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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历史上的一颗明珠——唐代邢窑白瓷述略
来源: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作者:  加入时间:2009-10-21 14:05:46

邢台历史上的一颗明珠

——唐代邢窑白瓷述略

沈善建 张子甲

 

  做为一个邢台人,对家乡历史上蜚声中外的邢窑白瓷不甚了了,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所以,本文想就笔者视野所及,对邢窑白瓷作个概略的叙述。

  我们常说的陶瓷,本是用器和瓷器的统称,实际上两者在原料、烧成温度以及器物的质地等方面都是有区别的。陶器的出现已有八、九千年的历史。其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阶段。它的发明并不专属某一地区的古代居民,而是史前文化中一个普遍发生的现象。瓷器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发明。

  早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铁元素为着色剂的青釉为特征的原始瓷器。因此,青瓷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硬质瓷器,它到东汉时期已达到成熟阶段。我国白瓷始烧于南北朝时期,隋代又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白瓷的真正成熟还要到唐代邢窑白瓷的出现”①。

  隋唐以前,我国瓷器的发展一直是青瓷占主导地位。到了唐代,青瓷又在南方得到空前发展,并出现了“越窑”②这样的优秀代表。与此同时,白瓷也在北方大量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其中以邢窑白瓷最为突出。它和南方越窑相比,釉色一青一白各有千秋,工艺成就不相上下,代表了当时南方和北方制瓷业的最高成就,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留下“南青北白”的美谈。

  青瓷和白瓷的根本区别,在于原料中含铁量的不同,烧制釉色洁白的瓷器,不但原料不如青瓷易得,烧造工艺也比青瓷复杂困难。邢窑白瓷的出现,表明制瓷工人已经能有效地控制原料中的含铁量,在烧造过程中克服了铁的呈色干扰。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

  “胎质细洁、釉色白润”是邢窑白瓷最突出的特点,唐朝人陆羽在《茶经》书中曾用“类银”、“类雪”来描述邢瓷。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清雍正景德镇窑白瓷的白度为70度,一般认为是古瓷中最高的。邢窑比雍正镇窑要早近千年,而邢窑白瓷的白度大约也在70度以上。就白度而言,已见其难能可贵。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在《茶瓯》一诗中曾甩“月魂”、“云魄”来赞美邢瓷和越瓷③。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邢瓷器胎造型非常规矩周正,胎体十分细薄轻盈。从有关资料对邢瓷出土实物的剖析看其器胎的规范质量的确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表面组织十分严密,釉面薄而均匀,与胎体结合的十分紧密,说明邢瓷在器胎成型、胎质组织以及胎釉的结构关系等方面都是相当成熟的。

  在唐朝人段安节所著《乐府杂录》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有位乐师郭道源,“用越瓯、邢瓯十二,施加减水,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方响”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邢瓷瓯能发出金属乐器那样清脆动听的声音说明其胎体致密度很高,而且已充分烧结,瓷化完全。从出土实物看。这段记载决非无稽之谈。

  从上所述足以看出,邢窑白瓷器物相当精美,具有独特的工艺特点,尤其其胎质之坚细洁白,种光之晶莹润泽,不但堪称唐代白瓷之冠,甚至可以“比之近代白瓷而无逊色”④。

  在唐代,邢窑白瓷曾经是销路甚广、风靡一时的名瓷,唐人李肇在《国史 補》中称它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一种瓷器能够通行天下,这在古籍记载中是不多见的。更值得称道的是,我国瓷器从唐代开始出销海外,而在当时对外输出的瓷器中,邢窑白瓷即是主要产品之一,曾远销到埃及,伊拉克、伊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国。被当地人视为工艺珍品,对世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种产品能否占领最广大的市场,关键在于它能否适应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和有无满足这种供应的能力。就目前的发现看,邢窑品种繁多,粗细兼备 ,细瓷供于达官贵人,粗瓷用于黎民百姓,这自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身分的人们的不同需求。而从已发现的邢窑残存物堆积层看,当年的烧造规模之大是惊人的,这自然又具备了供应全国、出销海外的生产能力。

  由上可见,邢窑白瓷在工艺技术、烧造规模以及销售市场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因而使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但见诸古籍文献,在现代史学家的论著中也多有提到它的,而国内外研究我国古陶瓷和 陶瓷史的论著,更是凡讲唐代瓷器无不论及邢瓷,可见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

  在邢窑的历史上,它以唐代最为兴盛,经过五代,到宋代已鲜为人知了。关于 邢窑衰落原因的研究,目前仍还不甚深入,笔者所能见到的意见大体是:邢窑白瓷光素无纹,难以长期维系消费者的喜爱;宋代以后邢窑制品愈加粗率,与后来居上的定窑、磁明窑相比更见逊色,终至于被人们遗忘。

  笔者认为,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记载邢窑的古籍文献来看,在唐末五代之交人们对邢、越两窑还是同样看重的。 历五代到宋,越窑非但没有衰落,而且还有许多进步,邢窑则已被人们完全遗忘了。一般来说,事物的衰亡应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邢、越相比,邢窑的这个演变过程竟显得十分短促。联系其“宋代以后制品愈加粗率”的事实,似乎不完全是竞争中的“不进则退”,而象是一种自身的“向后转”。

  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缓慢,极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人类文化还很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工艺的延续或进步往往主要依赖于生产有直接的经验传递和积累。因而,由于战争之类的社会因素,很可能造成工艺的停滞、中断,甚至重温已经走过来的进步过程。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不联系邢 窑所处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古邢台的历史沉浮来研究邢窑的衰落原因了。

  邢台属于仰韶文化分布地区,自古就是“依山凭险”的交通要冲和“地腴民丰”的“形胜之国”。正由于如此,又使她成为历代豪强竞相侵掠的对象和兵家的必争之地。当历史演进到唐末五代时,自公889年李克用和朱温争夺邢州开始,到公元949年郭 威进至邢州止,北方五国无不染指邢地、使这块地方出现了史书所说“兵无虚岁,地为战场,民不能稼”的空前惨状。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辽也加入了对邢州的侵掠。《辽史·萧阿古只传》载:“天 赞(公元922—926年)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瓷 窑镇”。这个“瓷容镇”究系何地?笔者尚不得而知。但今宁晋、柏乡、临城及隆尧之一部当时确属赵地。公元944年,辽又入侵后晋,前锋 抵邢州,次年大兵入邢,所到之处杀掠殆尽,此后邢地即成为辽与后普交兵之地。公元947年。后汉进攻辽 将镇守的邢州,辽援兵再次大掠邢州。据史书记载,五代时北方的混战死伤人命动辄以十数万、数十万计,抢掠财物往往伴随着屠城灭村。而当时的辽还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奴隶主集团不但掠夺财物,还掠夺人口,辽的手工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由上不难想见,五代时邢州连年不断的战乱,必然带来邢窑工匠的大批死亡、逃散,被掠至辽也是极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哪还谈得上什么工艺的延续和进步呢?

  因此,我们仍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五代时邢州一带战乱的社会局面,是导致邢窑烧造工艺停滞、倒退,制品日渐粗劣、蜕变,终致 于被“开除”了名窑“窑籍”的起主导作用的原因,至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邢窑是我国陶瓷史上驰名古今、享誉中外的一处名窑。但由于历史原因,邢窑窑址长期湮没无闻,又使它成为中外学者都极为关注的一个疑团。为了解开“邢窑之谜”,我国古陶瓷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付出了长期的艰辛劳动。八十年代初,终于在邢台地区临城县境内探寻到多处唐窑遗址和大量的瓷片堆积层。经专家们分析鉴定,这些古窑址中的器物“无论在制造工艺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的鲜明的唐朝时代的特征”,一致认为这里“无疑是唐代邢州窑群遗址之一 部”⑤。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古陶瓷界。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消息的电讯中说。“这些发现解开了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关注的‘邢窑’之谜”,“填补了我国陶瓷史上一页空白,对研究唐代邢瓷的艺术风格,工艺成果和恢复邢瓷的生产,进一步发展我国陶瓷工业有重要意 义。”

  据古籍记载,邢瓷产于内丘。多年来我国古陶瓷专家和研究者曾在内丘东 瓷窑沟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发现这里晚期容器及残片之多几乎俯拾即是,其邻近的贾村一带还发现了较早的青瓷和白瓷片。另外,当地还有着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特别是丰富的 陶瓷原料资源,并存有已被就地采用了的瓷土矿床残迹。所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确切的唐代窑址遗存,仅以上述地表发现来印证文献记载尚嫌事实不足 。因此,邢窑的主体究竟在哪里?邢 窑群分布范围究竟有多大?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事实是 ,我国古代制瓷业大都是靠近原料产地建窑烧造的。而邢台地区内 的沙河、邢台。内邱、临城四县西部,均有大量的陶瓷原料蕴藏,其贮量之丰,品种之多,都很惊人,至今仍为不少陶瓷生产厂家所采用。这无疑是发展制瓷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而在邢台民间至今还口头 流传着许多关于古瓷窑的材料。其中最为盛传的除内丘瓷窑沟外,还有沙河的赵窑、高窑和邢台的东窑、西窑,实地考察这几处均有窑址遗存至于其烧造情况如何?与邢 窑是何关系?其历史联系如 何?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但以上情况足以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在古邢台的大地上,制瓷业几乎遍地开花,又有 唐代邢窑白瓷这样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把古邢台称为“瓷器之乡”当是不过分的。

  我们的家乡有着发展田瓷生产的优越条件、邢窑白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遗产。邢窑的兴衰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对邢窑进行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 ,也是我们邢台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182

  ②越窑在今浙江余姚县境内,因是春秋战国时的越国故地而得名

  ③皮日休《茶瓯》诗:“邢客和越人,皆能造资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似旋眼,苹沫香粘齿。松下时一看,支以补如此。”见《全唐诗》

  ④叶 哲民《邢窑刍议》,见《河北陶瓷》1982年第1期

  ⑤见《邢窑与邢窑艺术鉴赏会纪要》

  见杨文山 《唐代邢窑白瓷的初步深讨》,《河北陶瓷》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