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匀—重庆—延安

——忆由国统区奔赴革命圣地的经历
邢台市政协委员陈新潮（口述，常新瑞、王熙才整理）

　　人生道路，是不平坦的，回忆我由国民党统治区奔向延安的经历，深切地感到党的温暖和党的政策的英明。她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千百万革命志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
　　我出生在辽宁省新氏县，家庭比较穷苦。“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自己不甘心当亡国奴，便随着东北的青年学生流亡北平（北京）。《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北京也呆不下去了，我又南下．于1937年11月考入中国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属第十四期第三大队，当时校址在南京。由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节节进逼。上海“八·一三”战争后，苏州河失守，学校怕出危险，才不得不由南京迁往武汉。不久，又先后迁往长沙和重庆的铜梁。在沿途行军中，我看到国民党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心中时常充满悲愤。当时，在朦胧的意识中，想到的是将来报效祖国，收复失地，但革命之路到底如何走，真是芒然不
知。
　　1938年9月15日，我在黄埔军校提前毕业，考入国民党陆军高级炮兵学校继续深造。原校址在南京，后迁入湖南零陵（当时叫永州），后又迁至广西桂林、柳州，最后迁到贵州都匀。蒋介石兼校长，教育长是邹作华，教育处长金镜清，总队长王和华。
　　在炮校迁往贵州都匀途中路过桂林和柳州时，我和几个东北籍学生买了不少革命书籍，其中，有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我们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书我们还偷偷传阅，不懂的地方，还经常讨论，这些书籍对我们影响很深。为了使更多的同学看到这些书，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小型“抗建图书馆”，动员同学们把自己买到的各种进步书籍，送交图书馆作为“抗建图书馆”的书籍，互相传阅，还秘密组织读书讨论会各人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一些革命理论的探求。
　　1939年3月，我们随炮校到达贵州都匀，开始整训上课，学习十分紧张。讲课的老师大都是斯大林派来的苏联教官团的人，有十几名教练官。我们主要学习各种大炮布局操作等。如格兰姆法、图解法等。1939年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下令禁书，学校“三青团”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对学生思想控制的很
严，我们与反动学校当局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1939年6月间，我的好友、东北籍蒙族学生莽大龄（后去台湾）去重庆取《同学录》回来后，有的人说他和共产党人周恩来有接触，并说周恩来许给他一个少将军衔，这种谣言传得很盛。结果，被学校政治部主任伍中定听到了，他就下令将莽大龄等十四名学生抓了起来。于是我就组织了一些学生，特别是东北籍学生向伍中定要人，伍坚决不给。我们一气之下，就把伍中定扣押起来，还把学校电台进行封锁。这样一直闹了五、六天，双方僵持不下。有一天晚上，我们到校外联系同学，回来时，走到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学校派出警卫向我开枪，我急忙爬伏在土坎下，由于天黑，才没被打死。于是，事情越闹越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也知道了此事，蒋介石就指使何应钦处理这一事件。何从重庆打电报到贵州都匀，指定双方有关人员选出代表去重庆解决问题。我与王其钢同学被推选为学生代表，随炮校教育长邹作华到达“陪都”重庆。
　　我们到重庆后，住在南京饭店。在等待接见的期间，我把莽大龄同学写给宋美龄的信（莽称宋是师母，他们以前有过接触），交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张自忠将军的亲信唐武，由唐武的夫人把信转交给了宋关龄。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接见我们说：“我有个同乡，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叫我们抓住了，
不得不枪毙，我想救他也不好出面相救”。很请楚他讲这番话，言外之意，是不让我们看进步书籍，不要跟共产党走，要参加了共产党，连他何部长也救不了，以此来威胁我们。以后．白崇禧、陈诚也接见了我们。他们询问了一些炮校的情况后鼓励我们学好军事、学好大炮，报效国家。
　　1937年7月初的一天，在重庆曾家岩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接见了我和王其钢，他摆手示意我们坐下后，我便简要地向蒋汇报了炮校事件的经过。随后蒋介石操着浙江奉化口音，拉着长声慢条斯理地说：“诸生，我中正一贯爱护青年。咹，你们的情况我知道了。回校后，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我还想说几句，他把手摆了摆说：“咹，咹，回去吧，回去好好读书。”因蒋介石兼任炮校校长，他一向重视军校学生，所以军校闹事，他总是亲自过问。炮校学潮，以我们胜利而结束，莽大龄等十四名同学无罪释放，伍中定扣押不久也被放出。
　　我们在贵州都匀闹学潮的情况，共产党也早巳知道了，东北抗日教亡总会（我方党组织）负责人于毅夫、高崇民二人将我们闹学潮的情况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思来同志很关心我们，并大力支持我们，还暗中做了许多工作（这是以后高崇民同志对我透露的）。在重庆期间，我们找过几次“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同志，谈了我们的情况。他们帮我们分析说：“蒋介石这个人出尔及尔．如果再回都匀军校，万一出点事，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希望我们到延安去。高崇民对我说：“延安好，毛主席好，到延安去吧。”
　　1939年秋，在嘉陵江边的一座小饭馆里，于毅夫、高崇民邀我们这些东北流亡学生去吃饭。他俩在小饭馆中绘声绘色的向我们讲述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他们前后一直给我们讲了一个星期，越讲我们越爱听，越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高崇民讲的一句很深刻的话．激励着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他说：“要想救国，打回东北老家去，只有到延安，去参加共产党、八路军！”他俩对延安革命斗争生活的描述，使我们的心扉豁然洞开。我们当即表示．不再回都匀国民党高级炮校，决定到延安去，投奔革命。
　　以后在于毅夫、高崇民等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偷偷从重庆到宝鸡，后又辗转到洛阳、西安。在西安我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找南汉震同志，交了高崇民写给他的介绍信。后经他的安排，我和刘塞、鲁齐、尹琪、赵天平、谢国元等六名炮校同学（他们是后来陆续赶到重庆的），便坐火车到陕西省三原镇，奔向安吴堡。后来又步行十多天，经过许多波折，吃了许多苦头，才辗转到达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当时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澜波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说：“同志们冲破敌人层层封锁，从国民党军队跑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日战争，我们热烈欢迎。”他还风趣地给我们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并勉励我们向红军学习，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成长。
　　当时我想千难万难，还能难过红军万里长征？！后来才知道，这困难确实是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刘润波同志安排下，我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学习，那里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由于日寇和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大批窑洞被炸毁，住处十分困难。我们到东北干部队的第二天，就自己动手挖窑洞，窑洞挖好后，没有床就用黄土块搭起两个大土坑，到阴坡山上找了点毛草和树叶子，铺在炕上当褥子。因为我们几个是从重庆弃暗役明、偷跑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连贵州都匀炮校也没回去。所以，连被褥衣物都没带。来到延安后，那时三人发一床被子，春夏秋季节还好办些，到冬天北风一刮，我们就难熬啦。晚上睡觉时，只得六人挤在一个炕上，身贴着身，互为取暖。在延安穿衣更难，每件衣服补了又补，到了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谈到吃饭，那就更差，每天三顿小米干饭加咸菜，有时连小米咸菜也供应不上，只好自己上山挖野菜充饥。这对我们在高级炮校吃惯大米白面的人来说，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开头几天还可以，后来就咽不下
去了，真象吃黄连似的。吃野菜团子咬着牙也咽不下几口，我们一个个健壮的身躯都消瘦了。在延安吃水也很困难，这里井水少，只好吃延河水。延河在宝塔山下，离我们住地七、八里路，而且山高坡陡，行走不便。干部队的同志只好轮流去用毛驴驮水。延安附近没有煤矿，只得到东郊四十里外的柳树店一带去自己挖煤，挖出的煤还要自己背回来。每次去背煤，我们头一天晚上就要准备好牛皮纸和带子（因为没有篓子，只得用牛皮纸包煤），第二天太阳还没升起就出发．中午在半路上吃饭，背一趟就得整整一天功夫。火柴全队一个月才发一盒，别说抽烟用，光点灯也不够。每次点灯，总是先点着一盏，然后一盏盏地对着。点灯的灯油也不够，每月一盏灯发三两油，每天晚上点一会儿灯，就得熄掉。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觉得，只要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东北家乡和全国的解放，再苦再难也熬得过。
　　我们抗大当时是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白天学习，晚上站岗巡逻，课余时间和星期天是开荒种地。一天学习、劳动十四五个小时，吃、穿、住都很困难，可同志们个个都是活泼爽朗、斗志昂扬，干劲十足。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人，也没有一个叫苦的。为什么能保持那样旺盛的斗志？主要就是夺取杭日战争的胜利、解放全人类的信心树得牢。抗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做得很好。那时学校专设一门政治课，内容有哲学、政洽、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基本理论，也有国内外形势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报告和讲话，结合形势随时随地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毛泽东、周思来、朱德同志经常到学校给我们讲课。李富春同志给我们讲党史，陈云同志讲党的组织工作，王若飞同志讲党的统战工作，艾思奇同志讲哲学，郭化若同志讲军事辩证法。通过这些，使我们对整个抗日形势有了很清楚的了解，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黄河之滨集中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为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这激昂嘹亮的抗大校歌，至今四十多年啦，在我脑子里还记忆犹新。当时在延安，哪里有集会，哪里就有嘹亮的抗日歌声，延安各种形式的忆苦会、报告会等政治教育，象火集点燃一把把干柴一样，把人们抗日爱国的热忱熊熊点燃，促进人们为抗日救国奋勇献身，贡献一切。
　　经过五个月的紧张学习，我们提前结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统一分配。我和谢国元等四名原炮校同志被留在抗大三分校当教员。分配时．总政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为培养八路军的炮兵指挥员而努力工作。大约是在1942年初，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朱总司令兼任校长，叶剑英同志
任副校长，郭化若同志任教育长。我被分配到作战部炮兵科当教员。我记得，新学员到校不几天，朱总司令在他的住地王家坪办公室接见了我和谢国元等同志，他亲切地问我们来延安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说到六个人同住一个窑洞、挤在一个土炕上时，他笑着说：“住窑洞、吃小米就是英雄。”
　　时隔不久，我记得大约在1942年4月的一天下午，学校训练部部长胡克实同志叫我，让我同谢国元等四个同志立即赶到毛主席住地，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万分高兴！我赶紧喊上他们四人，整好军容风纪，立刻奔向杨家岭。我们走进毛主席的院子，毛主席从窑洞走出来，经胡克实同志介绍后，他伸出温暖的手，紧紧地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然后毛主席把我们让进屋内，招呼我们坐下后，亲切地说：“同志们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黄埔军校是国共合办的。开始三千人，一半是共产党员，发展成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又谈到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迫切需要发展炮兵，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农民起义虽然是正义的，但后来却被曾国藩这个反动头子所打败，因为曾国藩有洋枪洋炮，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斯大林说过“战争之神是炮兵”，要加强抗日力量，战胜日寇，我们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炮兵。而要发展炮兵，就靠你们这些炮校的同志们啦！
　　毛泽东同志同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谈古论今，用简单的事实说明深刻的道理，他的话句句说在我们的心里。至今想起来，毛主席谈话的音容笑貌，动作的姿势，好象就在眼前。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炮兵队伍的建立，对解放全中国、打败敌人，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
　　毛主席不仅在政治上关怀我们，而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当他知道我们的生活情况比较艰苦后，就让有关部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一条毛巾、一条肥皂、一双袜子、一副手套。伙食由大灶改为中灶，住处由六个人住一个窑洞，改为一个人住一个。这在当时延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那可是很大很大的照顾啦。
　　毛主席的接见，一直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后来，我更加努力工作，主动挑重担，拣苦吃，一个人担任地形、操练、通讯等四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为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事业做了自己应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