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黄河后套的开拓者－－王同春

子　罗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尤其是黄河后套地区（今内蒙古五原、临河、固阳、达拉特旗一带地方），今日被称为“塞外江南”，“鱼米之乡”。回顾后套地区近代农业开发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邢台人王同春。
　　王同春，字浚川，1852年（清咸丰二年）生，1925年（民国十四年）卒，享年七十四岁。
　　王同春的一生，正是我国清末民初政治极端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复杂的时期。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竭毕生之精力，致力于黄河后套地区的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事业，就他本人讲，在当时条件下虽然不可避免的失败了，但我们今天对他所从事的事业进行研究并给予客观的评价，仍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早在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顾颉刚、张相文以及现在还健在的北京大学老教授侯仁之等先生，就曾经对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事业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顾颉刚先生在《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一书的《序言》中曾说：“王同春是一个民族的伟人”。“如果我们再不替他表彰，岂不证明中国太没有人了！”因此顾老先生早在1934年，就“诚挚的恳求”凡是有人知道王同春的事迹的，都来作收集、补充资料的工作，以便能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人写出一部“这位失败英雄的传记来”。
　　本文，试将我所见到的有关王同春的各种零散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并略加分析①。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有更多的同志来关心王同春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使顾颉刚先生望人能为王同春立传的遗愿得以实现。对此，我想邢台是应当有着更为重要的责任的。

家世及青少年时代

　　王同春于1852年（清咸丰二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邢台县城西二十里东石门村一个破落的商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曾入库为诸生，以文名乡里。在那个时候，他的家庭十分富有。他祖父时，在太行山中曾有山庄数处，早中养有骡马百余头，并依此进行商业贩运，往来于顺德（今河北邢台市）、彰德（今河省安阳市）、汉口（今湖北武汉）、浦口（今江苏浦口市）、天津（今天津市）、北平（今北京市）之间。用以驮运货物和迎送大贾巨宦。到了王同春的父辈时，他的父亲兄弟三人，排行为大。王同春的二叔，善于经营，尤善使用驮轿，登山涉水，都保安全，故官宦巨贾多愿雇用，一时“王家驮轿”名扬江北。1851年（清咸丰元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始于江南，王家骡马在浦口的多为所劫。而且南方多雨，马蹄易腐，不少骡马在浦口又因患病致死，王家家境遂因是中衰。王同赛的三叔，平常素贪饮酒，遇此挫折，心灰意冷，益纵情于酒，无意生产，王家家境愈衰改，至王同春少年时，就只剩下山田十多亩，已贫困不能维持了。
　　1856年（清咸丰六年），王同春五岁，因患痘，一目失明，所以长大成人后，人们多俗称其名为“瞎进财”。七岁，入塾读书，因家庭贫困，仅半年时间就中止了。
　　原先，石门村王姓有不少人在顺德府经营制造鞍鞯鞭髻等皮货的手工作坊，技术很精，经营也好。因此该村的王胜族人，多精于这种技术。王同春有族叔王成，因在邢台家庭经济困难，就迁到今宁夏磴口和内蒙包头之西山咀子，自设皮毛作坊，制作车马用具，以与这一带的蒙古人交易。王成无子，王同春八岁时，也因家庭经济困难，就跟随王成来到宁夏磴口居住，后被收为嗣子。
　　1860年（清咸丰十年），王同春九岁，由磴口返回故乡居住五年。
　　1865年（清同治四年），王同春十四岁，又伙同众人至宁夏投奔王成。当时，因磴口临近黄河，且土地肥沃，巳有不少人在这里凿渠引黄河水灌溉田地，把蒙古人的牧场开为农田。王同春从这时起，就开始受雇为人修凿沟渠，因为他个子高，力气大，肯干活，所以人们都愿意雇用他。
　　1866年（清同治五年），王同春十五岁。这一年，他因性情暴戾，在磴口殴伤一人，不能在此立足，于是就逃到属于后套范围的包头西山咀子居住。西山咀子亦临近黄河。当时后套一带土地尚未开辟，黄河及其支流沿岸，土地虽然肥沃，但是 杂草丛生，荆棒遍野，只是蒙古人放牧牲畜的原始牧场。当时来后套的汉人不多，来者也多数从事对蒙贸易，并不重视开发这里的土地，发展农业生产。但是有一些来套时间较久的汉人商号，逐渐对发展农业发生了兴趣。有旅蒙商号万德园，知凿渠引水垦田，可获厚利，王同春来套后，就投入到他家为他修渠筑坝，受到了信任。万德园先是利用黄河支流短鞭子河，修渠引水，灌溉田地，以四川人郭大义为总管，让王同春当渠头。后来短鞭子河河口淤塞，黄河河水不能流入，灌溉失利。王同春由于在磴口数年修渠筑坝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就勘察地形，建议并亲自指导由黄河另凿新渠，以通短鞭子河下游。渠建成后，灌溉面积比前巨增，从此初步显露了王同春在兴修水利方面的突出才能。渐渐地由于在短鞭子河沿岸垦田日增，万德园获利很大。原万德园所任用的修渠总管郭大义与其子郭有元等，聚结强棍，侵夺别人田地，后来万德园开垦的田地多为郭家所占去。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王同春二十三岁时，他又投入到郭有元门下，为他管理渠工。为了拉拢王同春，郭有元将女儿嫁给他。王成家以后，一方面继续受雇于郭家，一方面又开始单独向蒙人租牧地，创牛犋②，图谋自立。以后直到王同春三十岁时，才完全脱离郭家而自行凿渠垦田。
　　综上所述说明，王同春的青少年时代家庭贫困。他从十几岁起就来到宁夏和后套地区受雇为人凿渠垦田，在长期劳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兴修开发黄河水利的经验。加上他干活不借力气，肯动脑筋，这就构成了他以后能在开发后套水利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观条件。

开发后套成绩卓著

　　黄河后套地区土地十分肥沃，地势平坦，但是雨量非常缺乏。因此能否解决引黄河水灌溉土地的问题，就成了这一带农业能否发展的关键。黄河在后套的一段，原来本有两道，在北的叫北河，在南的叫南河。后来北河渐渐湮没，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间被淤断，和南河不通，当地群众称此河为五加河或乌拉河。从黄河到五加河，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六七百里，在这一广大地区只要能解决引黄河水灌溉的问题，就会变成万顷膏腴之地。王同春终生从事后套地区黄河水利的开发，对促进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国自汉朝以来，后套地区的定居农业就曾经时断时续地得到发展，但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这种发展没有持续下来。到了明朝以后，后套地区成了蒙古民族的居住区域，他们从事游牧业只是把这块膏腴之地当成放牧牲畜的原始草场，并不知道进行农业开发。在清朝乾隆年间，据说曾有几个汉族打鱼的人来到这里捕鱼，并在靠近河流的地方，用桔槔取水，试行浇地种植庄稼，结果大获丰收。道光十三年，黄河水溢，在北岸决成一河，当地蒙古人称此河曰塔布河，河流所到之处，变成一片肥沃的土壤。那个时候，从山西等省来到这里从事对蒙贸易的人渐渐增多。有的人引黄河水灌田种植庄稼，结果也都获得了很好的收成。据说一个人可以种到一千亩，种一年可够吃十年。起初，这些种田的人只是利用天然的河流引水浇地，后来虽然也有人注意凿渠引水，但是规模都很小。后套水利的真正开发，农业的迅速发展是王同春着手自行开发河套以后的事。
　　1881年（清光绪七年），王同春三十岁。这一年，他自借银两租得蒙古三合庙喇嘛地若干顷，脱离郭家，试图自行垦殖。不久，因引旧渠的水灌田事与郭有元家发生争执，相持不下。当时，恰逢他祖母自邢台来，劝他回故乡暂避。次年春，他又与他长兄赶着牛车回到后套。到套后，因当时郭家已形成强大势力，徒争无益，他就自凿渠引黄河水灌田。渠成，初名王同春渠，不久因与郭家讲和，改名为义和渠。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所以就在名叫隆兴长的地方，起筑房屋，作为他以后经营后套的据点。从此以后数十年，他又在后套先后开凿了沙河渠、刚目渠、丰济渠、灶王河等渠。若以1909年（清光绪三十年）以前情况统计，他共在后套自行开大渠五道，支渠二百七十多道，可灌水田七千多顷（注：每顷一百亩），熟田二万七千余顷。光绪三十年，他又受清政府的委托开凿永济渠，这是后套的第一大渠。该渠长一百六十里，接黄河水入口处宽三十丈，深二丈；渠的中段宽十二丈，深一丈，各支渠平均宽十丈，深一丈，可灌田二万顷，以其水量计算，可灌田三万余顷。在后套地区他以识水性，谙地理，精疏浚闻名四方，许多人都请他指导修渠筑坝。有人修长胜渠，王亲自标定渠道，洋细指导。有人拟标定塔布河以广灌田面积，王同春为其测量地形，改口改稍（口，指黄河水流入塔布河的河口．稍：指下游泄水的支渠），水流畅通，灌溉面积成倍增加。
　　随着后套地区黄河水利的开发，导致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在后套未开发前，这里到处是一草场，鸟兽成群。二三十年后，这里渠道纵横，田畴相联，桑麻遍野，变成膏肤之乡，被称为“塞外江南”。与此同时，山西、陕西、河北、甘肃等省的贫苦农民大量拥入后套，所以农业定居人品迅速增加到十余万。在原来的茫茫草原上，出现了村舍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全新景象；五原、临河、固阳等县城随后也陆续形成和发展。在王同春开发后套的过程中，其家境也迅速巨富。据光绪三十年时统计，当时他拥有田地上万顷，自设牛犋二十七处，一年可收粮二十余万石。1891年（光绪十七年）、1899年（光绪二十八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晋、察、冀、陕等省先后大旱，他四次共调出粮食九万五千余石运到各省救灾。每次遭灾，各省灾民蜂拥来套就食避荒，他都施粥救济。其中仅以1891年为例，这一年聚集在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中心隆兴长南四大股庙一地的灾民，即达四万五千人。王同春发仓赈济，备粥锅百余具，米薪都从各牛犋送来；另还备毡作幕，作街市状，每幕十人，男女分居以安顿之。

　　王同春能够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作出这样大的贡献绝不是偶然的。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一生勤劳、孜孜以求，刻苦钻研、终成奇才。相传他终年奔跑田野，观察地形的高低，辨别土壤的类别，所遇到的情况都精心研究。因此后套广大地区的地形、土壤、水文、地质等情况，全都装在他的心中。在下大雨的时候，他常常骑马纵横田野，通过观察积水的流向，考察地形的高低。有人说他在夜间走路，每当不能辨别途径时，只要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放到灯下一照，就能知道是走到了什么地方。每当修渠遇到困难时，他低着头看，抬着头想，有时呆呆地站在渠边，整夜彷徨不回家休息。有一次，渠道已经挖好了，但水流不畅，他就在黑夜让人在原野上到处遍插香火，他登高远望，辨别地脉的高下，校正渠道的走向，终使渠水得以畅游。还有一次，他指着一块地方说：“这里尺下有水！”众人掘地一尺，果然出水。大家问他原因，他说：“地鼠穿洞深不过一尺。你们看这里地鼠穿的洞翻出来的土是湿的，固知尺下有水。”如此等等，说明他是多么的肯动脑筋和具有何等的刻苦钻研精神：他对自己的家人要求非常严格，自己也非常爱惜财物、爱护牲畜。据说他每天都是先喂牲口然后自己才吃饭。开渠时，他常常杂在工人的队伍里亲自动手干活，就连他的儿子和缠了小脚的女儿，也得和工人一起劳动或背了枪在渠上作监工。他的全家人，每天都鸡鸣而起，如果天明不起的，都要严为约束。因此他的家里人都遵守约束，按时起卧，各守职责具有在艰苦条件下创业的实千精神。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为了能够立足，他就不得不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以适应环境。据说他对手下人以礼待之，遇有婚嫁丧葬，给银例有定额；佳节宴会，例有定赏，疾病劳问，依礼而行，遇有缓急，慷慨以助，有愿意还乡或去其他地方的，亦给银五两，马一匹任其它往。对前往投奔他的邢台人，王同春就给以特别的优待。或帮助其娶妻成家，安排工作并作为自己的助手，或给田千顷、百顷让他作“二地主”为自己效力。因此在清末、民初，邢台人赴后套投奔王同春的人很多，这也是促进顺德府皮毛业向后套、包头方向发展的一个原因。在他家境鼎盛时，据说每宴摆十二席，席间多有曾任过县令、道台及其它各方面有影响的人物。对蒙古王爷、喇嘛等封建上层人物他慷慨多助，蒙旗王爷每有急需，王无不倾力相助，所以多与他结为兄弟。王同春入各蒙旗境，蒙人多跪叩迎送。
　　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作为一个靠兴修水利发家的封建地主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势力既逐渐发展，于是就招兵买马，在后套作起土皇帝来。据说他家经常养有家丁数百乃至上千人。每当农忙季节，后套茫茫田野，为其锄施及担土修渠的有时竟达数万人。王同春对这些为他干活的贫苦农民，用军法进行约束。农闲的时候施行军事训练，谁要反抗他的压迫他就进行严厉镇压，手段十分残酷。

道路艰难　气节可佳

　　王同春在后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下进行的。因此他一生道路坎坷，灾难重重，顾颉刚先生称他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这决不是偶然的。清朝政府和各级官吏勒索他，迫害他，各种乱兵、土匪冲击他，帝国主义分子威胁利诱他。如果说他在封建主义的压迫面前，还表现为逆来顺受，忍让屈服，那么他在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利诱方面却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清末民初，后套地区各种乱兵、土匪蜂起，实际上是处在无政府状态。1883年（光绪九年），豪古达拉特旗台吉秦四以草原渐辟，有碍蒙人游枚，聚集三四百人驱杀汉人，使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事业受到很大打击。1904年（光绪三十年），又有后套民团刘天锡的叛乱；民国以后，各派军阀在绥远和后套地区进行混战；1913年（民国二年），外蒙库伦叛匪大肆南侵，曾占领后套广大地区；1916年（民国五年）、1917年（民国六年），卢占魁在后套又发动叛乱。这一切无不使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事业难以顺利进行，使他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产受到重大损失。
　　清朝政府和各级官吏羡慕王同春富有，更是百般敲榨勒索，稍不如意，就网罗罪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892年（光绪十八年），清政府某官吏自甘肃赴绥远（今蒙呼和浩特市），经过后套，向其索要马匹，王未满足他的要求，这个官吏到绥远后，就诬陷王同春图谋叛乱。绥远都统原本十分惧怕王同春在后套的势力大、得民心，图谋加害已久，所以就趁此机会派兵赴后套捕拿王同春，王闻讯逃进蒙旗，方幸免于难。但是在事后，一个姓高的人先前与王因地界的争执，曾与王发生口角，就趁此机会诬告王同春杀害他的先人，上告到萨县和太原。缓远都统基于前嫌，从中支持纵容，终使王同春被往返提审于太原、萨县间，并因此入狱三年。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同春又被清政府无端系狱五年，受尽摧残折磨之苦。对王同春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清政府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推行所谓的“移民实边”政策。在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清政府软硬兼施，威胁恫吓，强迫王同春将自己几十年所凿之渠道、所置之田产一并
归官。从此以后，他的元气大伤，从个人来讲，开发后套的事业基本上失败了。
　　清末民初，又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加紧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王同春在开发后套的过程中，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行径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我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一开始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八国联军于是公开侵华，烧杀抢掠。王同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了极大义愤。是年，甘肃布政使岭春煊带兵过后套赴京勤王，王同春为数万军队筹备粮晌，制办军衣，给以积极支持。北方各省遭兵荒，王
同春献粮三万六千石进行救济。
　　就后套来讲，法国、比利时、沙俄等帝国主义分子侵入后套及周围各蒙旗时间较早。他们在那里建立教堂，网罗教民，圈占土地。每一个教堂都领有土地数百顷、上千顷，筑室设堡，自成都邑，作事非常强横。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套及各蒙旗群众出于义愤，多有打死教士、焚毁教堂的。清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卑躬屈膝，订立辛丑卖国条约，义和团运动失败。于是，各蒙旗外国教士仗势索要赔偿，数舰很大，各蒙旗多无力付给。达拉特旗群众因焚烧教堂．议定赔银三十六万两，王同春给粮一万石相助。乌审旗因杀死耶苏教士，议当赔款，因贫无法赔，议定将革碱池暂押教堂，然后由该旗设法出租，收款赎池。但该池招商认领，很长时间无人承领，所以拟将该池售于俄人。王同春闻知此事，认为‘中国权利，不可外溢”，毅然自己出资对该池予以承包。以后，他又费银三四万两开办碱场，所产的碱行销华北，名曰“乌审碱块”，收益很好。耶苏教士见王同春经营碱池收益不小，就从中阻拦，上告官府，称王“最不安分”，横生枝节，加以破坏。时外人气焰嚣张，清府畏如虎狼，不敢违教士意。王同春据理力争，不畏威胁，相持不下。最后终因受不住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他毅然将碱池交归官办，亦不向外国教士屈服，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事业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遇到危机。是年，清政府搞“移民实边”，命贻谷为垦务大臣，督办绥远垦务，以姚仁山为西盟总办，负责后套归垦事宜。姚仁山追令王同春将所属之农田、灌渠交给清朝政府。当时姚仁山督办垦务，兼理司法，淫威夺人。他纵恿一名叫陈斤小的人，赴姚署诬告王同春杀其先人陈四，姚氏继而扬言，如王同春甘心归垦，此事可以不加追究，如决不归垦，则必置王于死罪。在王同春进退两难的时候，有天主教王神甫趁机利诱王同春曰：“何不以所置之田产归之教会，……教会必厚酬君，余年可保无虞，而讼事亦必能为之解脱。”一法国人闵主教也向王同春说：“开渠拓地，在欧美皆有专利，中国人多破坏之。如交教堂一道渠则可保公之产业。”面对洋人利诱，王同春慨然答曰，“吾为中国人，不能将国土授之外人！”“生为中国人，而以渠、地归之国家，是乃国民之本分，何可妄行！”他在内外交逼之下，走头无路，毅然将数十年所凿之渠道和所置之田产一并交官，而官方仅给偿银一万五千两。
　　民国以后，王同春开发后套的事受到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长张窨及地理学家张相文等人的重视，1914年（民国三年），张窨约王同春来北平相商疏导淮河和开发西北事宜，他还受到了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1915年（民国四年），王同春随张窨等和美国、比利时的两名工程师南下视察淮河。在视察过程中，他
在外国人员面前不卑不亢，不附扣盲从，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而受到了张窨等人的尊重。视察完后，到上海，王同春与美、比工程师及张窨、章士钊等议定导淮方案，计划借比款办理。王同春、张窨等主张导淮事由导淮委员会自行处理，而比国工程师则张扬拔扈，坚持导淮事由比国独行独议。王同春等力争，协议终未能达成。
　　王同春的晚年，虽然在事业上受到了很大挫折，但他兢兢业业，在可能的条件下，仍然做了许多工作，为后套的水利开发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1915年视察淮河后北返，路过邢台，王同春在自己的故乡居住。不久，有山西人邀其至朔县，指导开凿广裕渠两道。又至应县，指导当地人开渠筑坝，引浑河水灌田二千多顷。是年冬，返回后套。
　　1917年（民国六年），王同者巳经是六十六岁高龄的人了。在这一年，有一个叫杨茂林的人在乌拉河西开凿杨家河，王同春为之相度一切，精为指导。次年，他又开凿新皂河渠、浚川渠及珊瑚湾。其中新皂河渠于1920年（民国九年）告成，渠长一百二十里，灌田面积很广。1919年（民国八年），西公旗有人开凿三公渠，王同春又被聘前往规划指导。是渠在黄河支流珊瑚河旁，欲引黄河水入渠，需跨河作坝，以提高水位。筑坝五日，将要合拢时，水自龙口冲出，深二丈四尺，溺死一人。王同春亲至前沿指挥堵口，龙口合住。在起初勘测这条渠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从另一条路线开挖。王答臼：“有沙。”众人掘地不深果然有沙，问他怎么知道有沙，他回答说：“其地蚁穴口有积沙。蚁穴深不及数尺，则凿未深，必有沙矣。”
　　1924年（国民十三年），冯玉祥率国民军至张家口，邀请当时已经七十三岁的王同春前往商议开发西北的办法。他对冯玉祥拟用军士开挖后套渠道的想法极表赞同，表示给以大力支持。次年国民军开至后套，石友三设总办署于五原，接受各渠道，督军士竣渠垦田，整修道路。五月，王奉命协助冯军督察水利，进行部署指导。
　　六月，再至黄河督修水口，因中暑得病，返家后，又患有疾，遂一病不起，二十八日逝世，葬于五原城东门外。王同春病逝，五原举城哀悼，并在墓上建了祠堂。以后每年是日，群众演戏三天表示祭奠。
　　注释：
　　①本文所依据之资料，计有：

　　　顾领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张维华：《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
　　　张相文：《塞北纪行》；
　　　《南园丛稿》卷七：《王同春小传》；
　　　张星煌：《泅阳张纯谷居士年谱》；
　　　朱寿彭所辑之《东华绪录》、光绪朝卷173
　　　民国《临何县志》、《五原王绅同春行状》；
　　　民国《邢台县志》、《王同春传》。
　　②牛犋：后套垦区的专有名词。原意二条牛为一牛惧，后引申为在后套垦区内逐渐形成的村庄，聚落的意思。