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一二·一”惨案
——忆一次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
高 翔
“一二·一’运动，是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兴起的一次伟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周总理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上说：“昆明惨案，是新的‘一二·九’。昆明学生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它虽然巳过去四十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
运动背景
“一二·一”运动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由重庆回南京，来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重建全国性的独裁专制政权，因而就出现了严重的内战危机。共产党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口号，表达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心愿。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准备内战，大搞政治欺骗。装出要“和平”的样子，一面电邀毛译东到重庆和谈，一面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我党及时提醒人民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在解放区准备自卫反击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抗战时期，云南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蒋介石把昆明作为他国防交通线的联络站。抗战后期，美军驻防昆明，蒋的陆军总部也设在昆明。因此，昆明就成为国民党在西南的重镇，而国民党对云南人民的刹削和压迫也更加沉重。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劝独裁统治，因而人民与美蒋反动派的矛盾就更加突出。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云南，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发动军事政变，赶走云南省主席龙云，换成蒋的亲信李宗黄，这就加深了国民党巾央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抗战后期我地下党曾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开展了一系列的民主斗争。昆明又有民主气氛比较浓厚的著名的西南联大，这样云南就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功比较活跃的地方。
执战期间，全国有名的北大、清华、南开迁到大后方，三校合并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联大教师中有不少闻名全国的进步教授、学者和专家。如敢于仗义直言，公开表达人民意志的李公朴、闻一多，历史学家吴晗，前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社会学家费孝通。还有朱自清、楚图南、闻家驷、潘大逵等。联大的学生大多是来自沦陷区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他们经过几千里的辗转流亡，接触社会较多，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也较深。在昆明又亲眼看到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再加上亲自经历着流亡的煎熬，其中的许多人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有的教授除在大学授课，还得在中学兼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民谣“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这些生活经历，促使他们觉醒。从历史上看，联大具有“五四”、“一二·九”的光荣革命传统。当时虽然有些人对美蒋反动派的面目认识不清，但不少人是要求进步的。经过党的艰若细致地工作，通过组织“读书会”、壁报社团，建立“民青”（党的外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党的主张，团结教育了大批进步学生，锻炼了大批骨干力量。这些，都为“一二一”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西南联大就成为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昆明也就成了矗立在国统区的民主堡垒。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很活跃。大学和多数中学都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领导人极少数是地下党员，更多的是民青成员。通过民青组织秘密联系，以自治会的名义，利用节日为“五四”、“双十节”等公开组织集会游行。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其中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的“护国”起义纪念活动，犹历历在目。二十九年前、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再建民主共和，云南是有特殊历史功绩的，利用这个历史上的特殊纪念日，来反对当时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就具有新的历史意义。
是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和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联大、云大、中法、英专），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在云大广场组织了约两万人的群众大会。听众绝大多数是大、中学生，也有少数社会青年，其中也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我们市女中的一些同学和几个教师早就到了会场。随后，昆华、云大、联大附中的同学也来了。会上历史学家吴晗讲当年人民反袁的史实。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喊出了“废除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自由”的口号。游行时，沿途还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我当时不解，学生游行为什么还有军警随行？事后才知道，驻昆明的国民党要员何应钦，要出动军队阻止学生游行。但省主席龙云说“你派出军队，和学生发生冲突，出了事你负责。你不派兵，我负责维持治安，出了事我负责。”游行时见到的军警，就是龙云派出来的。地下党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开展学生民主运动。
舒彬（市女中唯一的地党员）到市女中后，我校的民主活动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我们建立了学生自治会。段菊芬是主席，我是委员。为了团结同学，自治会研究决定，首先协助学校办好伙食，以取得广大同学的信任和支持，因而自治会号召的事多数同学乐于参加，为以后开展校内外民主活动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五年的“五四”纪念大会，比上一年的规模更大，参加的人更积极更踊跃。为了大、中学校相互联系，开展活动，会后组成立《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
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两年，昆明的学生运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大会、小会，公开的、秘密的穿插进行。参加秘密小型会的是各校进步力量的骨干，在会上介绍“内部”情况，研究斗争方法。
经过一两年的工作，锻炼了骨干，团结了同学，为以后的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时事晚会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反内战，争民主”。学生运动的中心任务和人民的要求一致。因此，时事问题就成为全国人民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进步青年学生十分关心的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四所高等学校（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的学生自治会决定在云大联合举办时事晚会，邀请几位赞成和平民主的著名的进步教授讲演。当天下午五时许，会场上就座无虚席。约六时许，云南大学校方突然宣布：“接地方当局令：禁止学生集会。理由是昨晚地方党政军联席会已宣布一律中止学校、团体集会游行的禁令。”在座的学生闻讯群情激愤，大喊：“不让我们关心国事？这个会非开不可！”晚会主持人宣布：晚会地点改在联大广场举行。云大和联大相距一里多路。七点钟广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五、六千听众有大学生、中学生，还育社会青年。我们市女中学生自治会组织二十多个同学和四、五个进步的教师参加。
会场上人虽多，却很安静。几千双眼睛降得大大的，注视着演讲台。我们的座位离主席台有五、六米远。
大会开始，主席沉痛地说：“国家苦战了八年，如今算是胜利了！但是跟着来的并非幸福和平，而是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坚决反对内战！”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个被邀请讲演的是钱端升教授，他正讲到精采处，突然机关枪、手榴弹夹杂着步枪的声音“嘣嘣……达达……地大响起来，枪声越响越近。原来是联大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流弹在会场上的低空横飞，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枪声来驱散参加晚会的群众。听到枪声我们都不禁一怔。这时混进听众里的特务分子乘机活动起来，大施破坏伎俩。钱教授毫不畏惧地继续讲话。学生纠察队加强巡逻，维持秩序，会场很快恢复了平静。钱教授最后用坚定的语气说：“要制止内战，要解决国内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只有组织联合政府这一条路！”
第二个讲话的是伍启元教授。题目是：从财政经济观点论内战必须避免。讲话时虽不断有枪声来扰乱，但听众的注意力好象比平时更集中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伍教授结束他的讲话说：“要避免中国的财政经济危机，要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就要坚决遭免内战。‘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是抗战胜利后人民的要求，也是师生共同的心声”。费孝通教授讲的是：“中国内战与美国”。他一上台就说：“我先要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要黑夜中坐在这里开会呢？为的是呼吁和平！”紧密的枪声和掌声交响着，流弹在费先生头上不时飞过。他接着说：“我们不但在黑夜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台下听众高呼“用我们的呼声来反对枪声！”然后费教授加重语气说：“美国人民
还是我们的朋友，帮助中国打内战的是美国的大资本家！”忽然电灯灭了，枪声也更紧了。原来是通向会场的电线被剪断了。联大同学马上点燃汽灯继续开会。忽然听众中有个穿蓝衫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冒充老百姓，请求上台发言。主席允许后，他跳上台，大声呼喊：“你们说的是内战，我说不是，是内乱。”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把内战说成“内乱”，把它用武力来进攻解放区说成“勘乱”。所以这个上台讲话的家伙，一下子就露了马脚。他刚说完是“内乱”，听众就冲着他齐喊：“胡说！”、“滚下来！”有人又说：“把他拖下来，赶出会场去！”一些用礼帽压着眉毛的人，正在人群中往来挑拨：“揍他！揍死他！”但同学们识破了他们企图搅乱会场的阴谋。冒充老百姓的人，见大势不妙，灰溜溜地下了台。主席立即当众宣布：他就是特务头子、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今晚专门奉命来破坏晚会。
墙外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一阵比一阵紧。特务破坏，军警恫吓，显然是有周密计划的。我们对教授们的安全非常担心。快九点了，会议最后通过几个通电：一是《昆明大、中学生反内战宣言》，一是《呼吁美国政府撤退驻华美军，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致电美国人民，呼吁他们向政府抗议，停止用军火继续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迅速退出中国内战漩涡。当宣读到国民党政府用美国援助的飞机、坦克、火箭炮、机关枪、冲锋枪残杀自己的人民比日本还残忍那段文字时，我们周围许多人都悲愤地哭出声来。
最后，晚会主持人镇定地宣布：“为了同学们的安全，为了与会者的安全，会议不再继续了”。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歌声中结束。
黑压压的五六千学生，按顺序步出会场。我们刚走不远，前面的人走到联大校门口时，被枪声阻回。
在冬天的寒夜里，在漆黑的大地上，几千名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青年学生，得到的竞是这样……。联大通往城里的一切路口，全部武装戒严不许通过。我们在联大校门前徘徊。学联的干部，一部分保护教授，一部分去做戒严士兵的工作。看守云大后门的士兵是北方人，针对他们抗战胜利后都想回家的心理进行宣传：“打败日本后大家都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可现在有些地方，内战又打起来了。内战一起，你们就复不了员，回不了家。我们开会谈的也是打起仗来，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好”。这些士兵终于被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答应撤岗放行。当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二十六日凌晨两点了。回校后，我们对特务军警武装捣乱会场，非常愤慨，议论纷纷。
罢课抗议
时事晚会的第二天一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本市西门外（联大就在昆明市西门外）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闻讯，即赶往捉捕。匪徒竞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见报后，群情激愤，学生纷纷要求罢课，以示抗议。二十六日，联大地下党支部向省工委反映，群众已起来了，党要加强领导，不领导，群众会自发起来进攻。省工委立即研究决定总罢课。下午学联召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席会议。决定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
舒彬、段菊芬和我作为市女中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以联大、云大、中法和英专四所大学为主，加上一些中学的自治会建立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会）。以罢联会名义发宣言、提条件，领导全市大中学生的罢课活动。同时出版《学生报》和《罢委会通讯》以大字刊登《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同胞书》提出
（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
（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
（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
同时向云南党、政、军当局提出要求：
（一）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
（二）立即取消二十四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
（三）保障同学之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
（四）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致歉。
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各校相继成立罢课委员会。市女中的罢课委员会由段菊芬、舒彬和我组成。罢委会决定参加大中学校联合组成的罢联会。为了及时了解情况，罢联会派联络员与各校罢委会联系。派来我校的联络员是联大民青二支部盟员马如英，我们亲切地称她马姐姐。
斗争是针锋相对的。在罢联会决定罢课的同时，云南省国民党的头子李宗黄、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也召集他们的哆罗开会。关扬言：“学生在校内有开会的自由，我在校外有开枪的自由。”他们采取“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反动方针。
我校罢委会成立后，即分头向师生宣传。晚上我们先深入住校同学的各个宿舍，清晨就走出校门，对来上学的同学，说明罢课的原因，并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行列。有些同学随即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伍，有的背着书包回家了。
我们校内两派力量的斗争异常激烈。我们成立罢课委员会，他们就指使学生中的三青团分子成立“反罢课委员会”。我们出壁报公布十一月二十五日开时事晚会被军警武装干涉扰乱的真相。他们也出壁报。我们宣传“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他们则说：“不是内战，是内乱”。李宗黄、关麟征还召集各校校长会议，限令校方交出活动分子名单，并限令各校二十八日无条件复课。
我校的党棍特别猖狂。训导主任钱二新、军训教官李建三，趁校长卜兴询召开校务会议传达校长会议内容之机，公然提出要开除段菊芬、舒彬和我。进步教师潇学恺、文波等就坚决反对。中间教师不表态。有个和校长关系较近又倾向我们的教师说：“她们同外面（指罢联会）有联系，罢课不是一校之事，开除了她们，引起麻烦不好办。”会上争论很激烈。卜兴询校长在一些中学校长中还是比较开明的。他对学生没采取过高压手段。他虽同情学生，但也想照章行事。在经过校务会议的争论之后．李建三等人的提议没有通过，他们企图开除学生骨干，镇压市女中学生运动的企图没有得逞。罢联会要求我们：坚持罢课；坚决反对威胁分化；当警察进入学校强迫复课时，务必要沉着镇静，要争取可能争取的老师和同学。
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当局派武装警察到校强迫复课。有的学生被赶进教室，但教师不来（教师也罢教了），有的教师来了，但没有学生。
罢课后，我们组织同学到社会上宣传，向家长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罢课是被迫的。
外出宣传，一般是分小组进行。我们市女中和云大同学混合编组，每组约十多人。我们那个组有六、七个女同学，四、五个男同学。每次外出宣传，先选好地形，就唱歌、贴标语（废除一党专政，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要求言论、集会、自由；严惩射击联大的凶手！），等人群集拢后再演讲。我们这个组里有一个云大男同学，他演讲富有鼓动性，很受听众欢迎。这
里在演讲，负责演剧的同学就紧忙化妆。演讲一结束，就演街头活报剧。当时演唱的有些歌词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如“中央社是造谣社，中央报是造谣报，专放谣言欺百姓，大家不要再相信。丧心病狂造遥言，诬蔑中伤不要脸，颠倒黑白和是非，大家不买中央报！”学运期间，《中央日报》销量大减。宣传对象中有士兵，我们就唱“兵士们！抗战八年的兵士们呀，你们的鲜血快流干哪！人民在呼唤，人民在希望，放下你手中的冲锋枪啊，英勇地站过来呀！我们高声喊啊：反对内战！”他们听后，有的鼓掌，有的低下了头，有些伤兵流下了眼泪。唱完歌，演完戏，就散发《罢联会通讯》。通讯上有各校动态，各地支援情况及各方的反映。这个为配合当时斗争而出版的刊物，由党的秘密印刷厂印刷．每期约一万五千份，在学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射击联大的事件发生后，教授和各界人士纷纷表态支持。联大的教授们公开发表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言人发表《对昆市大、中学生罢课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声明》。
“一二·一”惨案
罢课后，省工委随即指示：在斗争中要团结同学，团结进步教师，争取校方的同情和支持，向师生的少数反动势力作斗争。我们按上述指示，尽力团结同学和教师，使敌人的强迫复课复不成，开除学生的提案被否决。罢课运动的队伍，越来越大，宣传越来越深入。云南当局，狗急跳墙，大打出手。
十一月三十日，外出宣传的同学挨打的消息不断传来。联大学生在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前宣传，有一个着西装的特务用刀刺伤一个同学的手臂，另一特务用手枪射击另一个同学。行凶后，凶手扬长而去。同时，武成路上，也发生类似事件。一组宣传队，正在武成路进行宣传，突然出现几个头戴礼帽，身穿西装的人来横加干涉．队员田振邦上前解释，正说时，十几个便衣特务，拿着棍捧向宣传队员冲来，队员急忙躲避，他们围住田振邦，举起棍棒就打。咀里一面恶狠狠地骂道：“打死你这杂种！”田当即身受重伤，躺倒地上。其他队员立即赶来救援，好几个人的背部头部也被打伤。有的跑回学校报告，当纠察队员赶到时，打手已无踪影。田振邦当即被送云大医院。三十日这一天外出宣传、纠察的学生，还有被军警捕去的朱谷怀、刘学菊等二十多人。同一天，联大、云大学校附近也发许多形迹可疑的人活动。据省工委指示，罢联会决定：各校暂不外出宣传，坚守学校。
十二月一日上午，联大校舍、联大师院、云大、昆华工校、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等校先后遭军警特务袭击上午十时，身穿杂色军服的人，带着木棍、扁担闯入云大校门，把门口所贴的壁板标语撕去，打烂了岗警棚和桌椅，井追打同学。当场多人受伤。暴徒高呼：“冲上去！”因云大石阶太高，打手呼啸而去。此时联大也得到暴徒袭击学校的消息。罢联会通知要同学作紧急戒备。不一会儿，联大门口来了两三个穿军装的在撕标语。随后有带“军官总队”符号的百余人，扬言要看壁报。他们不听劝阻，闯入校内，用棍棒石块殴打同学和校警。其他同学赶到连劝带推，把闯入校内的十余人推出校外，紧闭校门。门外士兵向校内扔石头、砖块。有个头头用口哨指挥，猛力槌打校门。同学们一面顶住校门，一面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的同学爬上梯子向墙外解释，但砖石投得更急。登梯解释的同学被迫下来。正在这时，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路过联大校门口，看见一些军人正向校门猛冲，其中一人巳拉开手榴弹要往校内扔，于老师急步上前把他推开。“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校内的许多同学得救了，于老师却被炸伤头部，倒在血泊中。送往医院后，因流血过多，当晚在云大医院逝世。这位年轻教师用自己的生命护卫了同学，他永远值得人们崇敬。
于榴弹爆炸后．联大同学出校门解释，又遭毒打，连前来劝阻的袁复礼教授夫妇也被打伤。
十一时左右，四、五十个有穿便衣、有穿军服的人，由三青团云南省支部宣传股长周坤率领，强行闯入联大师范学院，闯到饭厅前院开枪、投手榴弹。师院同学随即退到隔壁昆华工校，然后和工校同学联合反攻，将特务和武装人员逐出校门。不料他们又将门打破，投进两枚手榴弹，轰！轰！两声，好几个同学中弹
倒下。师院同学李鲁连，弹片由耳穿入头部。其余同学退到二门。那些暴徒重新闯进校门，殴打受伤同学，年仅十七的张华昌头部受重伤，又遭毒打。地下党员潘琰带着伤去救同学，暴徒把她打倒后，又用匕首在她胸部腹部连刺三刀。同学前去救她时，她还用微弱的声音喊：“同学们，团结啊！”暴徒见多人倒在血泊中，才扬长而去。当我们得到消息，我和几个同学跑到现场时，只见满地血迹，碎纸片片。校门外围观的群众愤怒地议论：“这算什么世道！”
受伤同学被抬往云大医院，抬伤员的同学刚从医院出来，就被一队穿军服的人包围，抢去钢笔、手表，并遭一顿毒打。联大同学高金堂受重伤，女护士马静成上前劝阻也遭殴打。
于再、潘琰当晚在云大医院逝世。张华昌逝世于甘美医院，李鲁连在抬往医院途中停止呼吸。
四烈士的遗体抬回联大图书馆阅览室停放。平日他们在此读书，现在他们瞪着眼睛躺在这里。眼泪流在每个人的脸上，仇恨燃烧在每个人的心头。
这一天除被杀害的四名师生外，受伤的还有二十多人，重伤八人。其中有教师、工友、同学，师院的缪强烈同学被炸断一条腿．这是十二月一日发生的一场修案，故称“一二·一”惨案。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就用这一天命名。
十二月一日下午，罢联会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力的战斗队伍，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等各方面的支持。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反动派大反攻。
惨案发生后，罢联会公布事实真象，并讨论通过了《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除罢课时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几条：
1、严惩祸首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周坤。
2、安葬死者，建四烈士墓；抚恤死难者家属。
3、医治伤者，赔偿毁坏的一切公私财物。
我们市女中罢委会按罢联会决定，积极组织同学开展宣传，让更多的人明白，青年学生是因为关心国家大事被镇压，而被迫罢课，为反内战争民主而惨遭屠杀。这就暴露了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争取更多的人投入到为死难烈士复仇的罢课运动中。
二日下午，四烈士入殓典礼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参加入殓典礼的约数千人。有教授、教师、大、中学生、社会人士。我校罢委会成员都参加了这庄严肃穆的典礼。每人臂带黑纱，按顺序步入图书馆内瞻仰烈士遗容。烈士的亲友在旁边守卫。大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默默地缓慢地走过烈士的遗体旁。
下午三时，烈士遗体从图书馆抬出，安放进黄红色的棺木中。联大阅览室成了四烈士的灵堂。
我多次走进灵堂，去悼念死者，去默诵那些从内心进发着愤怒的挽联、挽诗、挽词。我们市女中的挽联是：
隐恶毁善，魑魅有心催国运。
友敌伤亲，鹰犬无能猎家禽。
南菁中学的挽联直接表达了大家的心意：
死于青天白日旗下，活在世界人民心中。
联大自治会的挽联．把同学们的态度和决心表达得痛快淋漓:
今天你们敢于打进民主堡垒！
明天我们就倾复法西巢穴！
冯至教授的《招魂》贴在灵堂正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摘几句。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役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好象吊唁者在亲切地和自己的战友说话。一九八三年我应邀回昆明参加学生运动史料征集座谈会，去凭吊四烈士墓时，见墓地正面的石碑上还嵌刻着这首挽诗。引起我当年的许多遐想。
灵堂里展列着无数的挽联，挽诗、挽词、漫画。几块大黑板上贴着“一二·一”惨案实录。并列停放的四口棺木上覆盖着国旗。旁边桌上放着血迹斑斑的烈士血衣。整个灵堂在无声地控诉着反动派的暴行。灵堂充溢着肃穆悲愤的气氛。
同学们成群结队的去烈士灵堂前宣誓：“你们死了，还有我们，你们的血决不会白流！我们要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
学生运动的队伍越来越大。去灵堂吊唁的除学生外，还有学术团休、职业青年、宗教界、少数民族、工商界：甚至连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去吊唁。几天来，参加吊唁的共约十五万多人次。虽然特务就在灵堂旁拍照，准备以后进行迫害，但前去吊唁的人，谁也不怕。不少人吊唁后还当场捐款．共捐三千多万元。《新华日报》还捐十万哩!
反动当局看到屠杀也不能把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于是就提前放假，让家长把学生叫回家。并规定不让学生住校，停止学生伙食，阴谋分化瓦解学生运动的力量。本市许多同学的家长纷纷到校把学生叫回家。我家里也派人从五百里外赶来学校要我回家。我们能否把罢课斗争坚特下去，面临着严重考验。我校
罢委会的几个负责人和罢联会商定，我们搬到云大去吃住。记得滇南的同学有段菊芬、李宣明和我，滇西的有舒彬、钱家郁（钱平）、杨重喜（杨烈），还有滇东南的张月如，昆市的吴士珍等。其他学校也有搬去的。寒冬腊月．我们睡在云大会泽院的水泥地面上，天冷，被褥薄，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白天街头宣传的动人情景，温习着刚学会的宣传歌曲。天气虽冷，但大家的战斗热情很高。
全国声援
四烈士的鲜血，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了史多人的觉悟。社会各界对我们学生均表同情。全国各大城市也大力声援纷纷谴责反动派的暴行。
惨案发生后，罢联会通电全国，公布惨案真象。蒋介石非常恐慌，派了一百四十多名特务来昆明检查邮电，企图封锁消息。但罢联会秘密派出的学生代表，已及时列达重庆、成都，出现在这些城市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大会上，并当众报告了惨案真相。
惨案发生后，《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中国青年的光荣》等四篇短评和三篇社论。《解放日报》十二月七日也发表题为《昆明惨案》的社论，谴责杀人凶手，同情声援学生。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也发表谈话，抗议反动派屠杀学生的暴行。十二月六日，昆明的四所大学，几十所中学的教授、教师三百多人，发表《教师罢教宣言》。闻一多、尚钺、费孝通等名教授带头签名，重庆各界集会追悼死难师生，并致电昆明罢联会誓作后盾。成都开大会支持昆明学运，会后举行大游行，许多大学的师生参加，连知名的国际友人文幼章也参加了游行队伍。上海、北平、武汉、广州、贵州等大城市也纷纷表示 声援，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并向昆明师生发致敬电。
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民主运动。
惨案发生后，重庆的知名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茅盾等发唁电、慰问电。那些充满激情的挽诗、挽词，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使我永志不忘。如郭沫若的《进步赞》写道：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一二·一”。
水龙巳经进步为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了手榴弹。
陶行知怀若满腔愤怒的挽诗：
流血
流胜利的血，
流内战血
现在是反内战也要流血
战士流血，
人民流血
现在是学生也轮到流血。
是谁杀中国人？
是中国的“好汉”。
用的是哪儿来的枪？
是“友邦”来的枪。
射的是盟国来的子弹。
让同胞们都知道这件事
齐起来制止这悲惨的内战。
停灵复课
惨案发生后，云南当局迫于学生的罢课抗议和在社会各方面谴责的压力下，于十二月四日演出了一场“公审”凶犯的滑稽戏。云南当局主要负责人关麟征、李宗黄亲自出庭。罢联会拒绝参加。十二月十一日警备司令部布告．要枪毙四日公市的两名罪犯作替罪羊。罢联会致函警备司令部，认为在真正主谋凶犯尚未
严惩之前，将二犯突然枪决，有灭口嫌疑。
十二月七日，蒋介石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诬蔑学生罢课是“贻误建国前途”。罢联会据理进行批驳。
十二月九日下午，由云南省主席卢汉（惨案发生后上任）召集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听取学生的意见，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及霍撰彰代表中央出席。卢要求学生复课，学生代表对云南当局提出如下要求：
l、安葬死者，建四烈士墓，抚恤死难者的家属。
2.保障同学人身自由，不得任意逮捕。
3、中央社必须更正诬蔑学生的报导，并止式道歉。
4、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主谋者。
5、严惩主谋凶犯。
前几条当局当即答应。惩办凶犯一条，斗争很激烈。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支持学生的要求，民主报刊也先后发表文章，表示支持。国民党当局迫不得巳枪毙了几个替罪羊。学生还是不答应，不发丧，不复课。
蒋介石对爱国青年学生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很不得人心，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昆明惨案后，反内战声浪遍及全国各地，一致要求尽快召开政协会议。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中国内战，中共代表周恩来也率代表团由延安回到重庆。全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是召开政协会议解决国家大事。联大、云大的教授们答应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起诉控告关麟征，向最高法院起诉控告李宗黄，同时劝学生复课。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在关、李二人停职议处后，罢联会很据地下党指示精神作出决定：停灵复课。时间约在十二月下旬。罢课斗争告一段落，但斗争并未结束。
特殊斗争 出殡
一九四六年春，学联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一二·一”惨案的善后——出殡安葬四烈士。
出殡是又一次重大的斗争。学联坚持先惩凶后出殡。否则，不足以慰死者。经过反复斗争，蒋介石被迫宣布：“关麟征、李宗黄处理昆明学潮不慎，酿成惨案，停职议处。”
斗争的最后问题是如何出殡。反动派找种种理由企图迫使同学取消出殡。双方都知道，出殡确实是一次大游行，是“一二·一”运动彻底胜利，反动派彻底失败的标志，双方都势在必争。经过多次回合的斗争，反动派还是失败了。最后，他们同意出殡，条件是：出殡时不喊口号不贴标语。从策略出发，学联同意了他们的条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学联也决不听反动派的摆布。我们以唱挽歌、设路祭来代替日号，以举花圈、挽联、挽诗、挽词来代替标语。突破了它的限制。出殡日期订在三月十七日（星期日）。星期六下午课后，我负责组织同学做白花，做花圈，准备好第二天要用的黑袖套。告诉同学们第二天一早来校集合，然后再整队去联大。
整个出殡工作，准备充分，组织严密，井然有序。是日九时许，我校队伍已到联大，只见一队又一队的学生队伍来到草坪，八十一天前举行时事晚会的老地方。合唱团的成员分散到各中学教唱《送葬歌》。我和殉难四烈士治丧委员会联系后，领取我校队伍高举的挽联、花圈和挽诗词。纠察队的大同学，在各校队伍中 来回走动，不时交换着警惕的目光。每个送葬的人，都胸佩白花，臂带黑纱。十点刚过，一阵爆竹声响过后，三万人的送葬队伍就出发了，我们要抬着死者的棺木、血衣向昆明市有正义感的人们．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队伍的前导由几十辆自行车开路。最前而是“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的大横标。随后是自由钟。钟声低沉哀怨，缓缓前进。八个同学抬着“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木牌。乐队不时奏哀乐。接着是殡仪主席团成员（各大学校长、部分中学校长、商会理事长、治丧委员会常委、学联代表）。这些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二·一，惨案中被炸掉右腿的缪强烈。他坐在人力车上，旁边的大玻璃缸中装着被炸掉的那条腿。再后是愤怒遣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直径一米左右的“党国所赐”四个大字。然后整个送葬队伍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吕四烈士的先后顺序分为四段。第一段开头是“于再烈士灵仪”横幅。再后是烈士像亭，旁边举着用大字写成的烈士传略及被害情况，还有死者的血衣。随后是送葬行列。每口棺木后都有一所大学，七八所中学的送葬队伍。我们市女中被安排在潘琰烈士的一段。这一天我校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前面两个同学拾着《昆明市立女子中学》的横标。排成四路纵队。两旁的同学举着挽联、花圈，迈着缓慢沉重的步伐，唱着催人泪下的葬歌。沿途交通要道都设路祭。我看过十多篇祭文。每一篇都表达了对死者的深切悼念和继承烈士遗志的决心。路祭，既祭奠死者，寄托哀思，也控诉了反动派的罪行。
送葬队伍十点多从联大新校舍出发。因人多，路祭多，走的很慢。我跑回学校路口，把整个队伍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然后又加入我校队伍的行列。
反动当局下令商店关门，抗议学生出殡。正好，关了店门看送葬。市民挤满街道两旁。挽歌听得真真切切，挽联看得清清楚楚。送葬队伍遇到拐弯处，怕坏入乘机扰乱，纠察队就手挽手结成人链，保护队伍顺利通过。从早到晚，整整一天，这三万人的出殡队伍，是一次悲壮肃穆非常成功的大 流行。
最后各校派代表参加安葬仪式。向烈士默哀时，几个月来的斗争情景犹历历在目，无限悲愤涌上心头。
四烈士墓就座落在他们学习战斗的西南联大校园里。
结束语
“一二·一”运动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前后经历了近四个月。由于运动始终在党的关怀领导下，保持着正确的方向，广大青年学生团结奋斗，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全国声援配合，向敌人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顽强斗争，因而使这场震惊中外的运动，终于以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
败、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一二·一”运动，锻炼了一批青年学生，烈士的鲜血激发了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投身到革命洪流中。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几乎全暴露了。地下党为了保存力量，培养干部，大部分被转移到滇东、滇西、滇南参加边纵（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打击敌人，在配合野战军解放云南的战斗中，作出重要贡献。一部分随西南联大复员平津．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部分被送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少数没有暴露的骨干，被留下来坚持斗争。建国后，云南省、市、地、县的领导干部，有不少是当年“一二·一”运动的学生骨干。
“一二·一”运动是国统区反内战争民主的先锋。它对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北平学生的反美抗暴斗争，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武汉等地学生的“三反运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都有深刻影响。正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有力地配合着解放区的武装斗争，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 放线，它的业绩已载入史册。
今天回忆“一二·一”，要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们为实现人民的共同愿望而献身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