外的老百姓中窃听（事后据派给他的卫兵报告）。接着，他回到住所，收拾一个小包，又匆匆地外出，至晚未归。夜间，我接到朱一民由上饶打来的电报，只有廖廖几个字说：“我已安抵上侥，贵师情况当据实上报。”原来他已被梁立柱吓跑了。所谓“据实上报”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
　　刘珍年到杭州后，每天用无线电与我保持联系，我把朱一民被吓逃走的事，向他作了报告，既然已经走了，当时我与刘都未十分介意。过了两夭，我和刘珍年在保定军校时的教官俞次平（广丰人，时任江西保安处参事），忽然由上饶来到河口。他和我一见面，就以过去老师的口吻，对我大加申斥，问我和刘珍年胡闹些什么。我对他的话不明所以，请他明教。俞次平说：“上饶哄动了，说你们二十一师已然反了，江西东路指挥官赵观涛命令驻上饶的第四师邢震南部戒备，邢震南第四师已控制了通往河口的公路，并构筑了工事。我不信你们真的能反，和邢震南说了，特地亲自来看看。”我遂把梁立柱与朱一民间发生的事情，和朱逃走的经过向他说了，俞次平才知道是朱一民兴风作浪，造的谣言。他次晨即赶回了上饶，表示即对邢震南等说明真相。
　　到了5月6日，杭州刘珍年与河口师部的电讯联络，忽然中断，正疑惑间，9日收到刘珍年写给梁立往的亲笔信，大意说：你在杭州，千万不要有越轨行动，免增罪愆等语。才知刘在杭州已出了事．原来5月6日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保安处长俞济时，派军队包围了刘珍年在杭住所刘庄，将刘及参谋处长李恒华、政治处长韩梅岭、刘驻南京办事处长杨力川扣押。刘珍年的日记、文件及中国银行一百二十万元存折（这是二十一师公款，以后经卫立煌手退还），均被搜去。第二天，李、韩、杨三人即被开释。李恒华想系已完成了“任务”，没有再回刘军。他去南京后，不久蒋介石即发表其为南京防空司令部参谋长。
　　我们获悉刘珍年在杭被扣，由梁立柱召集大家开会，商量营救办法，决定派人去南昌见蒋介石。我主张由梁立柱去，梁说他两眼乌黑，谁也不认识。最后决定由我去南昌。我临行时，对副师长梁立柱、第一旅长赵振起、第二旅长薛东阁等说：我们团结坚固，是刘安全的保证。
　　我离开师部不久，蒋介石派黄维接任十一师政治处长。黄偕秘书赵仲旋，于5月14日到河口。未几，黄调走去当副师长，政治处长即由赵仲旋继任，赵也是个酒鬼，与梁立柱杯酒言欢，一拍即合。嗣后，赵为梁出谋刘策，联系各方。这个蒋介石派进来的特务，竟又成了粱的灵魂。
　　九、营教刘珍年的南昌之行
　　 5月11日，我由河口动身，直去南昌。见了蒋介石后，他不待我多说什么，就对我说：“刘师长的事，我都知道。”并嘱我及早返回防地。我不得要领，遂分找陈诚、熊式辉、杨永泰、贺国光等，请代为营救。大家表示愿为尽力，陈诚对找说：“刘儒席太不听话，这怎能行。”要我急速回防，约束部队，千万不可再闹出什么事来，并说待蒋消口气，他必进言力保，一切可不成问题等语。
　　我正准备返回河口，突接梁立柱打来电报，说他即来南昌，叫我等候。梁到南昌后，我陪他见了蒋介石。梁见蒋后，对于营救刘珍年事，一字未提，只说；“我是个粗人，愿为委员长提盒子。”蒋也照例抚慰儿句，我们就辞了出来，又过了两夭，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梁立柱，送给他一万元旅费，叫他即日返防。接着，蒋明令发表，派梁立柱为二十一师暂代师长，派李仙洲为副师长。梁匆匆返回河口，临行叫我暂留南昌，继续奔走，设法营救刘珍年。
　　刘部原特务团长崔振东，经刘珍年发展为第三旅旅长。崔到浦城接事，被张銮基扣留，以后释出。崔曾去杭州，经保安处许可后，与刘珍年见了面。刘仍散押在刘庄的一个小别璧中，有赵辅巨等二人陪伴。刘嘱崔代去庐山，见蒋表示诚意。崔振东借杨力川，去庐山见了蒋介石。这时，蒋已完全得手，遂露出狰狞面目，对崔、杨说：“刘珍年从来不听命令，可以问问你们的参谋长。以前在山东时，我鞭长莫及，现在到我范围内，还不服从，岂能允许。调换副师长、旅长，我还不能擅自专断，他竟一纸命令，独断独行，可见目无中央法纪……”等语。
　　我住在南昌，与陈诚、熊式辉等人，保持联系。但对营救刘珍年的事，没有头绪。一天，熊式辉告诉我：“你的职务可能有变动。”遂即发表我为驻上饶的第四师参谋长，与张砌白对调。熊式辉示意我到第四师后，对于刘的事，可不必再过问。过了几天，他见我还没有走，竟对我说：“有人说你是刘珍年的死党，蒋的侍从室将对你有所不利。”我见南昌已不能再呆下去，即便不走，对刘事亦无可补救，遂直去南京，打电报给邢震南，辞去第四师参谋长的新职。
　　十、刘珍年被杀害的前因后果
　　刘珍年在杭州被扣两年，至1935年5月，解往南昌，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组织军法公审。
　　这时，二十一师代师长梁立柱，受政治处长赵仲旋等人包围，竟背弃了刘珍年。他叫赵仲旋携款二十万元，到南昌活动，向熊式辉、杨永泰、贺国光、朱怀冰等人，馈送汽车等重礼，谋置刘珍年于死地，他好实任师长。
　　 1935年9月，刘珍年在南昌被蒋介石杀害。刘之被害，除梁立柱买通外，尚有种种前因：①刘在胶东牟平战后，俘获了褚玉璞，褚家人托人疏通，讲要拿出五十万元赎命，刘收了褚的钱，仍格其杀害。这种失信杀俘的行径，颇为各方所不满，尤其是使当时的中间人很难作人，大遭怀恨。②1928年，山东混战之际，有曾任贵州督军的老同盟会员张瑞萱，到胶东活动，收编军队，被刘珍年扣压枪决。张的学生崔唯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工作，联合一些人，对刘控告，必欲杀之而甘心也为张瑞萱报仇。③1928年烟台电报局长某〔忘其名），因贪污公款被刘珍年处决。这个被害局长的舅父龚遂初，适任南昌“剿总”的军法处长，亦必欲杀刘，为其甥报仇。④刘在杭州被扣后，在某日记中，发现有反蒋言论。我觉得上述这几项，虽也算作一些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把二十一师抓牢后，才对刘珍年下毒手，作到一口吞灭，永绝后患。
　　梁立柱花了二十万，虽买得刘珍年的死讯，但他的实任师长，却无消息。他特地迫到四川去见蒋介石，在梁离军期间，副师长李仙洲发动二十一师官佐反梁。梁立往平时与官兵本不融洽，一经李仙洲鼓动，便由团、旅长联名发表电报，拒绝梁立柱回任，梁回上饶，求助于卫立煌。卫当时率他的十四军驻在上饶，接替前江西东路指挥官赵观涛的职务。卫立煌故作姿态，把李仙洲及二十一师的团、旅长约到上饶，设宴为梁讲和。这些人不但不肯与梁立往和解，并拒绝与其同席。于是，卫立煌表示无可奈何，由他保送梁到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接着，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代理二十一师师长，梁立柱愉鸡不着蚀把米，落得两面不够人。而刘珍年榨取胶东人民血汗，养起的这部分军队，至此被蒋介石一口吃掉。浦城叛刘归蒋的原第三旅旅长张銮基，编为三十五师后，调驻浙江五（都）一带，有一营人哗变。张率十余骑去追变兵，追到慈溪县，县保安队把张銮基等迎人城款待，张率人离县时，预先埋伏好的保安队，竟以机关枪送客，将张及其十余从骑，乱枪打死。这足以证明蒋介石为消灭杂牌，挖空心思，其手段之毒辣，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